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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弗朗西斯
培根
杜马
具象
人物画
比较
天道酬勤
弗朗西斯·培根与马琳·杜马斯具象人物画的比拟
彭澎
:弗朗西斯·培根與马琳·杜马斯是20世纪到21世纪初的两代人物画巨匠,为现代绘画至当代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身处两个时空,但是两位卓越画家的创作有着很多的相似处,本文回忆与分析了两位画家的成长历程,以“暴力与死亡〞、“社会与身份〞和“异质性〞这三个方面具体比拟了他们作品的异同点,为人物绘画语言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弗朗西斯·培根;马琳·杜马斯;人物画
自古希腊以来,人对人类本身的关注与兴趣激发了艺术史中人类形象的饱满进程,从希腊罗马的完美理想,到文艺复兴的神圣伟大;浪漫主义的激情洋溢,到现实主义的冷漠逼真;表现主义的凶猛露骨,到波普艺术的机械复制,人类自己的形象始终是艺术中不可缺席的一个要素。二战之后,艺术中心也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现代主义艺术的美国意志空前地向个体精神内部延展,逐渐使绘画走进纯抽象语言形式的象牙塔,具象的人类形象由此缺失,直至后现代艺术将绘画判了“死刑〞,人的身影虽出现在各种新媒体艺术中,但绘画仅有很少一局部艺术家坚持,而剩下的具象人物画家,默默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不为身边疯狂的新艺术盛宴所撼动,几十年如一日,随时迎接再一次复兴。
弗朗西斯·培根与马琳·杜马斯是二战至今最著名的两位具象人物画家,也代表了二战后的两代人,培根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不列颠群岛最著名的人物画家,马琳·杜马斯那么被公认为现今全球最著名的女权主义艺术家,他们在现实中没有任何联系,但他们的绘画使他们有了共同的特质——争议而伟大。
1909年,出生于爱尔兰的培根,童年时不断在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迁徙。1927年,培根16岁时他离家前往巴黎,居于柏林和巴黎。童年频繁的迁徙、严苛冷淡的家庭生活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培根从小就喜欢易装,父亲无法容忍他的性取向和易装癖。有一天,父亲发现他在镜子前美滋滋的试穿母亲内衣,将他赶出家门。培根曾屡次和朋友们开玩笑,说对艺术家而言童年就是一生,这样的童年很难说没有给培根内心带来什么。
1929年培根定居伦敦开始接触油画,他早期的风格承袭了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培根在魏玛时期的柏林受到先锋电影大师的影响,在日后的绘画中,常常见到电影场景或人物的介入,比方蒙太奇开山之作战舰波将金号中尖叫的护士,就被培根画在了他的教皇系列中。也因此他的画中总带有运动感,但他的动态并不按线性时间的进程,试图创造新的表达和感受时间的方式。1945年,他第一张惊世骇俗的三联画作品三张十字架地下人物的素描震惊了所有经历过二战残酷的人。培根说他看图像都是成系列的,所以他喜欢画三联或二联画,以表达主体的次序或变化。之后培根越来越展现出自己的破坏力,他的画面中扭曲的躯体与面孔宣泄出一种燃爆似的不确定情绪,使画面罩上一层黑暗压抑的死亡阴霾,展露了当下人类普遍丧失信仰后的痛苦与无助。
马琳·杜马斯1953年出生于南非开普敦一个酿制葡萄酒的农庄,父亲是酿酒师,由于长期酗酒而死于肝病,致使年仅 12 岁的杜马斯成为一名单亲儿童,给她的童年生活埋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记忆。杜马斯从小便跟着母亲相依为命,由于长期的种族隔离制度,致使杜马斯童年生长环境相对闭塞。杜马斯从小亲眼目睹了有色人种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种种族隔离及种族歧视的政治制度下,杜马斯在白人倡导和营造的团体式、封闭式文化背景中成长是极其痛苦的,她既有作为白人的负罪感,同时也非常的愤怒与不满,同情有色人种的遭遇,这种深刻复杂的几种情感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既同情又愤怒的复杂情绪,这种情绪在她后来的艺术创作中集中的流露出来。杜马斯的生长环境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其艺术创作的思想来源,她以自身强烈的视觉感官和心理体验,以简练的写意性绘画语言,给观者以表象感官愉悦,以其独特视角向观者书写自己对社会中人的看法。杜马斯的作品暗示现实世界的精神混乱,揭示当下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脆弱和压抑,承载时代精神。
从两位画家创作的思想来源来看,他们都受到不幸的童年和所处特殊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他们绘画的恐怖面貌,也许并不是那么的巧合。经分析,从他们的绘画特征看,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探讨。
一、暴力与死亡
