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谈市场力量与农村组织建设.docx

谈市场力量与农村组织建设 依靠“市场力量〞破解困局的逻辑 中国现阶段农村基层组织开展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局，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决策者所重视[4-5]。他们的研究成果普遍认同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根源，在于促成村民有序集体行动的内生社会资本（传统农村“熟人社会〞里所依赖的信任、威望、习俗等治理资源）和外生行政干预力量（人民公社时期所依赖的治理资源）要么流失殆尽，要么不复存在，导致了尚处于分户经营、过度受个体理性驱使阶段的农户，难以在现行的民主自治框架内为长远的共同利益而达成一致。但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相关文献内部却存在着分歧。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比较倾向于通过完善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如设立村民监督委员会，农林、水利等专职委员会等）来提升村委会的公信力和专业化水平，拓宽村民参与合作治理的渠道与积极性，认为这样可以逐步培育起村民之间以及村民与基层组织之间以信任为根底的社会资本，进而促成农民集体行动的实现。这种思路也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认同，甚至在浙江、四川等地开展了相关的政策实验。相比之下，国内“乡土学派〞的农村问题研究者和政策决策者却认为，如果不能首先借助增加转移支付或壮大集体经济的手段赋予农村基层组织足够的资源和能力，使其可以在村民培育起有序集体行动意愿之前为村庄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与效劳、维护其根本秩序，村委会的公信力就无从谈起，村庄的脏、乱、差以及人口与资源的流失也无法好转，农村的边缘化将在理想的村民自治局面出现之前变得无法逆转。所以，必须首先以外生的力量适当恢复农村基层组织带动村民进行集体行动的能力，在国家暂时无力介入或介入不经济、但村庄内部力所能及的领域实现公共产品与效劳的有效供给。虽然后续的一些研究经常将上述两种解决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思路对照起来进行分析、评价，但在笔者看来，提炼他们在宗旨上的相近之处倒是可以帮助研究者和决策者更加清晰地答复一个问题——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显然，无论国内外研究成果，都认为所谓“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就是要让农村基层组织具备有效引导村民进行集体行动，从而贯彻国家意志并维护村民长远开展利益的能力。只有基层组织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国家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的现代化改造才能够深入到农村的基层，农民有关开展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才能够有载体被反映给政府和国家。只不过，当这种抽象的能力需要植根一方水土被孕育出来时，广阔中国农村在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经济开展水平等因素上的显著差异，会要求施政者必须因地制宜来探索建设这种能力的最优路径。因此，执着于分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稳固农村基层组织〞这两种思路孰优孰劣的意义，似乎不如更紧密地结合具体地域的农村实际，探讨怎样才能让当地基层组织具备其应有的能力。以XX县区为例，它所面临的根本问题首先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一方面，在历史上较晚获得开发的东北农村，威望、宗族、习俗等传统中国农村治理的社会资本相对于中原和江浙地区来说是短缺的[2，6]，加之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大范围土地改革又最早在这一地区完成，这对传统“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瓦解就更加持久和彻底；另一方面，在人民公社和它所代表的强力行政治理模式解体后，农安地区农户分散经营、固守粮食生产的状态，并没有像在江浙地区那样因乡镇企业和私营加工企业的兴起、农民实际身份的变化等而发生改变，所以也不具备贺雪峰所说的基于雇佣关系、民间资本借贷、商业信息及技术共享等经济活动而建立的“现代型社会关联〞[7]。