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对于现阶段党和农民关系的思考.docx

对于现阶段党和农民关系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与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的关系。从我国人口的城乡结构看，全国13亿人口，60%以上在农村。从我们党的组成成员结构看，全国x万名党员中，半数以上在农村。国情党情决定了我们党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处理与广阔农民的关系。党和农民的关系，既包括政治上的同盟和合作关系，也包括经济上的互利互惠和共赢关系，还包括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和谐关系。回忆历史，我们在处理党和农民关系的问题上，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深刻的教训。审视现实，党和农民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既有令人鼓舞的积极因素，也有令人忧虑的消极因素。只有用新的思路、新的方式处理好现阶段复杂的党和农民的关系，才能使农民认同党在新时期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地拥护党的领导，继续跟着党走，成为党的牢固的阶级根底和群众根底；也才能保证党对农民的领导，更好地组织农民，效劳农民，实现和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使农民与党同心同德，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而共同奋斗。 一、党和农民关系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x年来，始终高度重视农民问题。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和农民关系的根底、内涵及联系纽带不断发生变化，但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 革命战争年代，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以夺取国家政权为阶段目标的革命党。党和农民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党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把农民当作无产阶级最广阔和最忠实的同盟军。x年，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明确指出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提出了依靠农民，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个时期，党为了把农民从水深炽热之中解救出来，不惜抛头颅撒热血。农民更是真心实意地用生命和鲜血支持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党引导农民走向翻身解放，党与农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根底。革命胜利后，党满足农民群众平分土地的强烈愿望，实行土地改革，3亿农民无偿获得7亿亩地，给了农民最大的回报。 和平建设时期，党变成了一个既要稳固国家政权，又要搞好经济建设的执政党。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但是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根本的，第一位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特别指出“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开展和政权的稳固，关系极大。〞党为了稳固开展工农联盟、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依然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一方面大力开展集体化，把农民组织起来，引导农民走向当家作主；一方面大力开展工业化，要农民为工业化建设提供积累。由此，构筑了城乡社会二元结构，设置了城乡区别的制度体系，形成了城乡、工农之间的差异；在农村又相继推行了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整套左的路线，造成了生产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特别是实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回报又极低，将农民搞得太苦。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很多地方农民的温饱都没有了保障。对此，一些有识之士一再提出批评：中国革命受益于农民，但建国后有愧于农民。尽管如此，农民群众依然毫无怨言地把几乎是全部的农业劳动成果奉献出来支持国家工业化建设。据专家测算，从x年到x年46年间，共有约3.x万多亿元资金、价值从农村流入城市。文化大革命，全国一片混乱，各行各业停工停产、唯有农民还在为城市提供口粮，保证了社会的平安。党和农民依然保持着鱼水般的关系。 改革开放时期，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成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党。在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党尊重农民首创精神，不断推进城乡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民政策，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引导农民走向富裕。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制，推动了农业市场化、产业化，带动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拉动了农村经济形势迅速开展、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村民自治使农民享受了更多的民主权力。农民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发生明显变化。然而，这期间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也不断出现，农产区打白条现象屡禁不止，特别是过高估计农民富裕程度，无休止地向农民集资、摊派、收费、罚款，无数顶大盖帽围着一顶“破草帽〞。有些地方因农民负担加重发生多起干群冲突，逼死人命等恶性案件也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党和农民的关系。有的地方农民就曾经说：“第一步改革分田，第二步改革收钱〞，“水田旱田责任田其实不甜……〞。不能否认，这一时期党群之间产生了一定距离。个别地方干群关系紧张，“鱼水关系〞变成了“油水关系〞，甚至变成了“水火关系〞。但绝大多数农民群众仍然迫切希望党加快改革开放，全面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真正给农民带来幸福，仍然坚决地跟着党走，对党保持充分的期待。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无论革命战争还是建设事业，农民都是成功的关键。重视农民是我们党的传统和政治优势。重视农民就是充分尊重农民的地位和创造精神，用共同理想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投身党的事业；就是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以平等姿态亲近农民，倾听农民呼声，解除农民忧患，与农民保持密切联系；就是不断提高农民的素质，带着感情以先进的思想文化教育农民，使之成为党的重要力量和坚实根底。 二、新时期党和农民关系的深刻变化 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执政党面临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知识经济化、经济全球化等多重考验，农民已经成为构成复杂、分化剧烈、诉求多元的庞大群体。党和农民的关系赋予了新的内容：一方面，党和农民都有着全面实现小康，加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理想；另一方面，党和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关系需要不断加以调整。在经济上，随着国家工业化开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补偿农民，“少取多予〞，建立让农民更多地共享经济社会开展成果的共赢关系。