2023年病毒污名化隐喻意识操纵与应对.docx

天道酬勤 病毒污名化：隐喻、意识操纵与应对 舒绍福 【】对新冠病毒的污名化和隐喻性思考，实质是一种意识操纵。通过污名化新冠病毒，以制造范式、左右情感、合谋媒介等方式进行意识操纵，既能找到替罪羊，转移责任，又能到达丑化中国国家形象、翻新“中国威胁论〞的目的。因而，应当对新冠病毒的意识操纵进行有力的揭露、批判与对抗，使得新冠肺炎疫情回归疾病本身。 【关键词】新冠病毒  意识操纵  隐喻  污名化 【中图分类号】D9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ki.rmltxsqy.2023.22.013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恐惧与灾难，但更可怕的是，一些国家及其政客们在这样本该鼎力合作以共同抗疫的艰难时刻，却把精力放在了“污名化〞的“事业〞当中，将引发肺炎的新冠病毒煞费苦心地贴上了“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功夫流感〞等种种标签，硬是要把一个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上升为意识形态问题，不遗余力地大搞意识操纵。毫无疑问，由此会带来一系列政治社会后果，甚至可能导致政治社会风险如同涟漪般不断放大。 病毒的污名与隐喻 由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带来了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共同抗疫应当是世界各国的理性选择，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甚嚣尘上的聒噪杂音，给全球抗疫蒙上了阴影。总有人时不时有意将新冠病毒贴上贬损性、侮辱性的地域、国别标签，对新冠病毒进行种族污名化、地域污名化以及隐喻化思考，大搞意识操纵，以期到达道德审判、政治甩锅乃至政治抗争的目的。 病毒的污名化。污名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指代身体记号，而做这些记号是为了暴露携带人的道德地位有点不寻常和不荣耀〞。[1]沾上污点、受到轻视，这是污名所呈现出的典型特征，能够“使人大大丢脸〞。污名既有对个体的污名，即对人的身体和性格缺陷的污名，是刻附在人身上、带有恶名和耻辱性的标签，也包括对集体的污名，如对种族、民族等集团性污名。而随着被污名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有对人、种族和民族的污名，而且还包括将地域、技术或产品等贴上污名性的标签。一旦这些对象被贴上污名性标签，意味着其存在状态出现异常，陷入不正常的境遇，由此会遭到旁观者的贬损、否认、疑心、排斥乃至敌对。形形色色的污名往往具有同样的社会学特色，即“某个人本来可以在普通社会交往中轻易为人接受，但他拥有的某种特点却会迫使别人注意，会让我们遇见他就感到厌恶，并声称他的其他特征具有欺骗性〞。[2]侮辱性、贬损性的负面标签会使得蒙污者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与不公，遭受社会冷落和政治排斥。 污名化那么是一个动态过程，是指“人们选择人、地域、技术或产品的特征，并诋毁、歧视这种特征的持有者，甚至可能构建一套污名‘理论或‘情节来解释这种劣等性及其根源的过程〞。[3]污名化的过程就是施污者对蒙污者贴上污损性的标签，放大、夸大蒙污者的负面形象，并进一步固化蒙污者的刻板印象，集聚负面情绪和激荡社会排斥，由此引发歧视与偏见的过程。简而言之，污名化就是按照“贴标签—固化刻板印象—聚合负面情绪—引发排斥、歧视、偏见〞的进路，使得蒙污者形成“受损的身份〞的动态过程。 对新冠病毒的污名化，既选择了对人〔如将病毒与黄种人、亚洲人、中国人等联系在一起〕的污名化，又选择了对地域〔如亚洲、中国、武汉等〕的污名化。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站在道德制高点，从贴各种标签开始，对新冠病毒进行污名化，意欲把中国刻画成恐怖、邪恶的形象;不断兜售“中国威胁论〞，妖魔化中国形象，希望由此引发对中国人、华人乃至黄种人的隔离、排斥、偏见与歧视。这种污名化具有负面性、快速污染性、破坏性、顽固性等特征，一旦形成，就会刻板固化下来，并快速传播，短期难以消除与正名。 病毒的隐喻。在日常用语中，人们常用一些“特定的污名术语，以此作为隐喻和意象的一种源头〞。[4]疾病的隐喻，久而有之，古老隐喻的幽灵甚至时不时得以重现。尤其是能够引发群体性恐惧的流行病，更是常常被污名化且被附上各种隐喻。新冠病毒也逃不了这样的宿命，其被有意用作修辞学工具，或者确切地说，是被当成隐喻来使用，从而使得肺炎不再是肺炎本身，而是被附加了诸多道德判定和政治寓意。 