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婚姻爱情剧研究文学专业.docx

摘 要 关汉卿一生创作大量杂剧，而今流行的杂剧剧本中关汉卿所作剧目占六十余种，其中描写女性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又占了大部分。本文主要对关汉卿爱情婚恋剧进行深入分析，从关汉卿婚姻爱情剧的创作主体、创作素材来源和关汉卿婚姻爱情剧对于传统女性题材的深化与拓展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从而使对关汉卿的爱情婚恋剧有大致认识了解。 关键词：关汉卿；爱情；婚姻；女性；元杂剧 Abstract Guan Hanqing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Zaju in his life, and now Guan Hanqing plays more than 60 dramas in the popular drama, of which women's marriage and love themes account for the majority.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Guan Hanqing's love and marrage drama, and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three aspects of Guan Hanqing's marriage and love drama's creation subject, the source of creative material and Guan Hanqing's marriage and love drama on the deepening and expansion of the traditional female subjects, so as to make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Guan Hanqing's love and marrage drama. Keywords:Guan Hanqing; love; Female;  Yuan-Dynasty zaju plays 目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一、关汉卿婚姻爱情剧创作主体分析 1 （一）关汉卿所处的社会环境 1 （二）元杂剧兴起与关汉卿 3 （三）关汉卿自身作为才子文人的独特处 4 1.深入底层群众的平民观念 4 2.恃才放旷的独特诗格与品性 5 （一）继承并发扬前代爱情婚姻传奇故事小说 6 （二）改造及选用传统诗歌或者戏文唱词 7 三、关汉卿婚姻爱情剧对于传统女性题材的深化与拓展 7 参考文献 13 一、关汉卿婚姻爱情剧创作主体分析 关汉卿，字汉卿，号已斋叟。元代的大都人。被赞誉是中国的杂剧史上的明珠。是元代的元曲四大家之首。在我国的杂剧创作史上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创作的作品流传地十分广泛。创作影响地十分深远。关汉卿一生中创作的杂剧，多达67种，现今仅存18种，即《窦娥冤》、《鲁斋郎》、《救风尘》、《望江亭》、《蝴蝶梦》、《金线池》、《谢天香》、《玉镜台》、《单鞭夺槊》、《单刀会》、《绯衣梦》、《五侯宴》、《哭存孝》、《裴度还带》、《陈母教子》、《西蜀梦》、《拜月亭》、《诈妮子》[1]。作为一名成功而卓越的杂剧作家，关汉卿身上有许多的成功作家的共通的因素。但更有其自身独特的因素。每一位作家其创作都受他所在的时代和社会的影响，他的创作成果中的内容并不都是作家凭空想象虚构出来的结果。是作家在大量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的创造和重塑。因此事实上包含十分广阔的内涵十分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内容。正是基于此，我们对一个作家的个人品性和创作的意图以及作品所想要表现的深层的内在意蕴是十分必要的。 （一）关汉卿所处的社会环境 关汉卿生活的时代大致是元代。这是一个十分特别的朝代。元朝的统治者不再是延续了统治长达千余年的汉人。而成为了来自北方的游牧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在蒙古族的统治下元朝国力空前强盛。蒙古族铁骑横跨亚欧大陆，建立了统一的蒙古帝国。完成了前人未能完成的统一夙愿。用血与火的征服取代了传统儒家的伦理教化。这对于长期处在汉族文化与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思想统治下的汉族人来说是沉重而深刻的打击。蒙古贵族的统治相对于汉族来说是其他的异族的统治。原有的风俗习惯还有原有的伦理教化、礼仪音乐等都受到了剧烈的打击。新旧朝代更迭带来的不只是政权的变迁。使得当时的人变得迷茫彷徨又无助，痛苦万分。如此的情形之下人们或者是焦虑的发泄或避世隐居田园。异族的统治、统治的阶层的变化。影响的肯定不仅仅限于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和物质文明领域的。于此同时更对民众的思想文化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文艺是社会与时代反映。文艺是和它所在社会文化的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的。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战功极为显赫的王朝。不仅结束了古代中国数百年来的分裂割据，将辽东、漠北、台湾等偏远地区首次纳入中国的版图，西藏地区在元朝也完全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奠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基础。建立行省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对全国实行了有效的管辖。对外大力扩张疆域领土，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到蒙哥，三代大汗，横扫欧亚，建立了空前统一，疆域广大，实力强盛的元帝国。 元朝统一后，面临的首先就是民族问题，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间的交往交流较前代增多，各民族交错杂居，促进了多民族文化彼此融合，共同发展。但另一方面，异质民族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并没有改变元朝的社会性质，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元朝的建立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改善，相反，他们面临的除了恒久存在的阶级压迫之外，又多了一层，那就是元代少数民族统治制度所带来的民族压迫。元朝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民族政策。依照所隶属的民族和归附统治的时间及地域。将全国的人口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将全国的百姓分为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蒙古人的地位最高。而南人属于原南宋统治地区的汉族人，地位最低。此外，元朝统治者还将人按照职业类别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2]。通过职业来划分人的贵贱与高低。在这种情形下，元代社会无疑是阶级等级差别极大的，这一差异在元代的科举选士制度上则更为明显。