于是，和吉林乃至东北地区很多肥沃黑土上的农村一样，XX县区长期处于“产粮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窘境，农村基层组织的开展既缺少县级财政自上而下的资源输送，又鲜有可依靠的集体经济对其进行内生的补充，以至于在农业税废除之后，多数村两委除了举债、卖地、卖树，便再无法筹措资金为村庄提供公共产品和效劳。结果是，寅吃卯粮地变卖村集体资产，既容易滋生腐败，进而引发村民对基层组织普遍的不信任，又不具备可持续性，透支了农村基层组织在未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效劳的能力；另一方面，传统村治社会资本的缺失和现代型社会关联的缺乏，又让普遍处于分散经营状态的农民很难跳出小农意识的局限来达成集体行动，即便是遵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民选出来的村干部，在面对被极端个体理性所驱使的村民时，也通常难以说服大家去为集体利益奉献些个人力量。XX县区尝试帮助农村基层组织重新培育组织农民集体行动能力的第一条路径并不让人意外——通过加大县级政府对村级基层组织的转移支付，改善农村基层组织在村民中的形象，重塑国家—农村基层组织这对委托—代理关系中对代理人的鼓励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是县党委、政府出资进行所谓的“阵地建设〞——如改扩建村部，建立村文化活动中心，每年为村级党支部增发专门的活动经费等，重在恢复、稳固基层组织成员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强化村级基层组织在村庄中的物质与精神存在。另一方面，通过落实、扩展中央的“一定三有〞①“三级联述联评联考〞等政策，为农村基层组织成员的薪酬、选拔和退休待遇安排提供更加完善、合理的保障制度，提升了基层组织以贯彻国家意志为目的去发动村民集体行动的鼓励。但这种外生的、自上而下的资源输送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首先，转移支付的规模和力度，缺乏以为每个村庄提供其自身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效劳的，农村基层组织可以靠“输血〞来恢复其贯彻国家意志的意愿，但要实现国家意志，仍离不开村集体经济的投入和村民的参与、支持。其次，即便更多的外部资源输送可以帮助基层组织解决局部公共效劳和产品的供给，但资金显然只是启动村民集体行动所需能力的一局部，基层组织成员的威望、他们与村民间的信任、村民自身的合作意识等等这些社会资本是国家无法直接赋予农村基层组织的。最后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投入的加大，并不能直接解决对农民思想进行改造的问题——导致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农民的小农意识浓厚，极端的个体理性在“熟人社会〞治理资本流失和强力行政干预退出后，只要不触犯法律，就难以再受到规制。结果是短视和时机主义行为一再压倒效劳于长远和共同利益的集体行动，导致集体的非理性选择盛行。XX县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亮点，表达在当地党委和政府不单纯依赖外部资源输送去提升基层组织发动村民集体行动的能力，而是通过推广以“工程支书〞②制度为核心的所谓“1+x+y〞③基层组织新模式，侧重借助市场力量改变当地农民分散经营的状况，用经济根底的重构来内生地驱动农民小农意识的自我改造，为基层组织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利的“群众根底〞。同上世纪90年代起出现在我国浙江、江苏和河北等地的“私营企业主治村〞模式相似[8-9]，“工程支书〞也是一种发动村庄内占据优势经济社会地位的精英和能人，来参与乃至主导乡村治理的制度安排。根据以往经验，这种以市场经营能力为标准选拔企业家型村支书的“后能贤治村〞政策，最显著的优点在于能够首先借助企业家们相对兴旺的“现代型社会关联〞，迅速重建并提升农村基层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其次，这些企业家型村支书出于兑现带着村民致富承诺和进一步开展个人事业的动机，普遍会基于自己的特长，用专业化、规模化所带来的市场收益为鼓励，说服村民对村内资源进行更加集约、有效的开发利用。这种村庄经济的企业化、集团化，从根本上摆脱滋生小农思想的家庭分散经营模式提供了契机。可以发现，像“工程支书〞这样的企业家主政村治模式，在进行人才选拔、基层组织威信培育和农民思想改造时，都以市场为跳板，具有鲜明的市场主导特征。但是，正如贺雪峰指出的那样“往往是在传统社会关联强有力的地方，占据优势经济社会地位的从村庄内局部化出来的村中精英才乐于回到村中世界展示自己的成功。而在社区出现记忆断裂的村庄，占据优势社会经济资源者不仅缺乏回村建立自己生存价值的动力，而且他很容易隔断与村庄生活世界的价值联系，而在村庄以外重建自己的价值世界。