在欧洲历史上，对疾病采取隐喻性思考方式就未曾消停过，并形成了隐喻的谱系。如麻风病、腺鼠疫等都曾被隐喻化，喻为“对宗教、道德或公共安宁有毒的〞“道德上有害的或邪恶的〞。[5]无论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历史，还是后续的欧洲历史上，只要疾病越具神秘性和病因越有多重性，就越有可能被当作隐喻来使用。中世纪到近代欧洲更多是从社会和道德意义上对疾病进行隐喻，对疾病的隐喻摆脱不了道德污染的观念，且变得越来越荒唐、歹毒，更具蛊惑性。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不正确〞“不道德〞之物的同义词。现代疾病隐喻那么更具政治色彩。“在现代政治话语中，疾病隐喻的夸张透露出一种惩罚性的观念：这并不是说疾病是一种惩罚，而是疾病被当作了邪恶的标志，某种将被惩罚的东西的标志。〞[6]在现代疾病隐喻中，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或政治状况通常被比作一种疾病，以此表示这些人物、事件或状况具有难以改变的政治邪恶性。 有研究认为，欧洲人是擅长疾病隐喻的鼻祖，并且他們理所当然地认为欧洲自身是免于疾病的，可怕的疾病都来源于异域他乡。“几百年来流行的那种欧洲作为优越文化体的观念，包含着这么一种看法，即欧洲是一个被来自其他地区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区。〞[7]疾病的隐喻存在着一个这样的事实，即将疾病的意象与异邦的想象勾连在一起，强化疾病与外国、与异域之间想象性的关联，因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将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即所谓的“瘟疫一律来自他处〞，[8]或“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9] 当前新冠病毒的新型性、隐秘性、来源不明性、传播诡异性等更是为隐喻化思考提供了极佳的时机。“正当人们预料会出现一种既弄不清病因、又极其难治的疾病的时候，这种令人色变的新病——说其新，至少是就其以流行病的形式出现而言——出现了，为疾病的隐喻化提供了一个大有用武之地的时机。〞[10]正因如此，一些欧美国家的政客和媒体极尽污名之能事，纷纷将“新冠〞替换为“亚洲〞“中国〞“武汉〞等标签。而以他名之名来命名此名，这就是隐喻。通过对新冠病毒一步步隐喻化，从而使得本是“原因不明的新型肺炎〞，变得与中国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进而转成对中国的人与制度乃至亚洲、亚裔的道德评判和意识操纵。对新冠病毒的隐喻，“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11] 病毒污名化的意识操纵 污名不仅具有社会学特色，涉及虚拟的社会身份与真实的社会身份之间的差距与特殊关系，而且还具有政治隐喻和政治意象的意义。污名化过程既能塑造出蒙污者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牢骚、他们的期盼、他们的政治〞[12]，还能暴露出施污者的政治考量与政治谋划。由此可以说，借新冠病毒进行污名化，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化，是利用新冠病毒的污名与隐喻进行意识操纵的过程。如美国学者大卫·雷斯曼所说：“我们构建了一种污名理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用来解释他低人一等和他所代表的危险;它有时将基于其他差异的敌意合理化了，比方将基于社会阶级差异的敌意合理化了。〞[13]通过对新冠病毒贴标签、泼脏水，让群众持有并固化歧视性的态度，进而挑起对他者、异域或异族的集体行动和意识之争，引起蒙污者与常人之间的疏远、敌意甚至敌对。 作为统治技巧的意识操纵。从词源学来理解，“操纵〞一词本义是指“收与放〞，引申为“控制或掌握〞，并进一步转义为“機敏的控制，甚至是隐秘的控制〞。当操纵逐渐从控制机器的技巧转为控制人的行为的技艺时，“操纵〞已成为一种隐喻，就是指代“为群众的意见、志趣、情绪甚至心理状态编制程序，其目的是为操纵者制造出所需要的行为〞。[14]一旦“操纵〞前面再加上“意识〞，那么这个词所隐喻的现代意义就更加清楚了，就成为权力运作和政治统治的一种方法。“意识操纵是通过人为的行为编制程序来对人施加精神影响的一种统治方法。这种影响用于人的心理结构，是暗中实现的，其任务是按照权力当局所需要的方向改变人的意见、愿望和目的。