科举考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选仕制度，发源于隋朝，是封建社会里培养人才选拔封建官吏的最重要的途径。但是在元代，科举制度被长时间废除，官员的选拔任免皆取决于统治阶层，民族歧视分外严重，元朝重要官职皆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当，统治阶层内部也是蒙古人占主导地位，权力被蒙古人层层垄断，汉族文人士子上升之路断绝，无进身之阶，入仕无门。蒙古人在政治上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亦强烈的冲击了中原地区的传统儒家文化，封建宗法制度出现大断裂，整个元代社会意识领域发生强烈震动。传统汉族文人的儒家思想观念体系则遭到了彻底的摧毁。 蒙古少数民族统治所带来的压迫在律法刑罚上的反映也十分明显。在律法上汉人和蒙古人的地位和权利极不平等。“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 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3]。可是如果是汉人将蒙古人打了，那么便会用最严酷的法律去惩罚他们。在元代的法律中明确规定杀人者死罪，有“诸杀人者死”的说法，但是当角色转换到蒙古人身上时又有了另外的说法，“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3]。在被元代蒙古统治者奴役压迫剥削的汉人中，又分为不同等级。地位最为低下卑贱的则是奴婢，一旦沦为奴婢，则子孙世代为奴婢，不能脱籍，杀死奴婢与杀死其他人的牛马在元朝刑律没有任何区别，可见蒙古族统治下的元朝对于汉族人的压迫和不公。 对于文化方面，元朝政府实施了接受、倡导、压制交错的政策。通过法律的形式对思想形态作了规定。对于擅自撰写传播词曲，并且污蔑统治阶层的一律处死；对于舍弃农事而专门从事演艺的人处于七十七杖的刑罚，对于民间的演唱活动，蒙古统治者以“不务正业”为由多次加以禁止。虽然如此，但是元朝民间杂剧的传播和演唱，并没有因为统治者的查禁而中断或消失，反而益加繁盛。元朝统治者一方面对民间杂剧和其他文化形式颁布各种禁止法令,另一方面，同时大量招募聚拢为其统治阶级服务的文人，通过给予这些文人高官厚禄的方式，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统治之中，并允许他们著撰文集,进行创作，比如元好问、赵孟頫和耶律楚材等。另外元朝统治者还允许一些文人不在朝廷做官或者中途辞官隐逸乡野去进行文艺创作，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马致远、白朴、王实甫等。还有一类是则以关汉卿为代表的有文艺才华的文士儒士，他们以创作和演出杂剧、散曲作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只要不妄自“撰词曲”，不诬蔑统治阶层，这类情况元朝统治者也同样是允许的。关汉卿生活在一个如此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无疑会受到影响，而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也必然会有所反映。 （二）元杂剧兴起与关汉卿 元代的蒙古族的统治者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胜利。这个战争它的本质。就是一个落后的逐水草而据的游牧部落的文化对更先进的铁犁牛耕的中原农耕的文化主动拼杀的过程。在不同的民族的不同的文化的交汇之中。在思想文化等独特的方面。落后的游牧文明尚未拥有较高水平的文化鉴别能力。同时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复杂斗争缺乏比较敏锐的嗅觉。加上经常有很多的战争时不时地发生。无暇顾及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多种复杂问题，所以使得当时的中国北方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良好的文化环境。大元帝国的空前强盛，与欧亚非众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也促进了文化流传与涌进。这些异族和异地的思想文化冲击了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可也带来了新的源流。促进了文化融聚与创新。北方马背文化与中原文化碰撞。取长补短。可以说，开辟了崭新环境。 元代杂剧之所以可以兴起主要原因中的两个，就是它是快速崛起的，是强有力的。元代之后不足百年，就确立了在历史上成为“一代之文学”的元代文学样式的代表，成为能够与唐诗宋词相媲美的时代文学，可谓伟大[5]。在元朝的元贞和大德时期的短暂的历史长河中。大量元杂剧剧本流传。大量元杂剧作家涌现。原因为何？我们通过寻根溯源探究可以发现，中国绵延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礼乐文化，伦理文化。在这种文化样式中，礼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所谓礼主乐从，讲求的是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讲求的是温柔敦厚。而杂剧戏曲则代表的是娱乐精神，是以游戏为代表的娱乐，与中国传统儒家礼乐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杂剧发源于民间。其粗糙简朴的风格特点被文人士大夫所鄙弃，同时，杂剧的表演形式即假定性搬演在某种程度上极为可能将礼乐文化看重的伦理关系所打破。下层家庭家族是古代杂剧表演的主要构成，在现实世界中，人们的言谈举止和喜怒哀乐等情绪都被礼乐伦理所限制，难以真正痛快酣畅的展露和表达。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那么杂剧的非现实性和虚拟搬演，就很好的弥补了这样的不足，不过也正因如此，以传统儒家礼乐伦理文化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文化在现实生活中就更为极力地制约甚至是严防着杂剧这种俗文学的产生壮大和发展。此外，戏剧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具有十分显著的声势和独特特色的带有很强感染力的艺术魅力，极易引导人们从单纯的艺术欣赏与消遣娱乐走向对现实中不满的发泄控诉和反抗，这些将可能打破统治阶级所期望的太平恭顺，导致政权的动荡和礼乐文化与社会秩序的崩坏失衡。 可以说儒家礼乐伦理文化不仅禁锢束缚了人们思想，同时禁锢限制了杂剧的出现和发展。元朝，蒙古游牧民族的铁蹄弯刀，凶横野蛮地践踏冲击，冲破了传统的中原礼乐文明，在某种程度上破除了思想的禁锢，给陈旧的社会文化带来了一股生机与活力。在此过程中，最先以察觉到文化变化的是传统士子阶层。元代长时间废除科举制度，使得这些文人士子，报国无门，进仕无路，不能实现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又被贬低至社会的底层尝遍人世辛酸苦楚，大多数文儒士子于是选择了狂放不羁，放浪形骸，嘲风弄月的生活。这些文士以“浪子”自居，用外在的不羁去掩盖内心动荡不安，从而获得自我救赎。或许在正统的儒家礼乐文化看来，他们是颓废的，但是在元代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却是可以为人所理解的。他们受新的文化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去传统化，更加真实的变现底层人民的生活和情感，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开创了新的时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