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doc

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 第一篇：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 ——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忆与现实思考 〔一〕 也许是因为我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有一种职业性的历史感。一看到诸位，我就觉得似曾相识，在我研究的历史中曾经见过，你们的言谈，说话的姿势，眼睛里流露出的热情、困惑，你们的快乐与苦恼，初到农村时的惊喜，第一次走进农民的小屋不知如何交谈的窘态，工作深入不下去时的焦虑，以及无休止的争论，平静下来以后的思考与自我质疑……，等等等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都曾经出现过，而且，这其中也有我自己的身影。这里存在着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存在一个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民间去〞的运动；也许你们并没有意识到，你们的“西部阳光活动〞实际上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运动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新的篇章，你们是沿着前辈所开辟的道路往前走，你们正在继续书写与创造新的历史。 那么，我们就来作一点历史的回忆。还是从“五四〞说起，那是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个源头。大家都知道，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人的觉醒与解放〞；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人的觉醒与解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妇女、儿童与农民的独立价值的发现与充分肯定；而这三种人都是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的，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文化中是被忽略的存在，因此，这三大发现就充分地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特质，具有特殊的意义。关于妇女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这都是极富魅力的话题，以后我们或许有时机再来详细讨论。今天要说的是“农民的发现〞。鲁迅后来有一个追述，他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群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在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和花鸟并不一样了〞。这至少说明，“五四〞的先驱者已经认识到，农民，底层的人民，他们不是供人欣赏、践踏的“花草〞，而是有自己的价值，有自己的要求的独立的“人〞，他们应该享有自己的幸福，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独立利益。 而另一些思想家那么把农民的解放与整个民族的解放、开展联系起来，李大钊当时就写了一篇青年与农村，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假设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他进而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于是，他发出了“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的号召。而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讲了三条理由。一是“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他具体地列了许多方面，可见他是做了一些调查的，而我们今天读起来觉得似乎还有点现实针对性，这是很可悲的；不过今天不谈这个，我们注意的是他由此得出的结论。他说：“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城市里鬼混，都成了鬼蜮。农村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把那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都埋没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这不就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那个的责任。〞1李大钊讲的第二个理由，就更值得注意。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讲推行“民主政治〞的关键，是要“立宪〞；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的选民，“大多数都在农村〞，如果农村没有开发，农民没有觉悟，没有自由的判断力，如果真的实行普选，那些“练习了许多的诡诈的手段〞的城市流氓，那些“积下了许多的罪孽金钱〞的城市强盗，就会来骗“他乡里的父老〞，如果把这些人选上了，“立宪政治、民主政治，那有丝毫的希望。〞李大钊因此而大声疾呼：“立宪的青年呵。你们假设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假设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底，有了泉源。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在这方面活动的青年才算是栽植民主主义的工人〞。——你们看，李大钊说得多好，在我的感觉里，他简直就在和我们面对面的谈话，讲着当下中国已经或将要面临的问题。不知道在座的同学们感觉如何。我们再来看他的第三条理由。他说，现在许多青年，天天在城市里漂泊，找不到出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自误〞。因此，他号召：“在城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呵。你们要晓得，城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城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李大钊这番话可能与大家的感受不大一样，因为在许多年轻人看来，城市还有很大的开展余地，还是令人向往的；但城市的人满为患，大概也会是迟早发生的事。 更重要的是，李大钊在这里显然将农村理想化了。其实，他在前面已经谈到了“农村的黑暗〞，他对农村的着意美化，是出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反感，同时也受到了俄国民粹派的影响。李大钊这篇青年与农村一开头就谈到了俄国的“青年志士〞“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抛弃了，不惮跋涉艰难的辛苦，都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的民粹派的“到民间去〞的运动。俄国民粹派对中国的“到民间去〞运动有积极的影响，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对农村与农民的理想化，下面我们还要谈到。 李大钊对农村与农民的理想化，还反映了“五四〞时期另一个重要思潮，即所谓“新村运动〞。新村运动是一个建立乌托邦理想社会、理想生活的试验，一群理想主义者聚集在一起，通常是在农村建造一所“新村〞，实行财产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同过着一种一边读书、讨论，一边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的新生活。大概在１９１８年，日本著名作家、思想家武者小岛实笃在日本九州日向就建立了这样的新村；１９１９年周作人去参观后，就在国内大肆鼓吹，得到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和许多青年学生的响应，在北京组织了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毛泽东也是新村运动的热心者，他曾为此专门访问过周作人，还亲自起草了建设新村的方案书。