〞[15]美国的现代社会学词典也将“操纵〞一词定义为：“运用权力的一种形式，拥有权力者在运用过程中影响他人的行为，但不去揭示行为的性质，而这行为又正是他期望人们做出的。〞[16]在穆尔扎看来，了解意识操纵的隐喻、隐秘性及其所采用的种种工具和方法是必要的，既是为了免遭操纵，也是为了对意识操纵进行有力的对抗。因为说不定哪一天，意识操纵就会天崩地裂般砸下来，令人措手不及。 与过去不加掩饰、直接以赤裸裸的强制、暴力镇压不同，现代西方国家更加注重操纵技艺的运用。在马尔库塞看来，兴旺工业文明就是如此，其势力范围内“各种各样制度存在的实质，已不在于使人们能够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在于使人们能够选择不同的操纵和控制技术〞。[17]作为权力手段的意识操纵是欧洲的产物，不过它虽然“诞生在欧洲，但美国从一开始便成为群众意识操纵这一概念和操纵技巧的主要缔造者〞。[18]面对日益觉醒的民众，柔性的、隐性的群体诱导与意识操纵成为美国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正如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所说：“在西方，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而老谋深算地操纵公众舆论是被精心隐蔽的，……它不是控制我们想什么，而是控制我们想的是什么。〞[19]通过操纵意识而潜入被操纵者的心灵，诱使被操纵者在潜意识中自愿去做出符合操纵者目的的行为。 作为统治技巧的意识操纵之所以能够在兴旺工业文明国家滥觞，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学与技术的成就，科技使得操纵更为便捷，也愈加隐蔽。现代社会逐渐建立与开展起来的科学与技术体系，为有效操纵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手段，为物质和精神机器的总发动提供了理性化、技术化、神秘化工具。马尔库塞甚至认为，在兴旺工业文明和后工业社会，科学和技术甚至异化成意识形态，具有工具性和奴役性的鲜明特征，发挥着奴役人和统治人的作用。“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20] 意识操纵的策略。“可控的灾情是有效操纵的条件。〞[21]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不仅是医学上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往往成为文学所关注的选题，当然，也毫不意外常常又会成为道德和政治议题。由于传染性疾病通常有普遍性、传染性和神秘性的加持，对操纵者来说，这机遇确实万分难得。“这种局面对意识操纵者们来说大概是一份意外的礼物。在这种情况下，也正像在其他类似情况下一样，人们的易受影响的几率大幅度提高，其心理抗御屏障出现了裂缝。〞[22]正因为这样，当前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仅是疾病，不仅仅是一个医学事件，也成了文学的、经济的、道德的乃至政治的事件。对新冠病毒的污名化和隐喻性思考，实际上已从不同向度烙刻上意识操纵的印记。概括来说，对新冠病毒进行意识操纵的主要手段至少包括但不限于制造范式、左右情感、合谋媒介等。 1.制造范式。库恩开辟了关于“范式〞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但到底何谓范式？他认为，“按照其已确定的用法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23]有时候他又说“范式是团体承诺的集合〞，或者说“范式是共有的范例〞。[24]库恩认为对“范式〞最有新意的理解就是将它视为“共有的范例〞。范式越是精巧，越是精准，就越是能敏锐地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宜方式。也有词典将“范式〞一词界定为“个人意识和群众意识不可分割的组成局部。由于有了它，意识中对某些信息和思维过程的认识才有可能得到必要的简缩……〞[25] 范式具有构造功能，因而常常成为意识操纵的主要“材料〞之一。意识操纵中所说的范式，是指虚构的范式，是捏造的、灌输错误的理念或模式。为了到达意识操纵的目的，操纵者“经常要预先加强或预先建立必要的范式——要‘压出车辙来、‘刻出螺纹来〞。[26]这种预先建立起来的虚构范式并不是随意构造的，而是要花大力气去深挖被操纵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了解他们的情感态度和思维，从他们已有的意识之中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