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论陈嘉庚的爱国主义精神.docx

论陈嘉庚的爱国主义精神 [提要] 陈嘉庚是中国侨界永不褪色的一面光辉旗帜。毛泽东盛赞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称他为“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这些饱含真情的评价，是对陈嘉庚历史功绩的高度概括与肯定，也是对嘉庚精神的高度凝练与赞扬。嘉庚精神扎根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又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内在相通，在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传承、弘扬中，是不可或缺的组成局部，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达。 [关键词] 嘉庚精神；爱国主义；民族气节；与时俱进 [作者简介] 李珍：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陈嘉庚诞辰140周年时，曾去信集美校友总会明确指出，陈嘉庚“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他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永远值得学习〞。这些话，充分肯定了嘉庚精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陈嘉庚热爱祖国，倾心家乡开展，尤其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他的一生将几乎所有财产全部投入到教育事业。这种“毁家兴学〞的胸襟与气魄，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作支撑，是很难想象的。有人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倾资办学？他说：“我要为国家为人民而奋斗〞。“为国家为人民而奋斗〞也恰恰是他最好的人生写照，也恰恰是嘉庚精神的核心与精髓——爱国主义的直观表达。这种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跨越时空，至今仍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辉，鼓励着后来者为国家、为民族恪尽职守、自强不息。 一信念坚决 矢志不移 陈嘉庚“为国家为人民而奋斗〞的信念始终坚决、矢志不移。他以自己毕生的行动，诠释了海外赤子对“爱国〞一词的深刻理解。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陈嘉庚极好地践行了这种精神，并为它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他的爱国思想，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不断升华的开展过程。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但其本质属性从未改变，那就是对外坚守民族气节、对内致力于民族复兴，一切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 陈嘉庚17岁时即出洋谋生，虽然生意成功、家境富裕，但却摆脱不了帝国主义的打压、欺凌与逼迫，摆脱不了“海外孤儿〞的悲凉境地。深受祖国贫弱之苦的海外华侨，对于祖国的统一、强大，有着更为深切的渴盼与希冀。所以，陈嘉庚倾其所有支持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而不求任何回报。他曾在一次集会中说：“我海外侨胞对国内任何派别，只有义务而无权利，……我国政治如能办好，华侨人人心理中之愉快，比之霎时获利数十万元当更狂喜。〞“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刻画出他对祖国、对民族毫无保存的热诚之心。 〔一〕 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是陈嘉庚始终恪守的原那么。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迅速号召东南亚侨民举行大会，宣布要“多量而持久〞地进行筹款，提倡华侨义捐，并带头捐款。后来，他又利用新成立的南侨总会，发挥自身影响，响应祖国号召，团结、发动、组织广阔华侨，踊跃捐款捐物，无条件支持祖国抗战。据不完全统计，在东南亚被日军占领前的五年间，华侨汇款和义捐总额达五十余亿元，是国民政府1939年军费支出的3倍多，“政府所倚赖全属华侨外汇〞。1940年回国考察之后，他转而把中国革命与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不畏国民党的打压，利用一切时机宣传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和政治主张。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应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之邀，抱着“凡事只要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依归，个人成败应在所不计〞的信念，回归祖国，为国家、民族的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陈嘉庚在这些关键时刻的历史抉择，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民族精神。 〔二〕坚守民族气节 坚守民族气节，是陈嘉庚最突出的性格特征。1928年，由于坚持宣传抵抗日货，陈嘉庚的胶品制造厂被人焚毁，遭受重大损失。紧接着，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加上办学投入过多，陈嘉庚的企业经营每况愈下，资金周转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有英国商人要以包销为条件订购他的商品，提出“我英国的权利不容他人染指〞。虽然这笔生意利润可观，翻身可望，但他从中看到了外国资本的贪婪无情，认为受其钳制必无前途，遂决定企业全部“收盘不干〞，宁可“商业完全失败〞也不愿受制于人。抗日战争期间，他对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极为愤慨，把这位昔日旧友毫不客气地比作秦桧、张昭等卖国贼，并为国民参政会提出了被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即“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此案一出，国人精神为之一振，汪精卫迅速陷入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作为商人，他没有屈从强权、奉迎“潮流〞，而是把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表达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贵品格。 〔三〕毁家兴学 毁家兴学，是陈嘉庚一生坚持的事业，也是他救国救乡的重要途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政混乱，外侮日深，国几不国，陈嘉庚忧心如焚，大声疾呼：“吾国今处在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他认为，为使国家防止覆亡厄运，就必须发愤图强、振兴教育、启迪民智、改革政治。这样才能促使国家富强，抵抗外国侵略。因而，他义无反顾地投入教育事业，“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在经商顺利、资金充裕时他慷慨解囊；在受到打压、公司关门的困境中，他依然坚持“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百折不挠，竭尽全力，以致到达了“毁家兴学〞的地步。新中国成立后，办学条件有了更好的保障，他仍然放心不下学校事务，婉拒周恩来定居北京的建议，而把大量精力放在亲自督办校舍扩建、设备补充上。陈嘉庚去世之前，仍念念不忘“最紧要的是国家前途〞，集美学校一定要继续办下去。用一生的时间不计代价地做一件事，对陈嘉庚来说，其内在的精神动力，就是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就是改造社会、振兴国家的宏伟理想。 二高瞻远瞩 与时俱进 陈嘉庚的“为国家为人民而奋斗〞，具有高瞻远瞩、与时俱进的突出特点。与时代同前进，与国家共命运，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他常说自己“不懂政治〞，但是他对历史、对社会开展大势，却往往有极高明的认识及判断。