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经济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自发秩序思想的演进.docx

经济自由主义开展过程中自发秩序思想的演进 一、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开展中的两个对立传统 在很多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意味着不要政府或自由放任，甚至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这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误读，并且常常在实践上导致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滥用或否认。在一些研究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史的学者那里，整部西方经济学史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种思潮消长、替代的历史。事实上，从自由主义的根本原那么和各个经济学流派的哲学根底中，可以看出整个西方经济思潮也是一部自由主义的兴起、开展的历史。即使是国家干预思潮（个别除外），也遵循了自由主义的根本原那么，如对坚持私有财产制度，强调经济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制度，追求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均衡或和谐。我们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根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两种对立的传统：一种为建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政府有意识地控制和指导是个人经济自由的保证，自由放任会导致自由的丧失，人类所有的制度都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或创造的产物，强调要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另一种那么是演进理性主义，或自发秩序传统，认为在恰当的法律规那么约束下，每个人自发的经济活动，追求自身利益，便可促成社会制度和经济秩序的生成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增进，强调要限制政府的干预。这两种传统的差异根源于对理性的作用的认识不同。建构论传统假定，人生来具有智识的和道德的秉赋，认为理性具有至上的地位，因此凭借理性，个人足以知道并能根据社会成员的偏好而考虑到型构社会制度所需要的境况的所有细节，这使人能根据审慎思考而型构社会经济制度，在哈耶克看来，这是一种“知识的自命非凡〞（pretenseofknowledge）；而演进论者对人的理性之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反对任何形式的对理性的滥用。他们认为，只有在累积性进化的框架内，个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开展并成功地发挥作用，即个人理性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生活进程。在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开展的谱系中，前者有李斯特、凯恩斯、托宾和斯蒂格里茨等代表人物。所谓的自发秩序传统，那么认为包括惯例、规那么和制度在内的人类秩序，都并非是由于人们理性地预见到其利益而谨慎设计的，而是不同的行为主体在追求各自的目标时不经意的结果，用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弗格森的话来说，是“人类行为的后果，但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它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分别有3个重要的代表人物：18世纪的斯密、19世纪的门格尔和20世纪的哈耶克。 二、自发秩序传统的早期源流 经济自由主义中的自发秩序传统，至少可追溯到曼德维尔、休谟和弗格森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作为对笛卡尔建构理性主义的反响，这些道德哲学家对自发秩序进行过深入思考，并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尽管人们认为自发秩序传统的思想源流在16世纪经院哲学派的经济学家中就可见端倪，但第一个系统地说明自发秩序的经济学家是曼德维尔（巴利，1999）。在经济学史上，曼德维尔的作用曾被人们长期无视。在他的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罪恶与公共利益一书中，曼德维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私人的罪恶产生公共利益。他看到人性在本质上是冲动的和自私的，而不是理性的、具有公共精神的。他认为，人类行为，不管是出自生命自保的冲动，抑或是为个人荣誉而产生的善举，其动机都发端于利己心。虽然人人都出于利己心行事，但一切美德都起源于这种利己心，社会经济的健康开展和运行也有赖于它，甚至“芸芸众生中的首恶，亦有襄助公益的善举〞。这样，曼德维尔在外表上糟糕的人性素材中确立了一种劳动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以及一种一般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和谐模式。 曼德维尔认为，在复杂的社会秩序中，人们的行为结果同他们所设想的非常不同，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无论是出于自私还是利他，都会产生一些他们并未预料甚至一无所知的对他人有益的结果。正是在设想这个论点的过程中，他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有序的社会结构——法律和道德、语言、市场、货币以及技术知识的开展——自生自发的经典模式。例如他对劳动分工的经典解释：“我们常常把它归于人类的才智，把它堪称人类洞察力的深化，而实际上，它应归于时间的延续，以及许多人的经验，他们中所有的人在天赋才能和精明上没有多大差异。〞（注：引自f.a.哈耶克著，贾湛等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他指出，法律不是由某个聪明的立法者设计，而是在漫长的试错过程中成长的。在该书中，曼德维尔所要论证的要点是，社会的大多数制度既然不是设计的结果，那么一个最精巧的上层结构，又是如何在人们各自私利的根底上形成的。 在人性论中，休谟从“人类知识的狭窄疆域〞（理智的弱点）的出发，说明了“职业分化〞（相当于曼德维尔和斯密的劳动分工）的好处，并说明了社会中有碍合作的那些障碍是如何克服的，并由此促成了三条根本自然法那么的出现：“占有物的稳定性、其转移需经同意以及信守诺言〞，事实上，全部法律制度只不过是对它的表述而已。然而，就像语言和货币一样，这些规那么是人为的，但不是创造和设计的。在文明历史随笔（1767）中，弗格森那么将自发秩序思想明确地表述出来：“芸芸众生的每一个步骤和每一个行动，即使在我们所谓的启蒙时代，都是在对未来茫然无知的情况下作出的。各国摸索出一些典章制度，那固然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却不是因为实施了任何人类的设计。〞他还甚至认为，“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显然，在苏格兰思想家的著作中，已闪耀着这样的思想：人类赖以在其中活动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经济制度，并不是人类可以设计的结果，它们是人们社会经济活动自然演进的结果。 三、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自发秩序 曼德维尔和休谟等思想家关于自发秩序的思想被斯密天才地在其经济思想中详尽地证明。在国富论中，斯密第一次把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如何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增长的社会经济机制进行了经济学证明。