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精神的深刻内涵.docx

遵义会议精神的深刻内涵 中国青年网 发布时间：20-07-2914:02中国青年网官方帐号 作者：薛庆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2015年6月，他在贵州调研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论述，为进一步深化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 遵义会议会址。光明网记者 孙云清摄/光明图片 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的工人在摊晾白茶茶青。 新华社发 建设中的贵州遵余高速飞龙湖乌江大桥。新华社发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轨道，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遵义会议使中共中央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遵义会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列宁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是东方共产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遵义会议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确定中央领导核心等重大问题。从此，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制定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策略，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遵义会议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得到许多重要帮助。但是，随着中国革命发展，远在莫斯科远离中国革命实践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瞎指挥”愈来愈脱离中国实际，导致中国革命多次出现右倾或“左”倾错误。由于长征初期的行动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博古、李德在敌情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坚持向敌人部署重兵的湘西进军，遭到毛泽东同志等的坚决反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的伟大开端。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确定长征路线，独立自主地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独立自主地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变换长征方向，独立自主地确定长征最终目的地，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克敌制胜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独立自主地领导解放战争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独立自主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原则。 遵义会议坚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遵义会议之前，“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国情民情和中国革命实际，空谈教条，盲目指挥，只唯上，只唯书，一切照“本本”上说的办。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和抛弃“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坚持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把长征“落脚点”的确定与建立全国抗日战争的前进阵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夺取长征胜利同实现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遵义会议和长征胜利实现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有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极大鼓舞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遵义会议建立起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前经历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等五任主要领导，陈独秀犯过右倾错误，瞿秋白犯过“左”倾错误；向忠发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必要的理论素质、政治素质与领导能力，最终成为叛徒；王明、博古是“左”倾教条主义代表人物。所以，遵义会议前一直没有形成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卓越的政治远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成为遵义会议的核心和灵魂。毛泽东同志政治上的高瞻远瞩，思想上的实事求是，军事上的丰富经验，策略上的深谋远虑，是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条件。历史证明，核心问题极为重要，核心就是旗帜，核心就是凝聚力，核心就是组织力，核心就是战斗力，核心就是影响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奠定稳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世界发展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提供了有力保障。 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遵义会议精神包含着深刻的科学内涵。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等都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应有之义。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全党全军不恐慌不懈怠不放弃，理想信念坚如磐石，“上下同心，其利断金”。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独立自主地决定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开辟出中国革命新路。遵义会议既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凝聚集体智慧的典范，又是面对重大危机，万众一心，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典范。 遵义会议精神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他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注重调查研究，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创造了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蚀本不干”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在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战略方针和前进方向。这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 “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就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把握客观真实性，抓住真问题，防止伪问题；就要把握客观规律性，在认识规律、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他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他一再强调：“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历史证明，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生动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a从创建共产党到成立新中国丨1935，生死攸关大转折——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胜利完成长征 1935年，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书写了大无畏的英雄凯歌，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胜利。根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新要求，党制定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推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阶段。 （一） 按照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作出的行动计划，中央红军改向贵州北部进军，而不是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此，红军要闯过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自古就有天险之称的乌江。 乌江是贵州的第一道大江，流急滩多谷狭。为打破敌军妄想阻止红军渡过乌江天险的企图，中革军委作了周密的战斗部署。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作为先遣团，于1月1日由龙溪到达回龙场渡口。调查发现附近村庄不仅没有船，就连一只木桨，甚至一块像样的木板也全被敌军搜走。团长急中生智，决定扎竹排，乘竹排过江。他们挑了8名熟悉水性的战士组成突击队，但试渡没有成功。红军没有被困难吓倒，当晚红一师又立即组织第一、第三两个团熟悉水性的36名同志组成突击队，进行夜间武装渡江。2日上午，红一团用火力封锁对岸，以防敌人破坏跨江绳索。红一团还同红三团一起赶扎了30多个竹排，搭成浮桥。下午，强渡开始，红一师在岩门地区集中红一、红三团所有轻重火力，向对岸老渡口和观音寺工事里的守敌猛烈射击，掩护红一团在渡口狭窄处强渡。至4日，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由此渡江完毕。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县的回龙场、瓮安县的江界河、开阳县的茶山关全部渡过乌江天险，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敌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 1月7日凌晨，红军完全占领遵义。在军委纵队及有关部队即将进驻遵义城的时候，红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要求各部队进城时严格遵照执行。1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命令红二师先头团“明日应向娄山关侦查前进，驱逐和消灭该地敌人，并相机占领桐梓”。娄山关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地形十分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央红军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下一步行动将受到极大限制。根据军委指示，刘伯承、聂荣臻与红二师领导研究决定，命令红四团为先头部队，向娄山关挺进。经过激战，占领娄山关关口，然后乘敌溃退之势，一鼓作气向桐梓方向追击，攻占桐梓城。经过十余天征战，中央红军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的广大地区。 遵义是黔北的首府，是汉苗黎等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十分繁华，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红军进城时，群众兴高采烈，鸣鞭炮欢迎，这是红军自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场面。 1月12日，红军总政治部召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革委会成立后，积极发动群众，贯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帮助组织筹粮、筹款、制作服装和印刷文告，动员青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军总政治部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各军团都派出许多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广大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备物资，护理伤病员，踊跃参加红军。在短短十多天时间里，遵义地区就有4000余人加入红军。 （二）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通过这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会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中央政治局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及时向全军传达、贯彻。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