两位画家作品中的暴力色彩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往往看到似乎是经过外力破坏的人的肉体,在培根1966年所作的一幅叫做乔治·戴尔头像的习作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明显风格,这是关于他当时的情人乔治·戴尔很多肖像之中的一幅, 年轻帅气的戴尔原本一无所有,但在一次对培根的行窃过程中,被培根原谅并收留,他依附培根生活,成为培根的情人和绘画对象,但很长时间内,他们并不能融洽相处,地位和才华的悬殊,使得戴尔沉浸在抑郁之中,1971年10月,培根在巴黎大皇宫举办大型回忆展的第二天,戴尔被发现死在厕所马桶上。戴尔的死深深影响了他。他意识到泼洒金钱,制止戴尔偷窃,剥夺了他的身份,也终结了他存在的理由。在这幅画作中,培根一如既往地将头部拆解,解剖学已经失效,血色和灰色交错纵横,结构破碎又因某种有机的秩序糅合,仅剩的一些眼部可以看出对象的痛苦与绝望,也许培根早已觉察端倪,并粗暴地展现在画中,但他也无能为力改变戴尔的命运。这种暴力色彩和死亡的气氛同样也是杜马斯特有的,她的题材中经常出现死去的人物,或是受到暴力的人,在死亡的梦露中,她描绘了死去后的明星,这个梦露和我们印象中的完全相反,苍白和稀疏的头发,浮肿的脸部,似乎看得出精神或肉体遭受的暴力,虽然没有像培根那样疯狂地破坏,但使用晕染和泼洒的色迹,仿佛有种内在的破坏力在皮肤之下慢慢腐蚀对象,最终破败腐坏,阴郁的蓝灰色调充满整个画面,让人心有余悸。两位画家都用恐怖的面貌表现暴力和死亡,深触观者内心一直回避的肉身痛楚,使人不寒而栗,意识到战后与消费时代同样给个体带来的损伤。不同的是,培根是从外向内用力,使对象外表破碎而展现内部力量,而杜马斯那么人物外表相对平静,而从色彩和技法上使观者觉察到内部隐隐流淌的暴力要冲破表皮。
二、社会与身份
作为现代主义绘画转向当代绘画的重要画家,他们的画作对所处时代的社会都有或多或少的反响,对于人而言,在社会中的存在就是身份的存在,没有身份人将无法定义自己,个体在社会中处于什么身份,决定了他可以做什么,别人会对他做什么。作为人物画家,他们自然要思考人与社会的关系,转而研究身份对于人的意义,培根对媒体与杂志中的人物图片很感兴趣,对美术书中经常出现的维拉斯贵支著名的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进行了重复的解构,同时是对其身份的解构,教皇代表了当时社会最高的身份,培根将感兴趣的口腔与被屠宰的动物等意象融合在教皇的形象中,使原本含蓄的表情变得可怖与赤裸,仿佛在惊恐地咆哮,也许这就是培根表达当时社会与身份冲突的方式,画家的情感彻底地宣泄在作品中,培根同样改造画家朋友,摇滚明星,广告图片等形象,使不同人物的身份都带有荒唐与戏虐的气质。而杜马斯同样对身份有独特的思考,由于她成长的特殊环境,她主要以种族问题为对象,有色人种是她表现最多的身份,作品常用水墨或单色油彩晕染,主要以灰黑色为主,而少量隐蔽的色彩,使人物看上去不安、腐坏和暴力,画家以此来表现了往昔有色身份在南非社会的遭遇。杜马斯还有大量关于社会政治人物,恐怖分子,明星,儿童,女性的作品,充分说明了她对社会不同身份的关注和看法。
三、异质性
在两位画家的绘画中,我们还能明显地感觉到一种非同寻常的,形而上的视觉组合特征,可以把它叫做异质性,异质性的特征一般是在既定含义之外的,从根本逻辑上异化的一种质态,在绘画中,就是对一般绘画知识的忽略,从绘画观念或技术逻辑上的一种颠覆,形成不可解释的异化形态。这种异质性恰恰是当代绘画应该具有的,因为一旦做到进入个人私密精神内核,一定有一些独有的形态被带出来,形成一股批判力。比方培根的斗牛士习作NO.2,像很多他的作品一样,事情发生在一个诡异的封闭空间,左上角有一块弧形的墙面,而之中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圆点,姑且认为是观众,在这个弧形的场地,有很多圆的因素,在培根特有的扭曲肢体的语言之外,似乎这些圆形色块,颜料摩擦的痕迹,甚至字母的出现,给平面带来了上述异质性,也许是斗牛的场面打动了画家,但是异质性的形成是画家不可控地自由表达的结果。同樣在杜马斯的很多作品里也能觉察一种异质感,在1984年所作的玛莎—西格蒙德的妻子中,有她代表性的晕染技法,极致的黑白反差,将一个温文尔雅的妻子形象彻底颠覆,与培根不同的是,她的异质性来源于对人物面部细节的异化,一大块不知缘由的红色,消失的嘴部,背景的痕迹,不由自主地出现又隐去,使面孔变得骇人,与作者心理状态越来越接近。
通过比拟了弗朗西斯·培根与马琳·杜马斯两位画家作品的种种特征,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物画在20世纪到21世纪,现代艺术到当代艺术的转变,两位画家代表了两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绘画艺术,但在精神本质上又有许多承接与联系,为21世纪之后的人物绘画提供了珍贵的线索与思路。
参考文献:
[1] 后现代之后——后前位视觉艺术[M]邵亦杨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10
[2]景观社会的图像与绘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欧洲绘画研究[J]范晓楠 著.清华大学艺术学院.2023.5
[3]马琳·杜马斯[M]孙建平 主编,河北美术出版社,2023.5
[4]绘画与观念[M]王林 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