他那倍受争议的“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成为自发秩序传统的经济思想中最广为接受的词汇，尽管他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只使用了三次，而正是这个比喻意味着最初以道德哲学问题形式出现的自发秩序的论证系统地转化为经济学的最重要主题之一。 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问题，其中心在于探讨一种能以有利于他人的方式引导我们的自利心从而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制度框架。在他那里，经济活动的根底是分工，分工的前提或原由是人们为了利己的目的而需要进行交换。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因此，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页。） 在他看来，当与和我们关系较密切的人交往时，同情和仁爱之心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和非个人化，依靠利己心为动力以到达较好的非出自本意的结果之需要会不断增加。 斯密曾将“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相互贸易的倾向〞与“理性和言语能力〞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它们都是说服别人的形式。正如上面引文所指出 的，斯密所要说明的是如何说服别人来做我们所希望的。理性和言语能力是说服别人的一种方式，引导他们的利己心是另一种方式。在一个复杂的、扩展的社会秩序中，人们不能依赖别人的恩惠，“理性和言语能力〞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要借助于他的利己心来为自己的利益效劳。这样，分工就成为必须，这也是文明社会最可行的一种方式。理性的式微可以在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出现所作的解释中找到： 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阔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 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页。） 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会促成社会总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个人只有在为他人利益效劳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自己的私利。这样，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就会到达和谐。对于个人而言， 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平安，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到达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到达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到达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页。） 这就是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在他看来，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这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市场体系的自我调节特征并不是一种设计的产物，而是价格机制的一种自发结果。不过，斯密并不认为“看不见的手〞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给社会带来好处，相反，将自利心引导向有利于社会的方面只能在适当的竞争和公正的制度下才能发生。市场诸要素的相互依存带来了市场的自发秩序，任何对这一秩序的干预不免自找失败。斯密还指出政府具有干预经济的内在趋向及其危害： 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方案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局部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方案，并且在这个方案的各个局部中，对可能阻碍这个方案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容易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用手摆布时的作用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那么；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自己行动的原那么……（注：亚当·斯密著，蒋自强等译：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2页。） 这一可被称为“棋子原理〞的思想是斯密的第二经济学原理，它对于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经济运行的意义，决不亚于其“看不见的手〞的第一原理（韦森，2022）。哈耶克认为：“斯密的决定性奉献，是对一个自发秩序作出了证明：如果个人只受恰当的法律规那么的约束，这一秩序便会自发地产生。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大概比任何其他一本书都更好地标志着近代自由主义的发端。它使人们了解到基于对任何专制权力的彻底不信任而对权力采取限制措施，是英国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注：f.a.哈耶克著，冯克利译：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31页。）正如斯密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的直接传人所指出的，斯密等人的所论“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被人们认为极有用的种种实在制度（positiveinstitutions），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那么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开展而形成的结果，并且说明，即使那些最为复杂、外表上看似处于人为设计的政策规划，亦几乎不是人为设计或政治智慧的结果〞（注：f.a.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5页。）。 四、作为不完全新古典主义者的门格尔与社会经济制度的自发型构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由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和斯密等开创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自发秩序传统主要由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所推进和开展。作为19世纪70年代边际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门格尔与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原理。正因如此，在多数情况下，经济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相同的一些特征，并把他们同视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开创者。这种倾向遮蔽了这些经济学家在理论建构的本来面目和意图方面的本质区别，也掩盖了他们的主要作品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后世纪经济思想开展所产生的影响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