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元明公案文学智判之发展规律研究.docx

元明公案文学智判之开展规律研究 摘 要:公案题材文学是古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官员以自身智慧判案的描写即“智判〞 是其要点和出彩之处。宋元明公案文学经历了智判描写由简单到详细、智判方法由单一到丰富、判案情节由简单到曲折,小说语言运用由文言到白话俚语的过程。 关键词:公案 智判 开展 在元代,公案戏是元杂剧的重要题材之一,现存魔合罗、勘头巾、灰阑记等十余种。公案题材文学进入明代,突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拟话本和白话短篇公案小说集上。最有代表性的是“三言〞、“二拍〞和百家公案、海公案等。文学的开展总是由简单到繁复,从不完善到丰富完善,公案小说中的智判也遵循这一规律。 一、智判描写的开展 受文体影响,判案描写由简单到详细。宋代的公案小说主要是文人笔记小说,其中大多数作品不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同,不必像明代书商和写书人那样考虑读者的好恶,他们的写作有自娱性质。这些小说主要突出事件和案情本身,最终使案情的真相自我显露。对官员判案的描写那么往往一笔带过,较为简略。如夷坚志中的郑二杀子一篇,写南宋武陵农民郑二夫妇去张二家喝喜酒,郑二妻与和尚私通,张二夫妇借此说玩笑话,使郑二夫妇不堪忍受。为陷害张二,郑二竟将自己的儿子折肋致死,以此报案诬陷张二。张二毫不知情,郑二的妻子在守尸痛哭时说出了实情。故事的案中人自我揭示真相,官员没有经过审案、断案的过程,只是最后给出对郑二的判决结果。 元杂剧是面向通俗群众的以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戏剧样式,为了吸引观众,其判案过程的描写开始变得详细复杂。尤其杂剧鲁斋郎,详细描写了包拯惩罚恶人的计策手段。元代公案戏中还出现了判案官员包拯有关判案的心理描写,揭示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如无名氏所撰的陈州粜米中的一段唱词:“【倘秀才】我从那及第时三十五六,我如今做官到七十也那八九。岂不闻人到中年万事休,我也曾观唐汉看春秋,是俺为官的上手〞。这段曲子把包拯内心的痛苦、无奈而又主持正义,最终豪气战胜了畏难的复杂心理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元杂剧的智判描写更加充实立体。 而明代公案短篇小说集是市民通俗文学,这一文体的通俗性、群众性决定了作者必然将其智判过程描写得详细化、曲折化、离奇化,以便吸引读者,促进销售。较宋代公案小说来看,明代公案小说不仅详细描写案件的起因,案发的过程,特别对勘察审案的过程加以详细的描述,如醒世恒言中的勘皮靴。正如日本学者小野四平所认为：拟话本公案是“以明确的公案(即判案)小说的意识来写成的。〞他又说:“宋代的小说,虽说也借助判案事件,但实际上是以苦于宿命意识的当时民众的种种人情为主的表达来构成的;与此不同,在明代小说中,重点乃是置于借助种种风俗人情来表达判案乃至判案官的特异形象方面的。〞所以智判过程描写的不断繁复是受文体影响下的开展趋势。 二、智判方法的开展 判案方法、手段由单一到丰富。宋代不管是文人笔记体小说还是少量的话本创作,判案手段的使用都较为单一、简单。大局部作品没有判案、断案手段的出现,使案情自我显露,官员只在最后出现并定罪量刑。只有少量作品使用了简单的调查判案、逻辑判断和直觉判案。如司马光涑水纪闻中的僧暮求寄宿于村民一文记叙了一个冤案,写西京地区有一个僧人黄昏时候要求投宿村民家,村民不许,僧人宿于门外。夜间盗贼进入村民家,带一妇人及一大包衣服出宅,僧人怕遭连累连夜逃走,不慎落入枯井。第二天主人从枯井中发现了僧人和已被杀死的儿媳,家人将僧人拿到县衙,僧人不堪酷刑而屈打成招。这个案件在既无人证又无物证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僧人和被害女子同在井中就被武断地视为凶手,案件没有经过真正意义上的勘查、审理过程。重点写案件本身的发生、开展过程,目的是反映出当时复杂的社会生活。 元代那么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公案剧中有了对智判方法、手段的描述,判案的方法和手段开始增多。 而到了明代,文学性较强的几部书判体公案小说集和拟话本小说集,主要有百家公案、海公案、龙图公案、“三言〞、“二拍〞等；其中，属于智判的公案作品,不但数量比前代大大增加,而且智判的样式也丰富多彩。