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韩静慧儿童小说创作的女性主义立场范文.docx

天道酬勤 韩静慧儿童小说创作的女性主义立场 五四伊始，中国女性儿童文学创作时而隐没、时而显露，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浪潮中闪现着自己独特的身姿。20世纪80年代，更以女性作家群体〔包括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涌现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创作现象。蒙古族女作家韩静慧的创作从民族性格与人性关心的视角观照蒙古族儿童心理状态的变化和开展，在“民族性与儿童性的融合中显示出民族儿童文学的深度和力度〞[1];而少数民族女性儿童文学作家这多重的“边缘〞身份，也使她的小说叙事显现出一种别样的内涵和神采。本文拟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对她的额吉和罂粟花中第一辑“蒙古包里的女人和孩子〞等作品进行解读。 一、关于“主体〞的故事 现代女性主义先驱西蒙娜·德·波伏娃曾提出“女性是他者〞的著名命题，并将呼吁女性要争取自身的“主体性〞作为其理论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建构女性的主体性作为女性主义文学的质的规定性。 外表看来，韩静慧的这几篇小说——额吉和罂粟花吉雅一家和欢喜佛月亮湖边的鸽子花〔以下简称额吉月〕写的似乎都是“他者〞的故事：给日本军官做菜的额吉、被丈夫毒打依然任劳任怨的吉雅，还有被吉日百般捉弄却一次又一次原谅他的小格拉，这些“蒙古包里的女人和孩子〞都同样的善良、隐忍、忠顺、宽容，她们“天使〞般的传统美德正表达了男性的理想和欲望，她们似乎都是作家透过男权话语看到的“镜像〞。然而对“主体〞的辨析应在全篇中进行：在逼仄窒息的小院中，额吉勇敢地救助了一只鸭子和一个女婴，用自己的死换来了“我奶奶〞的生;吉雅忍辱负重，守护着丈夫和两个儿子，因草原佛教文物欢喜佛被日军掠去，长大了的两个儿子为守护和追索文物献出生命和清誉;格拉和吉日最终成为好朋友，他们一起在美丽的月亮湖畔听爷爷讲那动人的蒙古族民间故事。 马克思曾这样界定主体——“主体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能够而且实际从事着自由自觉活动的人〞，而且必须通过行动，他才能成为现实的主体，即具有主体性，在与他物的关系中显现出自身的功能。在额中，如果我们把给中国人民、草原人民带来欺压和苦难的日本侵略者视为“他物〞“他者〞的话，额吉正以她的本能的行动和抗争，证明了自己的主体和主体性。在吉中，吉雅选择对家庭不离不弃，与二儿子乌恩为追回宝物却不得不承当着“汉奸、卖国贼、隐藏的日本特务〞的罪名相照应，让人不禁深思这种隐忍的力量和价值。选择性被看做主体具有主体性的一个标志，即主体根据自身最迫切的目的来选择客体的多种必然性中最合目的性的那种，作为自己实际活动的依靠。吉雅的选择从小说的整体来看何尝不是一种对草原文明的守护和担当？而在月中，小格拉选择了宽容，因而与吉日之间建立了一种令人欣喜的关系。美国开展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研究了男孩和女孩在行动上的差异，明确指出二者在道德意识上的差异：女孩属于责任道德，男孩属于权利道德。这种强调二者都是主体只不过存在着差异的理论，其目的正在于指向实现两性的和谐相处。 因此，通过甄别，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韩静慧这三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并不是“附属于男性的第二性〞，她们以自己独具的生命特质成为不可替代的、与男性平等并立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男性的独立存在。这几篇小说通过记录女性主体的在场，书写了作家对女性主体生命价值的体认，表现出作家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感知和思考。这种建立在创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洞察和对历史世界的想象之上的对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显然超越了男性话语的引导，鲜明地表达出创作者的主体性。 二、民族性视阈下女性气质的抒写 女性写作作为对男性中心意识形态的抗辩和反驳，一度走向极端而沦为一种“偏执的表达〞。真正的女性主义立场其实未必是站在男性的对立面去为女性的地位和权利进行呐喊，而应该是对女性的本性、特殊性的探寻，对男女两性差异性的思考，以及在此根底上对建立两性和谐相处的理想表达。韩静慧小说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而她在作品中对女性气质的思考又深深地刻印着蒙古族民族文化的烙印。 额吉是蒙语“母亲〞的意思，对草原母亲的颂扬和赞美始终是蒙古族艺术永恒的母题。伟大的母亲被草原文化视为生命/地母的象征。几乎每个草原上成长的女性都深具这种母性情怀。正是伟大的母性使额吉获得了一种力量，在那个逼仄的小院落内奏响了一曲荡人心魄的生命乐章。这种情怀在草原女性的情感世界中代代累积，成为草原上堪与金戈铁马之声相匹敌的人性长啸;蒙古族传统的以牧为主的生产方式造就着男性和女性不尽相同的社会角色，男性的勇敢、永不言败的倔强，女性的善良、无怨无悔的奉献，构成了这个民族较为独特的二元式精神传统。虽然它也打着男尊女卑的历史烙印，但蒙古族女性群体所共有的隐忍、不事张扬、只做不说的坚韧品格却蓄积而成为一种沉默中的力量，它孕育、滋补了草原文化中代表男性力量的英雄情结，并与之共同铸就了绵延数千年灿烂辉煌的草原文化。