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改革之前三十和之后三十经济发展得与失范文.docx

天道酬勤 改革之前三十年和之后三十年:经济开展得与失 三十年中我们盖了那么多高楼大厦,道路桥梁,机场码头,还挖了二百多亿吨的煤,赚了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其中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民工的劳动。 改革以来的三十年,我们的经济开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管对中国友好的,敌视的,谁也不能否认。我们身历其境的中国人更有亲切的体会。除了年龄小一点的人,但凡三四十岁以上的人,都亲眼看了这个变化。我估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都受益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但是改革前的三十年,1949年～1978年,中国的经济如何总结,却有不少争议。一方面是年轻人没有切身的体会,也由于这里牵涉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不容易弄清楚。 应该说,1949年到1955年的七年里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很成功的。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再加三年内战,搞得中国遍体鳞伤,经济非常困难。1949年和平来临,大家终于盼来了重新建设国家的时机,全国—片欢呼声。那时候万众一心,齐心协力,专心致志,形势非常有利。三年恢复期之后迎来了1952年～1956年的第一个五年方案。当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苏联的无私援助,大批苏联专家来华帮助我们建设。方案中的156项建设工程能够顺利执行,人们生活得到快速改善。每年都能够加工资,幅度达5～10%,物价有小幅度的通胀。全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尽管1950年～1952年的抗美援朝对国家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是经济建设并没有遭受太大的阻碍。 可是大一统的方案经济思想此时也开始冒头。1952年实施了粮食的统购统销,农村经济受到一定影响。先是粮食统购统销,以后推广到棉花,油料作物,再后包括了鸡鸭鱼肉,三年灾荒后全面实施方案供给。布匹、棉花、茶叶、肥皂、手表、脚踏车,几乎一切商品全都凭证凭票供给。1954年以后实行农业合作化,在合作化运动后期农民被迫参加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生产积极性。未等初级合作社稳固,接着组织高级社,生产资料统统都要人社,受到农民很大的抵触。反对高级社的邓子恢被指责为小脚女人,毛泽东组织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组织大家学习。最后就是1959年更激进的人民公社运动。事实上到1955年农产品已经供给趋紧,小城市买不到猪肉,大城市也时有时无,1956年形势更差。 1957年的反右树立了以后二十年的左倾路线。大跃进的错误愈走愈远,经济走进了死胡同。中央不得不接受陈云的调整政策,用市场手段,出售高价肉,高价点心,挽回了危局。但百姓的储蓄都花在吃的上面,用来挽救饥饿之躯。同时实施了分级别的副食品的优待方法。国家领导人有特供优惠,凭证可以到特供商店买东西,主要是副食品和烟酒,一般高级干部有定量的肉蛋供给(其中又分两个等级),一般中级干部有糖豆供给,每个月可以买三五斤糖和黄豆。工人和普通干部没有优惠,有时候给一点人造肉,或卖几斤蔬菜。香烟的供给是分级别的,高级干部供给牡丹牌和中华牌的,糖豆干部有前门牌,恒大牌的,等而下之就是杂牌的了。 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事不会再次发生,我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开展权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现在的年轻人都认为活着是很自然的事,死亡是很遥远的。 三年灾荒中断了五年方案,改为1963年～1965年的三年调整。当时的口号是:调整,稳固,充实,提高。由于借助于市场手段,1965年调整结束时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再次回到了起跑线上。可是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迎来了十年内耗,经济遭到消灭性的大倒退。 国家干部从1955年以后再也没有加过工资。新录用的员工都是低工资的。工人试用期月薪36元,定级后一律是二级工,月薪42.5元。大学毕业生都是56元。这点钱维持自己的生活都勉强,更谈不上养家,工人尤其困难。就全国的平均工资而言是每况愈下,因为新录用的职工都是低工资的,而老职工的工资一点也没涨。物价虽然没有涨,但是供给严重缺乏。这是方案经济的特点。方案经济能够在宏观上保持平衡,因为投资是根据储蓄安排的。而储蓄和投资都在国家控制之下。所以能做到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物价水平得以稳定。但是在微观上由于价格固定,不能反映供求,一方面有大量积压产品,另一方面又有大量产品供不应求。由于微观的不平衡,不得不发票用实物来平衡。到文革时期几乎一切日用品都要凭票供给。价格虽然很低,但是数量严重缺乏,质量极差。就拿供给的粮食来看,粗粮越来越多,大米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才有,平时以玉米,高梁,薯类为主。 解放前的一百年里,工商业很薄弱,人口中约十分之九都是务农的。国民收入主要靠农业。我国的农业不但养活了那时候的四亿人口,还有假设干剩余可供出口。满清政府几次战争失利,割地赔款,总数超过十亿两白银。这些负担最后大局部都落在农民身上。满清政府被推翻后,连续近二十年的军阀混战,这些冲突也变成了农民的负担。抗战八年,我国的农民做出巨大奉献,军饷,兵源,最后都是农民的奉献,八年中根本上保证了全国人民的粮食供给。抗战中交通瘫痪,商业联系被破坏,再加日本人搜刮军饷,农民生活函难,经济负担极重。但是全国没有出现全局性的严重粮食问题。抗战胜利后一年开始了三年内战,粮食并没有出现全局性的严重供不应求。 解放之后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土改,后来又发动农民参加合作社。