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在中国.docx

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在中国 []在中国关于日本作家的直接研究、评论为数不少，而对于日本文艺评论家的再次评论就寥寥无几，山本健吉（Kenkichi Yamamoto）、加藤周一等虽然在评论界名气很高，却很少有专门评论他们的文章。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评论却不在少数，这跟当前中国的社会制度有关自不必说。另一方面，日本文坛上曾辉煌一时的无产阶级文学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左联，受其影响尤为深刻，甚至可以说是其在中国的投影。因此，中国的论者也多倾向于在中日两方的比较中来进行阐述。本文以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的理论为中心，对其中一些重要评论进行分析讨论。 [关键词]日本无产阶级；藏原惟人；中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22）13-0079-02 在众多文论中，靳明全的论蒋光慈与藏原惟人之“转向〞通过对中日无产阶级文艺家蒋光慈及的比较，总结了其各自的经验与教训，即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开展应从现实生活出发，而不应从理念出发，遵此原那么，文学创作和理论才有生机，反之那么枯姜。在与蒋光慈的比较中，详细论述了“转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转向）前后藏原惟人的理论变化和其进步意义及矛盾点，即提出作家必须有鲜明的阶级立场的同时又提出要客观地观察世界并进行真实的描写。主要是围绕“新写实主义〞和转向后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不同时期的不同来进行了阐述。 文章特别指出藏原惟人“转向〞前后的理论特点（或者说侧重点）正好与蒋光慈相反，蒋从主观创作转向描写客观、真实的社会，而藏原由于对苏联文坛过于依赖，从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态度进一步转向了主观，即要“主观地形象地描写胜利〞，“抛弃了严格的写实方法〞。指出藏原单单从理念出发，脱离实际，其“转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倒退。虽然“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作家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极大的，“力图使作家思想阶级化、作品政策化，却造成了许多日本普罗作家的不安和迷惑。〞最后作者指明了藏原错误“转向〞的教训：“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的开展变化，都应该密切地联系着社会现实的开展变化。一句话，应该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不应从理论出发。遵循此原那么，文艺创作和理论才会有生机、有开展，否那么，文艺创作和理论那么会萎缩、倒退。〞总体上，对藏原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理论持否认态度。 田源的胡风抗战诗歌文艺观与日本现代文学理论通过对中国无产阶级作家胡风在抗战时期的诗作指出其明显受到日本现代文学理论特别是藏原惟人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论〞的深刻影响。举出他对日本国内反战势力即无产阶级文艺家的理论继承与人物描写（对他们的斗争进行了十分积极的评价）并作出肯定。 王智慧在福本和夫主义、新写实主义之于中国“革命文学〞中举出以太阳社为代表的中国革命作家对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译介、借鉴，重点阐述了其给中国革命文学带来的消极影响。详细论述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开展受到“福本主义〞的强烈影响，政治倾向显著，及其各阶段的特点，着重批判了其“左〞的一面，如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机械照搬列宁理论，从而无视了文学本身的艺术审美性；对中国“革命文学〞有着决定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其教科书的藏原理论也越来越显出内部悖逆性。因而尾随其后的中国“革命文学〞自然不可防止地受到诸多消极影响。 诸多论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藏原的“新写实主义〞自相矛盾，而对此作者而言，藏原的要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和“客观的现实的〞描写并不是自相矛盾的两方面，而是对不同情况提出的针对性意见。即分别针对“文战派〞的自然主义倾向及“普罗艺〞的左倾思潮。尽管这种试图调和双方的理论也显露了其“幼稚与粗糙〞，但对当时文坛上“创作道路越来越窄、理论研究日趋机械化的为难处境无疑是一剂良药。〞但是接下来也继续指出藏原过于强调作家的阶级意识，从而导致他的理论“悖逆重重〞。