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吴达元的博马舍研究.docx

吴达元的博马舍研究 许童星 ：吴达元于1930年赴法留学四年并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致力于教学和著述，为我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和教学做出杰出奉献。同时，民国时期以留学生为主的外语习得者形成稳定的译者—作者关系，吴达元与博马舍便是其一。本文试图从吴达元的博马舍研究出发，管窥民国留法学人对法国文学的接受。 关键词：吴达元;博马舍;留法学人 吴达元于清华大学外文本科毕业，免试成为清华第一届外文研究生，1930—1934年留学法国，以法国语言文学的两年学习为始，逐渐深入法国文学的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戏剧发挥最大的民众宣传作用，现代戏剧出现非常活泼的状况，法国戏剧掀起热潮，吴达元作为留法归来的爱国学子也积极投笔参加其中。战争期间吴达元翻译出版了博马舍费嘉乐的结婚（又名，狂欢的一日）（1941，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解放后又翻译博马舍塞维勒的理发师（195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重译了费加罗的婚礼（1957，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并帮助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于1962年排练、演出该剧。 作为将博马舍引入现代中国的先驱翻译家，吴达元的博马舍评介是这个领域早期的代表性成果，尽管采纳了国外学术界的研究，也不乏有自己深刻的见解，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已经具有强烈学理觉悟。但是，吴达元采用的批评方式仍旧是基于建国初期盛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原那么和方法，这种从一种方法和理论出发的研究不免显得单一。同时，吴达元对戏剧作品的选编和评论明显接受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美学思想：真实反映生活，强调戏剧的社会使命和教育作用，继承19世纪俄罗斯革命民主派朴素唯物主义的美学观点。包马晒“与费嘉乐的结婚〞“费加罗的婚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塞维勒的理发师〞的人物形象是吴达元在这一时期对于博马舍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1），显示出这一时期他对于博马舍研究的主要论点，从整体上表达了这位民国留法学人对于外国文学的感知与想象。 包马晒“与费嘉乐的结婚〞的底本是1936年发表于大公报题为费嘉乐的婚礼的译序，1940年戏剧与文学在保持底本主要内容不变，更新少量译名和题目后再次将其发表。（2）文章首先介绍博马舍并借原作序言中故事阐释其创作动机，接着表达剧本历时六年七次检查后才得以在法公映的情况，吴达元重点分析的是剧审过程中博马舍的雄辩和不畏权贵，并介绍了此剧外传以及模仿、歌剧改编盛况。吴达元明确指出博马舍此剧的成功和被路易十六忌惮的原因是“新〞，表达在其结构复杂、朦胧肉感描写和剧烈挖苦三方面。吴阐述博马舍处于古典派向浪漫派过渡时期，此剧是浪漫主义先驱，虽保守古典派的三一律却结构繁复，含唱歌、舞蹈、结婚仪式等多样形式，时长五小时却冲突迭起而牢牢抓住观众眼球。剧作上演后，因大胆的批判、露骨的感情不断被推至风口浪尖，而博马舍在序言中成功辩护。吴达元指出这部剧遭到封杀的主要原因是对当时社会制度和传统的辛辣挖苦和攻击，并从当时法国的社会民众期待方面阐释剧作的启示意义。指出十七和十八世纪上半期的戏剧仅是局部人专有物，博马舍的这部作品却因描写下层阶级而取得其共鸣，对贵族和朝臣挖苦和嘲笑也显而不专，因而虽直指路易十六，却在上演受阻后轰动公演。 “塞维勒的理发师〞的人物形象于1957年发表于西方语文。（1）吴仍旧先对剧作上演进行事实性陈述，详细论述剧中衰老和新生的矛盾、自由与奴役的搏斗、自由解放的进步世界观和封建权威的落后世界观的搏斗，重点突出费加罗的人物塑造，认为博马舍在剧中塑造四个不朽典型形象，因而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在剖析霸尔多洛时，吴达元看到他虽然是个资产者，实际却是个封建落后、仇视人民的顽固分子，认为这样的塑造较莫里哀的阿尔诺勒夫显得更精明、饱满。进一步将罗丝娜与莫里哀塑造的同是为婚姻自由而斗争的阿涅相比较，认为基于博马舍创作的时代背景，罗丝娜承担着争取自由解放的任务，被赋予更多的革命性，相异于阿涅的等待被解放。吴达元认为阿勒马维华伯爵是一个具有新气质的贵族，面对感情自由且自决，较当时古典戏剧的人物更具浪漫色彩，同时他也注意到这个人物在博马舍整个创作中的由正面形象到反面形象的复杂性变化：“在‘塞维勒的理发师里，我们看不出有什么虚假、不真实的地方。博马舍要到‘费加罗的婚姻才把他那种厌旧喜新、追蜂逐蝶的剥削阶级的腐朽性格揭露出来……博马舍通过伯爵的形象，反映了当时阶级对立的客观情况，揭露贵族阶级丑恶的思想感情，这就加强了他的喜剧的现实意义。显然，这种揭露，在‘塞维勒的理发师里还不是很锋利显著的。他要到第二部曲才更进一步揭开贵族阶级的阴暗面，在‘费加罗的婚姻里伯爵便成为一个反面人物了〞。（2）吴达元通过比照莫里哀太太学堂，指出博马舍较莫里哀最大的进步是费加罗的塑造，因为莫里哀处于十七世纪封建君主专制稳固上升的时代，所塑造的仆人仅是伪善的调停人，在客观效果上却保护着贵族工商业，因而对主人依附性较大。至博马舍的十八世纪是君主专制的崩溃和腐朽，处于第三阶级的费加罗虽是伯爵的旧仆人却拥有独立人格，在政治、社会、文化都有自己见解。吴达元赞美博马舍反映广阔人民群众的思想，以及通过强有力且富有政治意义的台词引起了进步人类的共鸣。 “费加罗的婚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1958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3）这是一篇篇幅较长，在当时最具有深广度的佳作，后世很多博马舍研究的观点都难脱于此文。文中依旧强调剧作上演前的风波，结合法国社会状况凸显博马舍的意义。剧情分析从人物矛盾入手，剖析出7对次要和1对主要矛盾，强调剧情的复杂及冲突的多样化。结合博马舍的经历、时代环境等从挖苦喜剧的定位上阐释作品的高思想性，强政治挖苦性，揭露社会黑暗的现实性以及先进的思想启蒙意义，又从上演的形式、舞台、人物、情节矛盾冲突阐释作品的高艺术性，认为此剧“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整部喜剧表现着一场非常锋利的阶级斗争，费加罗在这场斗争中是反封建阵营的主将〞，（4）赞其为“不朽的现实主义作品〞。 吴达元以恩格斯“论现实主义〞来赋予这部作品文学价值，联系其戏剧主张将博马舍作为一个文学事件，侧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和文学功用论分析，显示出明显的阶级进步意识，凸显文学于启蒙运动的工具性作用。同时又随大潮，学习苏联理论，虽脱离印象式大表达却又流于单一和浅显。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第一次转型与师法外国文学密切相关，自晚清起文学翻译高潮不断，翻译家作为首当其冲的中介向国人介绍传播优秀的外来文化，吴达元对博马舍作品的翻译研究随时代落去，在这之后对古典主义戏剧和戏剧理论的兴趣转向预示着当代中国将迎来总结和理论建设升华，中国当代戏剧的民族化在理論和舞台实践上得以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