合作社还没有稳固,接着要求成立高级社。大跃进后要超英赶美,农业也要大干快上,成立了人民公社。土改是为了消灭剥削,出发点是好的,发动参加合作社,出发点也是好的,但其后果却不尽如人意。从1949到1978的三十年农业越走越困难。政府想尽了方法,提出“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上山下乡〞,“全民搞粮食〞,但是统统都不_见效。改革开放后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签了生死合同,搞包产到户,这才改变了中国农业倒退的形势,走出了困境。 住房是家庭消费中的一个大工程。在均衡市场中这局部开支要占家庭总开支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由于执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住房盖得很少,但是人口在增加。1950年人口是5.3亿,到1978年人口到达9.6亿,增加了80%多。而住房充其量只增加五分之一。所以人均住房日益拥挤,两三代人挤在一间屋里是很普通的事。私搭乱建是另一个解决方法。走道里,天井里,搭了许多窝棚。办公室里也住人,白天卷起铺盖,晚上搭起来做宿舍。无论从吃,穿,用,住房看,生活水平大大地不如1952,恢复期末。这是城市人口的情况。至于农村,自从三年灾荒以后很大一局部农民长期没有到达温饱水平,—直到1982年包产到户,才重新吃饱饭。总体上看,农民生活的降低更甚于城市人民。所以按全国的人均GDP计算,估计文革结束时不到1952年人均GDP的一半。从就业看大量城市人口没有工作,不得不发动学生上山下乡,减少城市人口。 有人用生产了多少吨钢铁、水泥等计算GDP。这是错误 的。GDP是最终产品的价值之和,钢铁,水泥都是中间投入品,不计人GDP之中。只有吃穿用和住房才计入GDP。同样地,认为国家建了许多工,广=矿山,是GDP的一局部。但是如果没有生产出最终产品,都不能算对GDP有奉献。特别是文革中进行的三线建设,把东部地区许多工厂搬迁到内地的深山峻岭中,交通极其不便,运转本钱极高,造成巨大浪费。在国民经济统计中,GDP的数据也是不可用的。因为价格是混乱的,GDP的计算没有正确的价格是算不出来的。就好似苏联时期百姓有大量存款,但是价格自由化后,猛烈的通货膨胀,使居民存款大局部都损失了。因为凭票证购置的货币,其真实价值远不及能自由购置的货币。从票证货币转换成能自由购置的货币时,物价一定会上升。所以在一个凭票证购置的社会中GDP是没有方法正确计算的。这是一切方案经济国家的共同弊病,不可能有GDP的精确数据。虽然不能计算但可以估计,从吃穿用等方面,按人均消耗的资源来估计是可能的,当然谈不上精确。人民币现在还不是自由兑换货币,一旦成为国际自由兑换货币,仅这一点人民币还会升值。吃穿用住房之外应该GDP的只有国防建设,它是属于最终产品。但是这局部占多少,没有可靠的数据衡量,只能存而不管。好在它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很小。 按理说,除了吃穿用等之外,投资也是GDP中的一局部。拿投资来看,这一时期干了许多费力而无效的努力。例如大炼钢铁,全民都投入炼钢铁,热情极高,但是从目标到方法都是错的。为了完成107万吨钢的任务(2023年我们的钢产量是5.6亿吨,是那时的六十倍)大家把铁锅砸了去炼钢。还发动农民去炼钢,本来炼钢是需要设备、技术、经验的事。号召全民炼钢就变成了政治任务。大炼钢铁那一年,许多山上的树木都被砍掉去炼钢。最后目标任务虽然完成了,但是国家更穷了。大炼钢铁并不是一个合理的目标。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有客观规律的。为了实现工业化,牺牲了农业和必要的效劳业。结果是国家更穷了。这个三十年中,百姓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响应政府的号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可是产出往往是负的。当初马寅初就看出工业化口号的问题,他提出要均衡开展,要农业,也要商业,它们能够帮助工业。改革以后我们没有提出类似赶超的目标,只是瞄准了“市场化〞一个目标。在实施中转变为千军万马奔赚钱。赚钱是对的。我们没有付出太大的代价,没有战天斗地,而生活—天比一天好。因为全社会因赚钱而增加了财富。 前三十年的经济当然也有其成就和奉献,这一点也要客观看待和成认。这一时期中国获得了政治和经济主权的独立,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尽管这一体系的建立付出了很大本钱。我认为这一段时期经济的最重要成就是在教育和健康方面。从文盲率和平均寿命来看中国的数据远高于同样人均GDP的国家。当时平均寿命到达六十多岁,是国际上人均四千到五千美元的水平。文盲率也一样,远低于国际的平均水平。毛泽东批评当时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只顾城里人的健康。这个批评是很恰当的,而且至今也没有过时。当时农村的医疗虽然很落后,但是有赤脚医生和起码的医疗保障,农民看病的问题还好一点。总起来看,前三十年突出了平等,无视了效率,结果是穷平等。现在那么相反,只强调了效率,无视了平等。 前三十年的经济,其教训是值得汲取的。但是事物总有两面性,它的有利的一面就是为以后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公社化以后的农民不能自由流动,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有些温饱也难以解决。改革以后农民能够进城打工,尽管收入很低,但是他们感觉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他们很少抱怨。这是中国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三十年中我们盖了那么多高楼大厦、道路桥梁、机场码头,还挖了二百多亿吨的煤,赚了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其中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民工的劳动。这一特点和文革中创造的一个超低水平的起点密切有关。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不是吃不饱的农民,而是有更高要求,有权利意识的一群人。 回头来看,现在虽然总体上生活改善,但是分配的公平性还有待加强。社会中不稳定因素也值得关注,改革还要继续深化,最终是要使得经济又好又快开展,要更关注民生建设,关注和谐开展,关注社会公平,关注经济可持续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