分析其两面性之后，进而阐述中国革命家们片面的接受（即阶级意识的一面）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 吴国群的左翼文艺运动中的“新写实主义〞抽取有关左联的众多课题中性质最复杂、影响最深远的“新写实主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比照新写实主义在中日两国的开展历程，主要指出日本文坛的错误开展方向导致其失败，而与之相对，中国方面虽然最初以钱杏邨为代表的民主文艺家片面地接受导致走了弯路，但是后来在茅后、冯舌峰及鲁迅的批判下走向正确开展的道路，最终的结果是“一死一活的两种命运〞。 新写实主义的集大成者藏原惟人的理论中相互矛盾的两个命题同样被提出来加以讨论，指出藏原的“新写实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难以统一的二元对立的命题〞。阐述了藏原尽管最初抵抗左倾的福本主义，主张客观、真实的描写，但始终无法摆脱当时苏联拉普的影响而逐渐脱离客观实际，陷入“观念论命题〞。最终也“导致了他本人及全体领导成员的被捕和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退潮和瓦解〞。最后作者提出了不仅对新理论的择优接受很重要，接收土壤也十分重要，即接受方坚决的理论立场。 张大明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给革命文学一文中也谈到了藏原的现实主义，指出藏原的关于普罗文学写实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动的或力学的写实主义〞，的理论使此后“唯物辩证法之类的说法即不绝于耳，并用以吓唬人，用以打人〞，对中国当时文学界极为消极的影响。在前期，藏原确定了两条原那么，即写实主义不仅仅是“单纯的表相底描写法〞，而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以及它又和观念论相区别。这个时期的理论还是根本符合客观规律的，并没有一味追求阶级立场。 姜飞在左右同源：新文学史上的新写实主义中也指出了藏原惟人理论暗藏的内在裂痕，即强调无产阶级文艺的政治宣传作用与要求其客观真实性的不可调和之处。并提出了“如果遭遇‘正确’（革命话语）那么不‘真实’（文学话语）或‘真实’那么不‘正确’的情形，应当如何处置？〞的疑问。也认为藏原惟人后期援用的苏联的唯物辩证法的写作观“是一种政治传达和意识形态规定，从而革命的‘政治正确’主宰了‘文学真实〞’。 平献明在略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指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世界无产阶级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就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国际背景、国内环境、文艺理论等作出了具体分析，总结了其辉煌成就及深刻教训，其受政治的深刻影响不可小觑，可以说在政治的浪潮中颠簸。其中特别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占领导地位的理论家〞藏原惟人由前期坚持从客观出发、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到后期逐渐走上教条主义，照搬苏联的“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脱离了实际，限制了作家的创作。 关于政治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深刻影响，刘静在其论文论日本普罗文学运动中提出了与平献明根本一致的观点，强烈批判了它的“政治首位性〞，从而使文学丧失了它本来应有的艺术价值，几乎成了单纯的说教的工具，自然也不可防止地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同时也“给其后亦步亦趋的中国普罗文学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通过对日本的普罗文学运动的轨迹的具体分析，提出这即是“诠释政策风云变幻，印证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轨迹〞。但是有关“借文学问题宣泄政治情绪〞，“外表轰轰烈烈的背后，不是文学独立精神的高扬，而是宗派情绪激化〞的说法也不免过于激进。 郭飞的中日文艺犬众化论争比较初探介绍了两国同一时期围绕“艺术群众化〞及“群众艺术〞的论争。此时藏原惟人主张把艺术运动和政治宣传分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日本的论争重点在于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群众化中的重要地位，因而属于“层次较高〞的理论探讨。同时指出“日本强调普罗文艺的方向和作品的政治价值而贬低了通俗化的文学地位〞。在种种条件的限制、影响下，使日本文学呈现出“政治绝对主义〞的倾向。 其他论者在讨论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时跟上述思路也根本一致，重点论述其成长过程受政治的巨大影响，屡次发生的内部斗争，分裂，藏原惟人前期的竭力调和以及后期的强烈左倾倾向等等，对前期藏原理论的奉献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免不了指出其矛盾之处，后期的那么是强烈的批判。藏原的理论确实有矛盾之处，但不得不成认他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限于当时日本社会及全世界处于无产阶级运动高潮时期，既然标榜为无产阶级文艺者，就不可防止把阶级意识放到首位的倾向。 （责任编辑：章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