而新村运动的理想的核心，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实现健全的“人的生活〞；而所谓健全的“人的生活〞，就是个体的人与人类、社会的人的统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之光的照耀下，农民的沐浴在大自然的阳光中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的生活，就对当时沉湎于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中的李大钊这一代人以及青年人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 但应该说，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根本上还停留在理论的倡导与小规模的试验上，并没有形成实际运动。真正的“到农村、民间去〞运动的大力开展，是在二2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如果说，“五四〞还限于思想、文化运动的范围，到三十年代就开展为一种社会运动。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随着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农村，认识到中国的根本改造必须从农村开始。但却在如何实现中国农村的改造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形成两种不同的思路。也就是说，都是“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却有两种不同的路向。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认为，中国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必须通过革命，先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才有可能进行新的建设；而农村问题的根本也是土地制度问题，农村的变革必须从土地改革入手，改变少数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大多数农民那么无地或少地的状况；而中国的革命又必须以广阔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村的变革为全国变革的根底。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南方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地发动了“苏维埃运动〞，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发动革命，建立根据地，出现了毛泽东诗词里所描写的“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 与此同时，一局部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那么在大力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愚、穷、弱、私〞四个字，因此，需要进行四大教育。一是“文艺教育〞，设立实验性的平民学校、艺术学校，扫除青年文盲，并进一步将平民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同学会，使这些优秀的农村青年成为农村建设的中心分子。二是“生计教育〞，进行农业科学的普及，开展农业生产；在农村经济方面，那么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自助社；同时注意农村工业的开展。三是“卫生教育〞，重点是建立乡村保健制度，“使农民在他们的经济状况之下，有得到科学治疗的时机，能保持他们最低限度的健康〞。四是“公民教育〞，“用家庭方式的教育，在家庭每个分子里，施以公民道德的训练〞，“使他们有公共心、团结力，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政治道德，以建立地方自治的根底〞。他强调，这四大教育的核心，是对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保健力和团结力〞的培养，说到底，是对人的教育与改造，而“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这才是“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为了实现这样的理念，他提出了“博士下乡〞的口号，带着一批年轻人在河北定县等地进行了将近十年的农村改革实验。梁漱溟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大力推动者，但他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并不在的愚、贫、弱、私这些具体问题，而是要抓住带根本性的环节，着眼于整个中国问题的解决。而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以中国固有文化为根底，吸收西方先进技术，重建民族新文化。具体到乡村建设，他主张以中国传统的乡约形式重建中国新的礼俗，并在农村大办村学和乡学，使之不仅成为地方教育机构，而且从中分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与民间团体，把农民组织起来；同时，建立生产、销售、运输合作社，农民银行等生产、金融组织，推动农村技术进步，走一条以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梁漱溟也带着了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建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开辟了邹平、荷泽、济宁等实验区。 在上一世纪的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得到了蓬勃的开展，据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１９３４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６００多个，建立的实验点、实验区有１０００余处。后来，这些实验都因抗日战争爆发，实验区为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告终。 在四十年代，在全民族的大流亡中，大批知识分子从城市走向中国的穷乡僻壤，在实际接触中加深了对中国农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而抗日战争，某种程度上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3民族解放战争，如毛泽东所说，“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从这一事实出发，毛泽东引申出一系列的非常重要的论断：“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农民——这是中国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群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值得注意的是，当毛泽东进一步呼吁“中国广阔的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以至提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那么将一事无成〞的论断时，他是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强烈认同的。人们感到，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时代的命令，同时也是通过自身的痛苦经验而发出内心的要求——在残酷的战争中，人会产生一种孤独感，知识分子尤其容易产生软弱无力感，这时候就迫切地要求寻找归宿，中国的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就自然成为战争中处于生活与精神双重流亡状态的知识分子的“皈依之乡〞。于是，大批的知识分子涌向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走向农村，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这一运动与 二、三十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自然有深刻的联系，但也有不同之处；除了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发动的，是一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