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社会保障去商品化问题研究.docx

社会保障去商品化问题研究 。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是在宏观经济社会结构与“人〞这一微观的社会主体共同作用下进行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消灭性力量欲将劳动力在内的所有事物商品化，并进一步使人类丧失最根本生存保障时，生存的需要与诉求愈发强烈，最终转变为逆市场的反向运动即去商品化运动，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生成。伴随自身缺陷以及经济与制度环境的改变，危机中的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才能摆脱困境，实现去商品化的可持续开展。 关键词：商品化;异化;社会保障;去商品化 一、文献回忆 去商品化概念最早由哥斯塔X8226;埃斯平－安德森（gostaesping－andersen）提出，指个人福利相对独立于其收入之外又不受其购置力影响的保障程度。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即是通过社会保障的方式来增进个人福利，促使个人福利能够相对独立于其收入之外又不受其购置力影响的保障程度，即以社会保障方式实现去商品化。通过社会保障去商品化，个人不必依赖市场就能维持生活。该概念中的社会保障为广义社会保障，包含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埃斯平－安德森以去商品化能力为中介分析基于不同去商品化能力的三种福利国家与社会阶层的关系。［1］埃斯平—安德森从实证的角度，运用收入替代水平、进入社会经济权利体系的资格等指标对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进行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度量，通过考察国家、市场和个人在社会保障供给中的作用比例以及去商品化对社会阶层的影响，将18个工业化国家划分为三种不同理想类型，即“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种福利体制。埃斯平－安德森的去商品化概念以及用操作化的去商品化概念对欧洲某些工业国家所做的类型划分，至今仍被很多学者参照借用。武川正吾指出，埃斯平－安德森的去商品化操作概念使对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定量分析成为可能，并且对社会保障的评价也从“量〞的层面跃升为“质〞的层面。这种质的分析意义非凡，能够让人们认识到，即使社会性给付规模很高，福利负担很重的国家其去商品化的效果也不一定强。因为初次分配较为平等的国家相对于不平等的国家，用较小的给付规模就能获得更好的再分配效果。［2］175埃斯平－安德森的去商品化概念同时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质疑。鲁姆认为，埃斯平－安德森“非商品化〞过于狭隘了，非商品化所指涉的指标体系也不应局限在社会保障收入和消费能力。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商品化理论，劳动力商品化伴随人力资源减少而出现，劳动力商品化意味着社会自我开展的动力也被商品化了，劳动力去商品化就意味社会自我的开展与劳动的解放。因此，安德森用保障收入和消费表征去商品化是欠妥当的，应该将去商品化理解为社会自我开展，同时拓展去商品化的指标体系。郑秉文认为，对去商品化概念争议的实质是福利的测度问题，单纯的以经济增长来测度福利显然不够，应对人和社会开展进行综合考量。［3］除了对去商品化提出质疑，一些学者还对福利体制类型划分提出异议，认为安德森用去商品化所做的类型划分不具有国际代表性。霍利戴（holliday）认为，应该注意一些新兴国家在福利体系中的地位，认为东亚福利体制是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同样需要纳入到福利体系中考察。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对社会保障去商品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奥菲对战后福利国家危机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开展困境进行分析，提出“尽管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并存，然而资本主义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的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4］在进一步分析福利国家矛盾时，奥菲指出去商品化体系和资本主义商品形式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缺陷而不断出现的贫困加剧、阶级分化和经济危机等问题，使资本主义国家出于维护资本积累和自身统治需要而出台一系列社会保障等非商品化措施。虽然去商品化的措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地位和商品化形式，但实践证明去商品化已威胁到商品化的组织结构。国家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措施增加了劳动力在资本市场中的选择范围，增强了与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降低了劳动力对资本市场的依赖进而降低了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纵观福利国家史，我们能够看到社会保障去商品化遇到了各种问题。如一定程度上引发福利国家危机的社会保障过度去商品化，如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改革中的社会保障再商品化问题。社会保障为什么会在过度去商品化与再商品化之间循环往复。如何实现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可持续开展。这些问题至今仍未在已有的文献中得到很好的解答。为答复上述问题，必须首先找寻社会保障去商品化产生、变迁的动力源和影响因素。学者们对社会保障去商品化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认为是现代工业经济的开展推动了社会保障去商品化进程的演变与开展。资本主义私有制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亦催生出一系列诸如社会保障的附属产品。不同于上述学者，解释学派试图用文化观念来解释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开展问题，认为是宗教文化观念催生出社会保障，并在此根底上推动着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开展变迁。前述两种理论学派要么是从客观经济结构、要么是从主观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解释社会保障去商品化问题，并没有超越宏观和微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因此也就无法深刻揭示社会保障的影响机制。［5］马克思学派将西方社会理论中存在的这两种分析视角概括成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两种主义将行动与结构二元对立起来，对主观能动的行动者和客观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缺乏准确的理解。要想真正理解社会保障去商品化还是要回到人民群众这一社会实践的主体中来。 二、人的需要：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动力源 1.需要乃人性之本。需要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福祉，为了自我价值的追求与实现而产生的生理与心理、经济与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诸多要求。［6］需要是在共同体中生活的人在其一生当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导致自身所处的一种缺乏状态。