这样一来，在村庄传统社会关联密集的地区，反而容易建立起现代型社会关联，而在传统社会关联弱化的地区，现代型社会关联的建立可能性也擦身而过〞[7]12。不管是维系村庄记忆的传统社会资本，还是由兴旺的乡镇企业衍生出的现代型社会关联，在农安这样的东北产粮大县都并不充裕。很多村庄既缺乏足够的情感力量将跑到外面闯世界的成功者吸引回来，又不具备在村内孕育出企业家的条件，难以内生地开展起企业家主政的村治模式。面对这种在东北地区颇具代表性的农村情况，听由村庄自己衍生出某种治理秩序和选择借助“工程支书〞这样的政策干预来推动企业家治村一样，外表看来都是国家、政府可以选择的农村治理方案。但是，我国农村目前普遍遭遇的治理困境证明，在理想中的内生治理秩序出现之前，农村的问题可能就已经严重得无法收拾[1，2023]；同时，理论分析也可以告诉我们，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不通过专业化、产业化和规模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不完成对小农思想的改造，把农民转变为具备公共精神的现代公民，那么即便衍生出了所谓的“秩序〞，这种秩序也是不稳定的，是有悖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历史进程的。XX县区县委、县政府推行“工程支书〞做法的过程，为决策者和研究者考察在积极的行政干预下借助市场力量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改善农村基层治理的效果提供了平台。借助在全县各村设立村级人才储藏库等有组织的“能人〞统计工作，县委、县政府和各级乡镇党委、政府重新掌握了大量流失在外地的农安企业家的信息；而经过当地党委、政府进一步的考察、引导，这些企业家中的很多人得以进入到村支部书记“两推一选〞和村委会主任直选的候选人行列。其中，自202223年起负责羊营子村基层组织工作的粮食贸易能人李金新，通过个人投资“户户通〞、治理涝洼田、成立合作社、规划村屯环境，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使昔日“上访村〞脏、乱、差、闹的面貌得到显著改观。村民们看到李金新实实在在的投入和牺牲，不但重新建立起对基层组织的信任，而且能够在这种公益精神的感染下，自发配合、参与当地基层组织维修堤坝、空心砖厂选址征地、连片改造盐碱地等重大公共事业。作为生猪饲养和饲料加工行业的成功企业家，林清远自202223年被合隆镇党委、政府请回陈家店村并推选为村支书后，就把自己的种猪场、饲料厂交给家人经营，带着村民从盘活村里关停转让的红砖厂开始，逐步成立了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蔬菜种植合作社和农机合作社，用5年时间把全村四成以上的耕地流转给合作社，最终成立了“众一农业开发（集团）公司〞。曾经负债20230多万元的村集体经济，现在已经积累了4300多万元，为村里新建了公园，购置了校车，还支付村里社区的物业费。而村民们在变身为集体企业的雇员兼股东后，开始更多考虑维系个人利益的企业利益和前景，在市场的引导下启动了公共精神的培育。对此，林清远在面对一些学者有关他卸任后陈家店村未来的担忧时，信心十足地回应道：“陈家店村以后的路该怎样走，会是什么样子，已经不再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而是在全村人心中已经有了共识；所以，不管我的继任者是谁，村里的老百姓都会监督他把陈家店建设得更好①〞。当然，在民营经济开展相对缓慢的东北农村，很多村庄未必能够找到适宜的企业家人选出任“工程支书〞。针对这一具体情况，XX县区在打造企业家式村支书队伍时强调：“企业家式村支书，并非是指村支书必须是企业家，而是一种素质要求、条件要素，即具备企业家的根本特征〞②。XX县区委组织部部长滕广涛口中的“全县所有的村支书都是‘工程支书’〞，除70几位由企业家直接担任外，其余多是由本村党员身份的大学毕业生、转业军人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带头人逐步培养起来的。县委、县政府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是既要有“创业〞的意愿和能力，又要有“带富〞的责任感——这实际是在继承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农村党员“双带〞③活动成功经验的根底上，通过对村庄“一把手〞和“当家人〞的硬性约束，把市场力量更广泛、直接地注入到农村基层，一面壮大集体经济，一面改造农民。基于用市场力量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视角重新审视XX县区委、县政府正在探索的“1+x+y〞基层组织新模式可以发现：启动整个模式的关键，在于培养、选拔一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工程支书〞，主动寻求外部市场机遇和内在资源整合的空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