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廉政法制建设基本经验.docx

廉政法制建设根本经验 一、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法制建设的根本经验 （一）始终坚持以毛泽东党的廉政建设思想为指导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包涵毛泽东党的廉政建设思想）成熟时期。1938年毛泽东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1］（p522）论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于个人利益服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党的廉政法制建设的力量源泉。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1］（p677）。论述了民主在包括廉政法制建设在内的革命建设中的必要性。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效劳中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p202344）说明为人民效劳的党性修养是党的廉政法制建设的根本。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那么改之，无那么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方法〞。［2］（p120236）阐述了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是加强党的廉政法制建设的重要手段等。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党的廉政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为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始终坚持把建立完善廉政法规制度作为加强党的廉政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 1.制定严厉的惩贪法律法规。一是从具有宪法性质的层面上看，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了三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为党的廉政法制建设提供了法理依据。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在第11条中规定：“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3］（p22023）提出了建立廉洁政治的目标。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8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4］（p3）严格了廉政法制、重惩犯罪的要求。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那么第6条规定：“各级政府人员，违反人民的决议，或忽于职务者，应受到代表会议的斥责或罢免，乡村那么由人民直接罢免之。〞规定了政府人员处分的方法、程序。二是从具体实施的法律层面看，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惩贪法规，使其有法可依。1938年8月15日，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在实施一段时间进行完善后于1939年制定和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草案中规定了边区所属之机关部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之人员贪污论罪的十种行为，并按照贪污数目规定了具体惩罚标准。这些专门性法规的健立，为廉政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确保了边区党的廉政建设依法进行。 2.建立配套的防贪制度。一是统一的财政收支及公产管理制度。为克服财政、财务工作中的自收自支现象，“1938年9月，边区政府发出了第二号训令与第15号通令，要求遵循统一财政的原那么、建立财政系统、规定财政的登记等六个方面的内容〞，［5］（p133）标准了统一财政的问题，建立了统一财政的配套制度。“1939年6月中央书记处作出中共中央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中重申了严格统一收支问题〞，［6］（p131）标志着统一财政制度的正式确立。“1941年2月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公产管理方法中规定了公物管理的制度〞，［5］（p135）从制度上防止人员浑水摸鱼、占国家廉价的行为。这些制度确实立和完善，克服纠正财政上的混乱现象，为预防腐败奠定了坚实的根底。二是实行财务人员监管及决算制度。为标准会计出纳手续，边区政府于1935年在财政部暂行会计出纳规那么中明确了会计收款、支款、解款、帐薄等方面的内容［5］（p138），标准了财经监管程序。“1936年，中央财政部公布了暂行会计条例36条，1941年公布了会计工作细那么和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财务行政制度条例草案，规定陕甘宁边区的财务人员，统一由边区财政厅所辖主管单位进行监督管理和培训奖惩〞，［5］（p139）保证财务人员较高的技术水平和严明的财经纪律。三是加强财政监督，实行审计制度。完善的审计机关和审计制度是加强财政监督和管理的必要手段。边区政府相继建立了金库制度、税收制度和审计制度。特别是1939年公布中共中央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1946年公布陕甘宁边区审计暂行规程（草案）陕甘宁边区审计处规程（草案）等条例法规，明确了审计人员的职责、机构设置、审计程序等相关规定，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审计体系。 3.突出干部廉政法制建设。“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关键。〞［1］（p526）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始终把干部的廉洁奉公放在重要位置，依法严肃查处贪赃枉法、腐化堕落、假公济私等腐败分子。在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第5条中规定：“公正廉洁，奉公守法。注释：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旬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7］（p23），标准了边区政务人员奉公守法的行为准那么。党中央和边区政府还制定了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那么（草案）等近十部有关干部培训、管理、使用的法规，对干部的登记审查、提拔培养、配备使用、任免调动、考核评价与奖惩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使干部的管理使用有法可依，确保了党的廉政法制建设有效开展。 （三）始终坚持把营造廉政环境作为推进党的廉政法制建设的有力手段 1.领导示廉。延安时期，勤政廉洁、艰苦奋斗蔚然成风，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领导干部以身作那么。当时，毛泽东布衣草履，粗茶淡饭;周恩来纺纱织布，被誉为楷模;朱德床上铺的灰布褥子里的棉花成了硬片子，宁愿装进松软的麦草继续铺，也不愿意换新的;林伯渠年过半百，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管职位上下，都是人民的勤务员。〞［8］（p243）边区政府这种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高尚品质，推进了党的廉政法制建设有序开展。 2.着力树廉。延安时期，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奖励的作用、典型的功能。从1938年起，边区几乎每年都要举行展览会和“群英会〞，奖励英模人物。据统计，1938年至1944年7年间受奖励者达6113人次，［9］仅边区政府一级奖励的劳模就有约182023人次，其中有据可考的获特等奖的有120人次，获甲等奖的为416人次。［2023］在奖励的同时，先后树立了一批廉洁奉公的先进楷模，张思德就是在先进典型的带动下成长起来的先进典型。一时间，学习典型、争当典型、赶超典型成了一种高尚的社会风气，促进了党的廉政法制建设顺利开展。 3.改造民间陋俗。“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民间陋俗与社会风气方面存在诸多弊端，如赌博、吸毒、‘二流子’及巫神等不良习气在当时的边区内十分盛行，据统计，XX市流氓地痞占到总人口的16%。〞［5］（p133）为防止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边区政府下大力治理社会环境，改造民间陋俗。1941年11月制定了改革社会不良风俗案严禁鸦片杜绝毒害案，开展全民性的改造不良风气运动，塑造边区廉洁从政的文化气氛，为党的廉政法制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根底。 （四）始终坚持把民主监督作为检验党的廉政法制建设成效的重要方式 1、完善党内及政府内部监督。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内及政府内部的监督。1938年11月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规定：“由各中央局决定，在党委之下得设监察委员会〞［5］（p167），由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从党内体制上确保了廉政法制建设的监督落实。1941年，边区参议院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从七个方面对该机构的组成和运行机制作出了详细的规定。1946年9月中央政府批准在边区政府设立审计机关，按照陕甘宁边区组织条例规定了审计处管理的八项事务，对边区行政机关预算、决算、收入、支出以及关于贪污、舞弊及浪费事件之检举事项作了规定。以上法规的公布及机构的设立，标准了政府的行为，为落实建立廉洁政府提供了制度保障。 2.建立完善党外监督。为了充分表达边区政权的性质，说明边区政府与各民主党派民主合作共事的态度。从1940年起，根据党中央指示，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都先后在普选根底上建立了“三三制〞政权，这样，就使一大批非党员民主人士参政议政，把抗日民主政权置于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之下，保证了政权的生机与活力，使权力腐败难以生成。 3.重视人民群众监督。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p202331）又说：“以中国最广阔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符合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方法、舍不得丢掉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肌体吗。〞［2］（p120236－120237）延安时期的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深知，要建立廉洁政府，不仅要毫不害怕人民的批评，还要虚心倾听人民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从1939年2月至1941年5月这段时间所办的新中华报中，有关反腐败案件报道35篇;从1941年5月至1947年3月所办的解放日报中，有关反腐败案件报道58篇;另外，从1938年至1942年的抗敌报中有关反腐败案件报道23篇。这些反腐败报道中几乎所有的反腐败案件从揭发到惩治都离不开群众的参与。［11］（p20230）在人民群众的建议、批评、监督和帮助之下，党的缺点不断得到克服，干部的作风不断等到纯粹，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不断得到稳固。 4.鼓励运用舆论监督。延安时期，党非常重视新闻舆论媒介在廉政法制建设中的作用，依法保护新闻媒体的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当时团结共产党人解放日报边区政报等新闻媒介，对党政干部中的腐败行为和不良风气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保证了廉洁政治的健康开展。 （五）始终坚持反腐斗争的高压态势严厉惩罚腐败分子 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延安时期的边区政府坚决贯彻和落实“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的原那么，从不姑息迁就。1939－1940年，边府先后查出乡级干部贪污分子150名，区级以上的27名。［12］如战功显赫、体无完肤、伤疤累累的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红军旅长黄克功等，他们虽然功高盖世，但犯了法，仍然执行了死刑。通过严惩贪腐分子，边区政府廉政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陕甘宁边区1939年查处贪污案360件，1940年644件，到1941年上半年即下降到153件。［13］（p339）整个边区政府社会风气良好，对推进廉政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法制建设对当代的启示 （一）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开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指导。正如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法制建设始终坚持以毛泽东廉政建设思想为指导一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法制建设中，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不断加强党的廉政法制建设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理论体系，确保了我党反腐倡廉工作始终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