主要使用了心理判案,如：百家公案第十九回还蒋钦谷捉王虚;逻辑推理判案,如：明镜公案中的李府尹遣觇奸妇;缜密调查判案,如：百家公案第三十七回阿柳打死前妻之子;及直觉判案,如百家公案中的第二十三篇获学吏开国材狱等。可以看出,使用了智判方法、手段的作品在宋元明公案文学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智判的方法、智判手段从丰富性上来说也越来越强。 三、判案情节的开展 判案情节由简单到曲折离奇,有文学色彩。元明公案文学的判案经历了一个情节不断复杂化、曲折化的过程,使之越发具备了文学的色彩和成就。更为明显的是,单从同一题材的公案文学作品来看,宋元明不同时代的作品其情节上经历了不断曲折化、不断生动完善的过程。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得到了通俗群众、文人群体等的不断修改和润色完善,使之情节越来越曲折,故事越来越生动,如错斩崔宁的故事。错斩崔宁选自京本通俗小说,是一部宋人话本,明代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作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明末清初戏剧家朱素臣在错斩崔宁故事的根底上改编而成了一部脍炙人口的传奇名作——十五贯传奇(又名双熊梦)。 宋元话本错斩崔宁围绕“错〞字着笔,把崔宁冤狱的形成作为重点,旨在表现“世路狭窄,人心叵测〞的社会现实。拟话本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的判案情节与错斩崔宁十分类似,略有曲折,但语言更加通俗生动。如府尹听了大娘子的陈述,便叫:“陈氏上来!你却如何通同奸夫杀死了亲夫,劫了钱与人一同逃走是何理说!〞这个情节主要表现了昏官糊涂断案,并没有官员具体用智慧审案的情节,对整个判案情节的描述比拟简单。 十五贯传奇写了况钟在双熊衔鼠入梦示冤的启发下,平反了熊友兰与苏戍娟,熊友蕙与侯三姑两桩冤案的经过。传奇不但详细地描写了冤狱的形成过程,而且重点描述了清官况钟的执法明辨过程。说明冤狱的成因,关键不在于小人物一时的“戏言〞,而在于官吏如何断案执法。作者重点描述了清官况钟的执法明辨,使判案情节较前代作品极大地丰富曲折化,这正表达了十五贯传奇对公案题材作品智判情节开展的奉献。所以从错斩崔宁故事的开展演变来看,公案文学作品的判案情节开展经历了由简单单一到复杂曲折的过程。 四、语言的开展 语言由文言开展到白话俚语,更加通俗群众化。公案文学智判过程的语言开展依从于大的时代特色和作者总体的语言风貌。宋元话本的语言“表现出叙事的口语化、声口的个性化、谈吐的市井化等特点〞。但还存有较多的文言成分。元杂剧泰斗关汉卿剧作的语言特点是本色当行,正如王国维所称道的“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本色当行〞就是指关汉卿剧作的语言符合剧中人物和情节的特点,也适合戏剧舞台的表演,如袁行霈评价“他所写的人物的唱词,在抒情中蕴涵着鲜明的动作性,切合特定的戏剧情境〞,“立足于戏剧语言性格化,又博采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语言素材,包括谚语、俚语、成语、口头禅等等,融于作品之中,形成一个自然亲切、色彩斑斓的语言世界〞,可见关汉卿的语言是适合群众口味的戏剧语言。 明代的白话公案短篇小说和拟话本更加发挥了白话的功用,成为半文半白、侧重白话口语的文学语言。因为这些短篇小说的阅读对象是文化知识并不怎么高的市井百姓,为了适合中下层市民群众的欣赏水平和语言风格,小说的语言大都浅俗如话,尤其是白话书判体公案小说。同时也运用了许多市井口语和俚语,使小说的语言通俗易懂、喜闻乐见,通俗群众化更加前进了一步。自宋代以来,社会关系的变革,庶人阶层的崛起,开启了宋代社会文化平民化的进程,文化传承者的身份下移,知识的传布面扩展,促使了文体的通俗化。这些开展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作家对文学的掌握驾驭能力逐渐提高。同时也反映了作家对法律规定、审案判案等司法知识认知度的不断提高。 总之,宋元明公案文学经历了智判描写由简单到详细、智判方法由单一到丰富、判案情节由简单到曲折离奇;语言运用由文言到白话俚语,口语化、通俗化的过程,上述所有方面反映了公案文学当中智判的文学开展规律。 参考文献: [1].臧晋书: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 [2].小野四平著、施小炜等译:中国近代白话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杨 洁: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