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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林治波
先生
演讲
批判
对日
新思维
林治波先生年演讲,批判对日新思维
如今一些人,自奉为优越、文雅、高人一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民族和国籍,忘记了自己应有的立场,而值得挖苦的是,被他们奉假设神明的洋先生们却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哪国人,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民族的利益,甚至在为谋求全球霸权而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
正当的、理性的、开放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内涵上大致统一,在外延上几乎重合。在当今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上,在超级大国大搞霸权主义的世界上,在民族国家、主权国家仍然是最根本的利益单位的情况下,在全球化逐步淹没各国文化特色的背景下,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不应受到批判和遏制,而应大力提倡和加以培育。时代呼唤中国人立足外乡,放眼世界,学习先进而不妄自菲薄,热爱祖国而不走极端,做理性的、开放的、具有坚强民族精神的爱国者。
需要新思维的是日本
解铃还需系铃人,谁有病谁吃药,这是常识。新思维论者犹如一位庸医,还没搞清患者是谁,病症为何,就胡乱开药,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这种所谓的新思维给日本提供了这样的口实。中日关系不好的症结在中方。中国目前实行的对日政策是有问题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必须改弦更张。实际上,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不难看出,中日关系的症结在日方而不在中方,需要新思维的是日本,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国多得多。
首要并且具有本质性的,是历史认识问题。要正确地面向未来就不能不反思过去的错误,诚恳的抱歉只能来自于彻底的反省。到底是谁发动了战争。到底是谁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这是必须搞清和必须正视的根本问题。日本国民的受害者意识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为它混淆了受害原因的不同。日本有些人总强调自己挨了原子弹,却回避了一个实质性问题:日本为什么会挨原子弹。因为侵略别人而导致自身受害,与遭受侵略而受害,不是一回事。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不正视这一事实,就不可能消除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上的歧见。不要以为遗忘或者抹杀这段历史,就可以蒙混过关,这是一个涉及国家道义、民族良知、人类文明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是关系日本未来的大问题,绝对不是可以蒙混过去的。日本政治家要想保持中日友好,要想提高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与其把力气花在外交上,不如努力在国内创造一种正视历史的气氛,在这方面德国的经验可资借鉴。德国正视了历史,卸下了包袱,赢得了全世界的理解和尊敬。历史上,日本曾经有过学习德国的经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理应以德国为典范,否那么如何赢得邻国的理解、信任和尊重。怎能成为具有政治影响和道义力量的大国。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把日本引向歧途,使日本濒于消灭的边缘,而战后的和平环境却保障了日本的经济腾飞,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事实已经证明,那些军国主义分子,貌似爱国,实那么祸国,是地地道道的爱国贼;那些继承军国主义衣钵的新军国主义分子、右翼分子,也决不会给日本带来福音。教训在前,殷鉴不远,对于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相信日本人民终会得出正确的鉴别和认知。