这种判断，来自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更来自于他以祖国前途为己任的历史担当，还来自于他对正义事业的矢志追求。这一特点，是陈嘉庚的爱国情怀得以升华为时代精神的重要前提。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有人曾向陈嘉庚请教经商经验。他给出了两个建议，一要有祖国做靠山，二要有经济的眼光和政治的眼光。两条经验中“经济的眼光〞这个看似“扣题〞的答案，只能算半条。而在陈嘉庚的心目中，经营工商业的前提条件，即“祖国强大〞，“祖国做靠山〞是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没有这个前提，再高明的经营手段都难有作为。因而，他把经商作为从事社会事业的一种手段，认为自己的最终目的不是赚钱，而是为了“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大局观，他看问题、想事情总能跳出个人得失，站在时代的最前沿，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最终成就其一生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伟大事业。 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是陈嘉庚最大的理想与信念。为此，他于1910年参加同盟会，与清政府划清界限，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走上了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前途紧密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日渐显露后，他在1928年即发起抵抗日货运动，后来又支持国民政府，高举抗日旗帜，为祖国抗战大业奔波疾呼、殚精竭虑。1940年，他为了解国内抗战的实际情况，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亲自赴延安考察，最终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实现了一生中里程碑式的转折。围绕这些变化，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虽然几经改变，但决定这些改变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利益。但凡对国家前途有好处的事情，他就克服一切困难去做；但凡有损于国家前途的事情，虽然对一时的名利有益，他也坚决不做。追随孙中山先生，是为了推翻清政府，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坚持抗战救亡，是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支持中国共产党，是为了赢得抗战最后胜利，实现政治清明。对这些历史“关节点〞的准确把握，充分表达了陈嘉庚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和历史洞察力。 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时刻关注，使陈嘉庚心怀天下，对大趋势、大变化了然于胸。据其身边的人回忆，他在日常言谈中，很少说及私事，所谈大都是爱国爱民的大道理，关切的是战事的开展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对个人的险难处境，他泰然自假设。面对日军的追捕，早早做好了“一死以谢国家〞的心理准备。但是，对于大家普遍关心的战争开展趋势，他却非常敏锐，看得很准。避难爪哇期间，日军猖狂，不可一世。他利用敌报中一鳞半爪的消息进行探究推敲，得出了盟军必胜、日军必败的结论。后来的历史开展，果然证明了他的判断。抗战结束后，他很快洞察了蒋介石的专制图谋。1945年10月，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签订，很多人为祖国统一在望而欢欣鼓舞，唯陈嘉庚根据自己对国共两党的了解，用“还政于民，谋皮于虎〞来表达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内战爆发之后，他又很快抓住问题的本质，把战争发生和扩大的根源直指美国的武装干预，指责他们“多方援助贪污专制之蒋政府以助长中国内战〞，“长此以往，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同时，他又满怀信心地指出，“美国援蒋必败〞、“蒋府必倒〞、“祖国光明在望〞。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观察问题，判断大势，需要智慧与谋断，更需要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使命感。在这一点上，陈嘉庚堪称后世楷模。 陈嘉庚善于观大局、识大势，却从不利用这一点为个人谋私利。舍利取义是他坚守的人生信条。在明知削减办学经费就能使企业渡过难关、东山再起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把维持学校用度放在第一位，认为“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把“个人之荣枯〞置之度外，从不懊悔当初的选择。在国共两党军力、财力比照悬殊的情况下，他坚持从道义良知出发，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不为所动，不违心地为他们说好话，而是决定“凭余人格与良心，决不指鹿为马〞，如实向外界讲述延安故事。他个性严肃耿直，对错误的东西直言以陈，不假辞色。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老朋友共产党人的错误，都是如此。胸怀天下而不谋私，顺势作为而不谀世，在他身上得到了高度的统一。 三紧跟革命 追求进步 陈嘉庚的“为国家为人民而奋斗〞，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事业息息相关。爱祖国与真诚拥戴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在他看来是密不可分的。陈嘉庚早年即怀报国之志，曾经尝试过各种救国途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乃至直接支持辛亥革命和国民政府抗战，然而却屡遭挫折，时感失望，他深感“对国事忧虑悲观，无时或已〞。在对延安作实地考察之后，他一扫胸中抑郁之气，感到豁然开朗，从此决定了救国报国的方向。当时，陈嘉庚已经66岁。但是，晚年的这次历史性转折，却使他的爱国情怀进一步升华，散发出不断进取、超越自我的耀眼光辉。 从拥护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为“正统〞，到认定“延安共产党必胜〞，是陈嘉庚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必然结果。陈嘉庚支持蒋介石，认其为抗战领袖、国家元首，是为了团结抗战。但是，对于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他始终深恶痛绝，即使是蒋介石亲自劝说，也不肯参加国民党。1940年5月底到6月初，陈嘉庚在延安考察，共停留了9天。9天的耳闻目睹，使他的思想认识发生巨大变化。后来，他在陈嘉庚言论集自序中回忆说，“到延安后，所见所闻，不管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军事那么与民众合作，联络一气，同甘同苦，推诚相待。至政治方面，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那么，纪律严明，秩序整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其他兴利除弊，都积极推行。〞这些崭新的观感，让陈嘉庚“无限兴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由此不难看出，延安进步、民主的政治生态、社会风气，使他认为共产党实行的是真正的三民主义、坚信抗战“最后胜利可期〞的关键因素。 从服膺三民主义到衷心拥戴社会主义，是陈嘉庚爱国情怀的伟大升华，更是他“为国家为人民而奋斗〞伟大事业新的历史转折。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办教育、办实业，一心一意为祖国建设出谋划策，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可、拥护直接相联。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曾三次在全国范围作旅行考察，祖国各地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他感奋不已，更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