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皮筋
歌谣
中的
革命
教育
兴盛
原因
初探
皮筋歌谣_皮筋歌中的革命教育类歌谣的兴盛原因初探
摘 要: 三五个儿童围着一根橡皮筋边唱边跳的场景在二十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非常常见。皮筋歌是一种重要的儿童游戏歌谣,它伴随着跳皮筋的活动而产生,但它又有着自己独立的生命。皮筋歌中关于革命教育类的歌谣占了绝大多数。本文试图通过对皮筋歌符合儿童语言思维特点,以及20世纪无产阶级政治的兴起对其的影响的论证,阐释皮筋歌中的革命教育类歌谣兴盛的原因。
关键词: 皮筋歌 革命教育类歌谣 兴盛原因
跳皮筋运动,其产生的时间无法确切考证,但相关的类似皮筋歌的游戏歌谣却是自古有之。中国最早的一部词典尔雅里解释“谣〞即是“徒歌〞。歌谣就是一种有节奏的但无音乐的诗,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娱乐形式,在民间一直颇受儿童喜欢。新唐书・五行志里记载了一种打麦游戏,是孩子们模仿农村用连枷打麦时的“噼噼啪啪〞声,两两儿童边拍边唱:“打麦,麦打,三三三,舞了也。〞典型地反映了儿童游戏歌谣的特点,结构简单,声韵活泼,言语平白顺口成章,充满了淘气可爱的童趣。另外,还有一种跳绳游戏,古代是配以歌谣的,但进化到今天,跳绳的把戏多了,歌谣却没有了。跳皮筋是这两种游戏在现代的综合,大局部要配上歌谣,但也有一些跳法不用。皮筋歌内容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儿童趣味类,如:“最典型的:小皮球,驾脚踢(发音),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三五六,……,九五六,九五七,九八九九一百一!〞第二类是革命教育类,如:“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了八个字,生得伟大死得荣耀。〞这一类特别多。
皮筋歌中的革命教育类歌谣兴盛的原因之一是它如上述第一类一样符合孩子的语言思维特征。皮筋歌具有独特的修辞特色。第一,它的节奏,是按照语言的生理和逻辑的自然性被分成一字顿、两字顿、多字顿。第二,它的押韵和平仄,使朗诵或咏唱时产生铿锵和谐感,充分表达了现代汉语的特点:没有复辅音,元音占优势,且有四声并属于音质音节,即每个音节不管因素多少,在发音时所占用的时间长度根本一致。这些使歌谣读起来铿锵错落如“小珠大珠落玉盘〞。第三,黎运汉在汉语修辞学中,将修辞格分为六类,皮筋歌所用语形求同类的修辞格最多。语形求同类,是指将语言单位的词性、结构乃至某些构成要素力求相同或相近,从而造成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效果。如对偶、排比、设问、反问等大量使用,形成一种十分有趣的气势,与反复结合起来发挥使歌谣格式整齐有序,又回环起伏,充满语言美,令孩子不会感到乏味。这些正是与儿童的语言与思维特征相契合的。儿童的语言与思维都处在一种懵懂的混沌状态,词汇贫乏,发音易搞混,并不太理解成人世界里精确的逻辑,也不会计较对与错,可用不可用,如有一首高跟鞋里就唱道:“我给高跟打 〞这种完全不符合语义逻辑的句子。
皮筋歌中的革命教育类歌谣兴盛的根本原因是无产阶级政治文艺作用的结果。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种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关系在人们精神领域内的投射形式。二十世纪三十到八十年代我国的政治状态一直停留在“阶级斗争〞的层面,阶级斗争的实质是一定阶级夺取与稳固政权的斗争。此时的文学作品,大都以官方意识形态工具的身份出现。皮筋歌作为一种民间的儿童文学一种不标准的形式,它自身更适合官方所需要的“传声筒〞的形式。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尽管每个阶段的儿童政策不尽相同,但根本原那么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理念,以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为根本目标的。这是一个动态的演变的过程,并非一步到位的。
1929年10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时,毛泽东亲自拟写决议案,特别强调了要重视革命歌谣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歌谣以前所未有的盛况在民间广泛传播。其内容多是配合革命战争,启蒙民族意识和宣扬马列真理的。据资料记载,这些歌谣使得下至三岁小孩上到八十老人都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这样的歌谣,与皮筋歌里革命教育意义一类的歌谣是不是一脉相承呢我们来看两首歌谣,第一:“火车火车冒白烟,解放军叔叔在延安。延安是个好地方,苹果鸭梨种满园。〞第二:“一年又一年,我给地主干三年。地主给了我三分钱,你说可怜不可怜〞这两首歌谣中,一首是歌颂延安的,一首是痛恨地主阶级的,其实质上是相通的,是新政权对自己的赞扬与对过去当权阶级的仇恨。
三十年代兴起左翼文学,是教育类皮筋歌谣的发端。那时候,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资料都在强调文学的群众化,规定在题材上应该描写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苏维埃运动,白色军队的残暴和农村经济的动摇与变化,方法上要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写,形式上应该简明易懂,起到教化广阔群众的作用。皮筋歌里革命教育意义类完全符合这一文学理论,这一思想延续至八九十年代。
四十年代战争时期,在新老解放区继续推行“有歌大家唱,游戏大家玩〞,号召“团结、民主、勇敢、活泼〞的风气。使得儿童文化教育符合战争的需要。这种策略,是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手段和工具。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它上升到了国家的意识形态,从政治的角度明文规定文艺必须附属于政治,现阶段的文艺必须到达统一,途径就是工农兵。
建国以后,党中央更是明确规定,教育孩子,为无产阶级政治效劳。那时人们刚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站起来,大局部的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国家的主人,只是跟随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感到前所未有的热血沸腾,大局部的知识分子也处于为祖国的独立而狂喜得不知该如何是好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皮筋歌就是党统领文学的产物之一。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将皮筋歌谣的形式推向了一个高潮。毛泽东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根底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接着,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周扬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报告,“新民歌〞与“两结合〞的创作由此推展开来,一场大规模的民歌创作征集活动就这样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有组织地在全国展开了,这其实是主流意识形态向民间形式一次有政治目的的选择与渗透。红旗歌谣是这一政策推行的果实,书中300首新民歌分为四类,其中反映农业和农村生活的172首,占二分之一以上。歌唱工业建设的51首,歌唱战士生活的29首,党的颂歌48首。这些新民歌充满了对新生活的热烈情感,洋溢着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如“高不过蓝天大不过海,好不过毛泽东时代〞;“一个红薯滚下响,溅起河水一丈多〞。它所表达和营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豪迈气概,民间文化已经完全衍化成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建构工具,皮筋歌谣与这些时期歌谣的实质是相同的。
文革期间,这种阶级斗争的政治意识形态遭到变态的强化,个人崇拜到达了顶峰,在这种模式的教育下,一些孩子怀着对共产主义的一切向往,背着毛主席语录,带着红袖章,做了一些“正义的伤害〞。整个民族在这种意识的极端张扬下,陷入了失语的状态。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全国人民的思想受到了又一遍的大洗礼,国家的重点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单一的激情政治已然成为历史,对儿童的阶级斗争的意识的培养也转移到了“四有〞新人的人格塑造上来。在九十年代的农村还有这些皮筋歌残留的痕迹。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展,物质越来越丰富起来。随着儿童影视、读物刊物、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场所的建设与开展,橡皮筋及其特有的歌谣也一步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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