在经济领域,日本也应当把自己的眼光放远些,把胸怀放宽些,把中国的开展视为日本的时机而不是威胁。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原因在日本自身而绝不在中国,只有从自身寻找原因而不是诿过于人,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日趋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态势要求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既近又远的国家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分歧、寻求合作。借助中日合作的加强来复兴日本经济才是上策。只有将萎靡不振的日本经济放在亚洲经济这个大棋盘当中来谋划,吸取亚洲经济增长的活力,才有助于日本走出低谷。换言之,日本的改革也需要同开放连在一起。当今日本急需扩大开放的主要对象就是亚洲,就是建立区域性的自由贸易体制,这是人心所向,利益所系,大势所趋。
笔者也注意到,有的学者虽不同意马、时等人的观点,但认为形势变了,要与时俱进,日本需要对华关系新思维,中国也需要对日关系新思维。
这里有一种误解需要澄清,所谓新思维指的不是新的战术和策略,而是新的战略性思考。从战略上看,中国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是正确的,并没有修改的必要。因为这一方针兼顾了历史与未来,既强调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根底,又指明了中日关系的开展方向;既坚持了自己的政治原那么,又推动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开展。诚然,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方式方法,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某些策略的调整,但并不需要进行战略性的改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笔者不认为会有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更加高明的方针。对于这样一个正确的方针,我们应当坚持它,而不是放弃它。
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之所以不能成立,就在于它既罔顾历史,又无视现实,既不讲原那么,又混淆是非,既缺乏论证,又逻辑混乱。这种不伦不类的新思维貌似理智,实那么糊涂,貌似公允,实那么偏颇,自以为高明,实际上低劣。说白了,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放弃原那么立场,单方面、无条件对日让步。与其说这是什么新思维,倒不如说是新绥靖主义,这种论调根本无益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开展,也无助于中日友好的真正建立。
二、对中日关系历史的回忆与思考。
对于中日关系,我们有一个近乎专用的名词,就是一衣带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是中日两国友好了两千多年,只是近一百年才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还有一个十分美好的愿望,就是世世代代友好。对此,本人曾经深以为然,十分赞成。但近些年来,由于出了一些事情,看了一些材料,作了一些思考,觉得对于中日关系的历史和本质,应该有一个重新的思考和把握。
(一)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始于唐朝,近百年间,侵略持续了七十年,其害罄竹难书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始于何时,并无准确记载。中国最早涉及日本的记事见诸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其中有这样的说法: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据考证,盖指的是朝鲜半岛上的盖马,燕是指古燕国,位于现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而倭那么指今天的日本列岛诸国。
后来的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印证了山海经的记载不虚,且说明倭人来过中国大陆。
中国人到日本的最早记载是传说中的徐福东渡,中日两国史家均认为徐福东渡确有其事,且认为徐福故里就在今天的江苏赣榆的后徐福村或在山东龙口一带。
比传说更有说服力的是实物。1784年,日本北九州志贺岛上出土的一枚金质印章上刻有五个汉字汉委奴国王,史家认为委应为倭,这枚金印印证了后汉书的记载:公元57年,日本列岛上有一个叫倭奴国的统治者,派遣使者到中国京都洛阳朝见东汉王朝皇帝刘秀,汉光武帝刘秀授以紫色丝带的金印。当时的规矩是皇帝自用玉印红带,诸王和宰相用金印紫带,九卿用银印青带,再往下还有钢印黑带、木印黄带。汉光武帝以天子之尊授予倭奴国王金印紫带,给以诸王的规格,说明中国皇帝是十分重视倭奴国的。
50年后,汉安帝即位时,倭奴国又派使节来奉贡朝贺。后汉书·倭传记载: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所谓献生口百六十人,也就是向汉安帝献了一百六十个奴婢。