这二元归一的价值取向也由吉中“欢喜佛〞这一意象得以传达。而小女孩格拉又让我们想起草原女性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特征。世代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民族与大自然保持着一种浸入血液的亲密关系，蒙古族女性更是如此。蒙古族女性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守护草原大地的安宁，守护家族部落的兴旺。女性的孕育、造化之功，女性的真善美，都深深地镶嵌于蒙古游牧文化和谐、圆融的传统自然观中，月全篇正可以看做是对草原开展的生态式拷问。 所以，扎根于民族的深层沃土，将女性气质的思考与深厚的民族情感相结合，正是韩静慧这几篇小说的重要审美价值和突出特色。正如她自己所说：“对民族的深沉的爱，才使我的文字如长长的流水般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流淌到今天。〞确实，本民族的历史、心理、思维与生活习性等民族文化因素一定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一个女性作家对自我和群体经验的书写也一定会与种族生存体验的体认相结合。当她们在族别和性别的双重边缘中寻找和确立女性身份时，定能挣脱社会性话语和民族寓言的遮盖，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三、叙事视角的性别印记 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观点看，女性小说的写作是一种去除和摆脱菲勒斯中心的努力，其首要标志即建立一种不同于男性叙事标准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显然，韩静慧的这三篇小说在表达视角上都属于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按照苏珊·S·兰瑟对女性表达模式的划分，都属于作者型声音。从小说表达聚焦和表达语态的转换和运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作者型声音的女性特征。 在额中，叙事者将额吉确定为作品的视点人物，即叙事者通过额吉的眼睛和心灵来表达故事。我们有时无法清晰地区分人物话语和叙事人话语的界限，叙事学将其命名为“自由间接表达体〞，即话语空间向人物话语〔主要是内心独白〕自由敞开，人物的语言和表达人的语言毫无过渡地衔接在一起，对人物的感同身受使表达人在恍惚之间变成了人物。所以，故事中表达人的话语成为展现女主人公额吉内心世界的场所，额吉内心的真实想法直接地袒露在读者面前，而覆盖在人物内心活动之上的表达者的隐形评论即表达态度，也鲜明地彰显出隐含作者对人物的同情和理解。 吉的前半局部选择了吉雅的视角，再次表达出表达者与女主人公站在一起的立场意识;作品的后半局部以全知的视角和散点透视的方式表达麻子和乌恩的故事，表达者更像是一位慈祥的母亲，因为在“她〞的表达中，我们清楚地感到对两个儿子事迹的理解、欣赏乃至自豪。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又可以将月的全知表达者想象成那个孕育包容着草原的一切的有着博大胸怀的草原母亲，这位默默承载着生活中所有重负的“母亲〞似乎不再沉默，在草原生态日益遭到破坏的今天，将历代草原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之道寄予在故事的讲述之中，向我们娓娓道来。 女性声音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场所〞，这种意识形态的张力从文本的实际行为中显现出来。综观韩静慧的这三篇小说，一方面，其叙事视角具有鲜明的女性或者说是母性的性别印记，即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感受力来认识和探索世界;另一方面，这一女性自我的言说又深潜到民族的历史长河与当下境域之中，显现着创作者对少数民族女性群体生存境遇的哲学性思考。所以从韩静慧小说女性视角的解读中，我们再次看到女性写作的意义，正如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孟悦、戴锦华所说：“女性的群体经验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它将重新说明整个人类曾以什么方式生存并正在如何生存。〞[2] 四、结语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研究儿童小说，成为儿童文学的理论趋势之一。美国学者罗伯塔·塞林格·特瑞兹说，女性主义儿童小说致力于“将完整的人性传达给孩子们〞，教会孩子们“认识自己的主体位置〞，教会他们“更加坚强〞[3]。毫无疑问，上述三篇小说正是这样的女性主义儿童小说。作者韩静慧在她的作品中以一种鲜明的女性意识来叙写故事，运用更加全面的女性视角，塑造出具有“主体性〞的女性形象，在对民族传统的传承中，表达出对两性特质的认识和两性和谐相处的理想。这样的作品无疑会使儿童读者沉浸于作品审美气氛的同时，实现一次“浸淫于女性主义思想的时机〞，获得关于两性问题的正确认知。 [参考文献] [1] 张锦贻.回归本民族文化家园——对当下民族儿童文学的观察与思考[EB/OL].：//. [2]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 [3] [美]罗伯塔·塞林格·特瑞兹.唤醒睡美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声音[M].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