［7］科学开展观指出要以人为本，一切开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开展，说明了人的生存与开展才是整个经济社会开展的最终目标。而人之所以为人，归根结底在于人有不同于其它动物的需要。如马克思所言：“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8］马克思所说的本性就是决定人与其它动物有所不同的特殊属性即社会性，正是这种社会属性使得人的需要区别于动物的需要。在社会中生存的人，如果其失去了具有社会属性的需要，那么这个人也就失去了社会人身份。［9］作为人自身的内在规定性，需要会伴随人的存在而存在，随着人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和开展。而根本需要如果不能满足，这种缺乏状态将损害做为社会成员的人的生命意义。因此，只有满足人的根本需要，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2.资本主义劳动力商品化与反向社会保护。在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形成之前，资本主义市场化使劳动力逐渐沦为商品，人所特有的社会性需要也因为劳动力的商品化而发生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明确指出：劳动本身就是人所特有的需要，并且是人最为根本的需要。然而，这种劳动作为人的根本需要的状况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彻底改变。劳动者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出卖自身劳动力以换取维系生存所需要的根本生活资料。此时，劳动不再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和最根本需要，而是为满足根本需要不得不为之的一种手段，正是这种异化的劳动将人本身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2023］资本主义市场具有一种消灭性力量，可以将所有事物转化为商品，劳动力也不例外。作为劳动力所有者的劳动者因为劳动力的商品化而变得与商品无异，企业主和资本家完全掌控着劳动者的劳动全过程。劳动者就像商品一样被任意挑选，由于劳动者间的恶性竞争，劳动力价格也受到压抑。［11］这些都是劳动力过度商品化的重要表现。为防止人类在为所欲为的市场中消灭，社会中会产生一种抵抗市场的自我保护力量，这种自我保护要以降低劳动力商品化属性为首要目标。去商品化的制度安排是防止人们被过度商品化的一种非常必要的社会保护性措施，而非思想家们的主观臆想出的政策安排。去商品化的制度安排的根本出发点就在于对自发调节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有效规制，使市场不至于失控，使社会能够正常运转。［2］1743.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是回归人性的需要。欲改变人的异化性，需要对劳动力去商品化，促进满足人类根本需要的手段和方式多样化，除了劳动报酬，还要配以其它的保障措施，从而使出卖劳动成为仅有生存手段的局面彻底改变。家庭、社区等满足人类需求的传统功能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严重削弱，传统方式不断消解使得国家怜悯性的救济无法继续满足人的根本生活需要。在上述背景下，国家需要提供社会福利等能够很好回应人类需求的正式制度安排。［12］49－55为了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改善福利状况，满足不断开展的社会需要，解决新产生的社会问题，许多国家纷纷设计和建设符合本国实际的福利制度。［13］著名的以色列社会政策学者麦克罗（macarov，d）认为：“社会福利可界定为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人类需要。〞［14］英国的社会政策学家布兰德肖（bradshaw，j）也指出：社会效劳的历史就是成认社会需要和组织社会去满足需要的历史。［15］这些思想明确地揭示了社会福利与社会需要二者之间联系。现代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由于物质根底和文化理念的差异而表现出多种福利模式，但有一点相同，即这些制度都程度各异的满足了人类的社会需求。社会福利不仅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对劳动力也进行了去商品化，使劳动异化的状况得以改善，从这种意义上看，社会保障制度实质是将商品化的劳动者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中解放出来。上述各个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以往社会救济有本质区别。传统社会救济是基于怜悯和同情，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是“以人为本〞的集中表达。满足人的需要是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理念依据。［12］39－4638 三、社会保障去商品化危局 1.权责失衡与社会保障过度去商品化社会保障去商品化过程中个人的权利享受与义务承担应该分开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这一认识直接导致社会保障的权责结构失衡。个人享受保障权利的同时应承担一定责任，完全由国家承担责任必然导致各种问题的产生。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的关系源于结构与行动的关系。结构主义强调结构和社会环境的客观决定作用，二者共同影响着人们对生活时机的把握。对于个人的开展，国家和社会要注重营造良好的外在社会环境，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时机的提供、教育资源的供给以及为人们提供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而行动主义那么强调个人对生活时机的主动把握和对社会关系的自主选择，主张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和方式负责，强调个人在处理社会关系过程中的责任。综合以上两种视角，我们认为结构与行动都很重要，生活时机与社会关系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实践也要同时强调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并根据具体社会经济状况不断调整、平衡个人责任与国家责任的关系。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模式却没能将权利与责任统一起来，在社会保障去商品化过程中只强调公民对社会保障的享受以及国家应该履行的责任。公民无条件的享受去商品化带来的福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保障的过度去商品化。社会保障支出急剧增加，超出经济开展的承受能力。社会保障的过度去商品化还引发很多社会问题。［16］如长期的无条件福利效劳弱化了个人的责任意识，增强了个人对国家的依赖性，降低个人的工作意愿，破坏经济开展的动力和竞争力等等。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上述问题在高速的经济增长条件下被暂时掩盖，但一旦遭遇经济危机便马上暴露出来，进而引发社会保障危机。 2.经济全球化。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外在挑战首先，经济全球化削弱了社会保障去商品化的经济根底。由于社会保障去商品化需要国家在公共卫生、根底教育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投入大量的财力，因此社会保障去商品化要以经济开展为根底。在其他条件不变前提下，经济总量的增长能够带来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水平的提高。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经济开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国家其社会保障去商品化水平也较为接近。除了经济开展水平外，社会保障去商品化也与经济开展模式相关。相对于技术密集或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