进入三国时期,日本列岛出现了三十多个小国,相互攻伐,最后共立实力较强的邪马台国女王为头领。三国时期,魏国地处中国北方,且较强盛。公元238年,邪码台女王卑弥呼遣使难升米大夫来朝,魏明帝盛礼接见,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仿照汉光武帝成例,授以金印紫带,甚至还热情洋溢地亲复诏书于女王。据魏志·倭人传记载,从公元238年到公元247年的九年间,魏国与邪马台国的相互遣使达七次之多,形成中日通交的一个小高潮。其中邪马台国来使四次,魏国也曾三次派使前往日本列岛调解各国之间的纷争。当时的日本并无文字,因此魏志·倭人传成为记载日本历史的重要文献。
日本的小国如此热衷于和中国中央王朝交往,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枚中国皇帝的封印,而是有着切实的功利目的。一是通过中国皇帝的封授提高自己在日本列岛诸国中的地位,二是通过朝贡得到物质回报。事实上,他们的每次朝见确实都得到了丰厚的回赠,包括铜镜、铜剑、铜矛等青铜器,铁器、种子等农耕技术,还有绢帛、玻璃珠等生活用品。这些日本所没有的先进器物和技术,推动了日本的开展。
更重要的是汉字的传入。公元五世纪以前,在日本自己仿制的铜镜上镌刻的汉字过失百出,不成文句,这说明当时的日本人还没有掌握汉字。但随着双方交往的增多和东渡汉人的增多,汉字开始在日本普及。开始是上层统治者,然后是普通老百姓也学会了使用汉字。公元478年倭王武就曾以汉字向中国皇帝书写奏文。之后,日本慢慢在汉字的根底上创造了日文,但直到公元九世纪,不少日本人仍以汉字进行写作。从公元六世纪到九世纪的六部日本正史,都是用汉字写成的。
文字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汉字传入日本后,不但使中日两国的口头与书面沟通更为方便了,还使日本民族发生了由刻木结绳记事向文字记事的历史性转变,大量记载着先进文明的汉字典籍也开始传入日本,这对于促进日本文明开展的影响是极其重要和深远的。
蜀、吴、魏相继灭亡后,从公元265年到589年的300多年间,中国进入了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从西晋到东晋的150年间,正是日本的邪马台国衰落,大和民族不断崛起的时期。到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大和政权根本统一日本列岛之后,又开始了和中国的交往。据宋书·倭国传记载,公元421年、425年、430年,倭王赞曾三次遣使向南朝刘宋朝廷朝贡。宋武帝修诏回复,封赞为安东大将军。赞死后,其弟珍继任。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关系从此开始出现微妙变化。
从汉光武帝授予倭奴国王金印起,至倭王赞止,历代倭王都是虔敬地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而没有主动提出自己的要求;但珍打破了这一传统,开始向中国皇帝提出过分的要求。公元420年,宋武帝在册封倭王赞为安东大将军时,同时册封朝鲜半岛的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爵位在倭王之前。珍认为大和的实力在百济之上,对于自己的封号低于百济王表示不满。公元438年,赞遣使赴宋朝贡,要求宋文帝给自己加封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意味着珍不仅要求将自己的封号排列于百济王之前,还要求由自己来控制朝鲜半岛,这是日本第一次表露自己觊觎朝鲜的野心,并且是在自己的宗主国皇帝面前公开地表达这种欲望。这一非同寻常的要求,既显示了珍的个人傲慢不羁,也表达了日本民族的一个显著特点。
一个羽翼未丰的小国之君竟敢在宗主天子面前如此咄咄逼人,宋文帝当然感到震惊,对其无理要求当即予以拒绝,只同意授予其兄赞一样的封号:安东将军倭国王。
珍死后,其子济即位。这时刘宋王朝已逐步衰败,济继续遣使来华重提珍的要求,宋文帝底气缺乏,终于同意把济册封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济死后,其子武更上一层楼,遣使来华告知自封为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当时的宋顺帝无可奈何,只是将七国改为五国而已。刘宋王朝对日本的让步标志着中日关系的一个新的开始,从此日本得寸进尺,并开始在朝鲜半岛扩张势力,日本与中、朝之间的历史恩怨就这样埋下了伏笔。
年,中国的唐高宗(武那么天的丈夫)时期,日本军队为控制朝鲜半岛,公然向强大的唐朝军队开战,这一仗史称白江口之战,结果日军失败。
到了明朝,日本侵略朝鲜,并歧途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被中朝联军击败。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在尚未统一日本的情况下,竟誓言灭亡中国,迁都于北京,天皇住北京。其野心之大,于此可见。
明朝中后期,日本倭寇侵略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祸害中国人民数十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
从日本的历史和中日之间的上述交往中可以看出,日本民族有其显著特点,可谓国家不大而野心不小,民族不众而桀骜不驯。他们并不是强大起来以后才有野心的,而是在弱小的时候就野心勃勃。
如今一些人,自奉为优越、文雅、高人一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