在政治上，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必须在共同管理国家中形成党代表农民利益、农民拥护党的领导的代理关系。在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上，按照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资源不能长期向城市倾斜，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使农民逐步享受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权利的平等关系。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一届党中央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为目标，坚持科学开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重要思想，并在总结世界兴旺国家的经验和我国工业化开展历程的根底上，明确做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判断，提出了城乡统筹开展战略，采取了一系列城市带动乡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重农举措和补贴农民、支持农村、反哺农业的新重农政策，一步一步突破了长期以来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城乡二元结构，走出了千百年来重农民之力，无视农民之利的传统重农思想的误区。特别是x、x、x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布三个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把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权益放在突出地位，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努力把新农村建设变成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变成惠及亿万农民利益的“民心工程〞，加大力度实施“两减免〞、“三补贴〞（减免农业税、取消农林特产税、对农民进行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政策，与过去向农民“要钱要粮要命〞的做法形成鲜明比照。使农民受益最多的、最受农民拥护的是温家宝总理明确宣布x年起全国免征农业税，延续了千年的封建税制、集中表达城乡之间不公平不合理的区别税制已成为历史。在经济关系上党对农民由索取型变成了补偿型。在文化和社会关系上，农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平等权利。 新的时期，党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化、标准化、程序化，扩大农民的政治民主权利。党在农村扩大基层民主，先后实行了村民自治制度，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先后尝试了村支部选举的“两票制〞、“公推直选〞和乡镇党委书记及其成员的“海推直选〞、"两推一选"（即由群众推荐，党内推荐，党代会差额选举），进一步扩大了农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权。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农村日益锋利的干群矛盾，改善了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消除了一局部农民对党的怨言和情绪，增加了农民群众对党的认同，改善了党同农民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一时期是党对农民工作最为务实、最有成效的时期，也是建国以来农民受益最多、心情最好的时期。 三、进一步密切党和农民关系面临的问题 据重庆、湖北、广东三省市对党群关系现状的调查，由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怀有明确的重农思想，实施“多予少取〞的补农政策，一些锋利的矛盾和冲突得到缓和，农村党群关系根本上处于稳定状态。群众认为当前党群关系总体上是“好的、较好〞的占81.1%；认为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能够及时解决的占73.4%。认为干部执行上级政策与群众意见相冲突时，能够“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支持〞的53.2%，能够“听取群众意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执行〞的39.1%，能够“通过法律程序，依法执行〞的28.7%……。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过程中农民的政治诉求、共享改革开展成果的利益需求及对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平等要求日益强烈，加之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日益暴露，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旧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对我们这个执政党来说，如何处理农民和国家利益、农民和其他阶层的利益、农村内部各群体之间的利益难题是一个新的考验，而哪一个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影响党和农民的关系。深入分析农村各种矛盾和农民的意见，可以看到影响党和农民关系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赞成党的执政理念，但对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形象有所不满。 我们党与时俱进，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党和农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根本前提和重要保证。农民对我们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是认同和赞成的。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更是赞成和拥护。他们所不满意的只是农村有些党组织不能把自身建设成适应时代要求的具有先进性的战斗堡垒，不能真正解决好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和农村开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农村党组织是基层组织中的“龙头〞，是党在农村的“前线指挥部〞。一些基层党组织过去在“压力型体制〞下，全面干预乡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把一些敢抓敢打，甚至有恶名的所谓“狠人〞拉到党员干部队伍中来，使用粗暴、强硬的手段向农民要钱要粮，某些文艺作品把基层党员干部描写成目不识丁的呆傻形象，催钱催命的债主形象，揩油沾光的无赖形象，拆房扒粮的凶神形象。近年来，一些农村基层组织也没有按照建立效劳型组织要求加强自身建设。一方面党员干部队伍年龄老化，素质薄弱，缺乏战斗力和凝聚力，缺乏领导能力和先进性；一方面基层组织在征用农民集体土地等方面，仍然干着违背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利益的事，缺乏“人气和心气〞。加之党组织的领导体制尚未完全理顺，党的领导权、行政管理权、农民自治权不断发生摩擦、较量。尤其在村一级“两委〞夺政，党支部要么事无巨细、一统到底，不容村委会插手；要么软弱松散，领导权威受到严重挑战，无法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农村党员是党的化身。农民判断我们的党，主要看身边的党员。农村党员干部与农民的关系就是农村党群关系的晴雨表。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农村基层组织的负责人理想失落，信念动摇，只管利益，不管“主义〞：要么好大喜功，热衷于政绩工程和外表文章；要么只顾自己发家，而不愿带着群众共同致富。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党性意识淡忘、腐败问题严重，个别党员参与赌博械斗，甚至聚众闹事，直接参与黑社会活动，参加“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凡此种种，引起农民群众不满和反感。以致局部农民对党员干部产生逆反心理，出现“仇干〞、“仇官〞心态：只要是党员干部说的，无论是否正确，都认为不正确；干部要求群众这样做的，偏偏那样做；群众与党员干部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