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五四新文化人对北京民间文化的认知与想象.docx

五四新文化人对北京民间文化的认知与想象 []（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伴随着民俗学运动的兴起，北京民众的文化和风俗开始进入文化人和学者的视野。五四一代民俗学家从其对“民间〞的想象出发，一方面试图从北京的民间文艺形式中寻找资源，为新文学提供借鉴；另一方面那么通过搜集整理各种文献资料，试图建立“民众的历史〞。这两方面的努力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成果，其成败得失亦值得深入探讨。 [关键词]（中）关键词五四新文化人；北京民间文化；民俗学；歌谣运动；顾颉刚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K89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22）01004607 正文 中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已成为学术史上的常识。 ①然而，相关的学术史表达却很少注意到，以五四新文化人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代民俗学家，最早是以北京的民间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他们对北京民间文化的调查与整理，不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还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民国北京兼具都市性与乡土性的双重特性。与此同时，新文化人在对北京民间文化的研究中所显示出的复杂心态，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民俗学运动在处理城与乡、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关系方面的内在矛盾。 一级标题一、从民歌到“通俗文艺〞 北京普通民众的风俗人情，开始进入新文化人的视野，可以追溯到1918年开始的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的运动。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刘半农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这是征集歌谣运动的起始，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发端。1920年12月，北京大学正式成立了歌谣研究会，由沈兼士和周作人主持。1922年1月，国学门成立后，歌谣研究会并入国学门，同年12月17日，研究会创办了歌谣周刊，作为刊载歌谣及相关研究著作的阵地。自创办起至1925年6月29日，歌谣周刊共出版了97期，随后并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 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②中，歌谣研究会“搜集歌谣的目的〞被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的，二是文艺的〞，前者是指歌谣可以为民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后者那么意在强调歌谣对于新诗建设的意义，特别引用了意大利人威达雷（Guido Amedeo Vitale）在其编辑的北京歌谣（Pekinese Rhymes）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2]这段话非常有名，在当时引起了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深刻共鸣。1922年9月，胡适写了一篇专门介绍北京歌谣（他译为北京歌唱）一书的文章，题为北京的平民文学，他也引用了这段话，把书中的歌谣称为“真诗〞，认为其“自然流利的民歌风格〞很值得新诗人效法。[3]大约同时，周作人在其歌谣一文中，也表示威达雷关于歌谣中可产生“新的国民的诗〞的意见“极有见解〞，在周作人看来，“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4]，足供新诗来汲取。 威达雷是意大利驻华的外交官，1893～1899年间曾担任意大利驻华使馆的汉语翻译，他搜集整理北京地区的歌谣共170首，汇编为北京歌谣一书，1896年由北京天主教北堂印书馆出版。关于北京歌谣（又译北京儿歌）一书的简单介绍，参见赵晓阳编译：北京研究外文文献题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版，第54页。根据威达雷在前言中的说明，他是在北京郊区采集到这些歌谣的，他对这些“情真意切的民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预言新的诗歌将从中产生出来[5]33-34，对于刚刚开始意识到歌谣价值的新文化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新文化人把歌谣看作民众纯粹和真诚的心声的表达，表达了对“民间〞的一种浪漫的想象。洪长泰（Changtai Hung）深入剖析了新文化人的民间文学运动的浪漫主义趋向，他认为新文化人视野中的“民间〞根本上等同于乡村，所谓“民众〞主要即指农民，知识分子呼吁青年学生“到民间去〞，就是要避开邪恶和污秽的城市（特别是当时作为首都的北京），走向宁静而光明的乡村。[5]17-20乡村保存着淳朴和自然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孕育真挚的民间文学的土壤。然而，似乎连洪长泰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如果新文化人对于城市与乡村抱有如此对立的看法，那么又如何解释产生于北京这座城市的歌谣所具有的吸引力呢？ 在歌谣研究会同人征集的歌谣中，北京的歌谣占了相当大的分量。顾颉刚回忆说，“五六年前，我们在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里工作，征集到的材料以北平为最多，单是常维钧（惠）一个人就有了一千首〞[6]1。这并不是因为新文化人对北京的歌谣有特别的兴趣，主要原因还在于就近比较方便。虽然常惠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却是歌谣研究会的骨干，他承担了歌谣周刊的编辑和校对工作。他本人又是北京人[7]，特别热心于歌谣的搜集工作，“自己跑到亲戚家里升堂入室，见着老太太就谈家常，见着小孩就同他们游戏，引逗他们唱歌儿〞[8]。在此根底上，常惠编成了北京歌谣北京谜语北京歇后语等书[9]290，但因为他想把歌谣中的方言和故事加以考订后再出版，这几本书最终未能印行。[6]1 投身于歌谣运动的新文化人大多是城市知识分子，從搜集的便利方面考虑，范围也多局限于城市，顾颉刚是另外一个例子。1919年2月至9月，因身体关系休学在家的顾颉刚，搜集了大量苏州地区的歌谣，后来汇编为吴歌甲集一书，1926年由歌谣研究会刊行。[10]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儿歌，下卷是成人唱的歌，包括乡村妇女的歌、闺阁妇女的歌、农工流氓的歌和杂歌等四类。胡适在给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成认上卷是“最纯粹的吴语文学〞，然而下卷中闺阁妇女的歌占了绝大多数，乡村妇女和农工流氓唱的真正的民歌太少，“这也难怪。颉刚生长苏州城里，那几位帮他搜集的朋友也都是城里人，他们都不大接近乡村的妇女和农工流氓，所以这一集里就不免有偏重闺阁歌词的缺点〞，这些歌词往往显出弹词唱本的恶劣影响，缺少民歌的朴素风味，文学价值是不高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