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这条中古时期的音乐长廊.docx

这条中古时期的音乐长廊 杜志强 一条衔接中西的音乐长廊：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居甘肃黄河之西。它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南边是巍巍祁连，北边是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在南北山脉交接的谷地地带，形成了一条绵亘近1000公里的不规那么走廊，宽处近百公里，窄处仅数公里。自古以来，这条走廊就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命脉，其间戎马交接，驿使络绎，商旅往来，僧侣奔波，士子匆匆，他们一幕接一幕地接续上演，历千年而不息。而通过走廊所发生的各种物质与文化的交流，更是为缔造中华文化而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汉代设河西四郡和通西域，是实实在在地开启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纪元。当然，河西走廊的开通与维护，也开启了以华夏音乐与西域音乐交流融合为特征的中古音乐大幕。汉代作为古代音乐从雅乐向清乐、燕乐转变的关键期，直接促成因素就是河西走廊的开通。 据载：“（东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这是丝路开辟三百年之后，西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汉朝廷的生动写照。此后，龟兹、高昌、康国、天竺等地的音乐，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成为中原音乐中最新锐、最具活力的元素。典型如隋唐时期的燕乐，大量吸收外来音乐，“但凡清歌妙舞，未有不从西出者〞（郑樵通志·乐略），“唐时唯西音为最盛〞（徐养源律吕臆说·俗乐论一）。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河西走廊就是一条中古时期的音乐长廊。 一个巨大的音乐资料库：敦煌 处于西域文明、中原文明交汇之点上的敦煌，是一个佛教、绘画、雕塑、文学、史学、音乐等史料的宝库。就敦煌音乐资料而言，牛龙菲先生总结道： 敦煌文物、文献中，既有迄今发现之年代最早的元嘉二年（152）东汉简牍乐谱残片，又有年代较早的唐代抄本乐谱，还有关于古代音乐生活、乐人、舞伎、乐队、乐器的许多文字记载，更见之以无量数之连绵千年之久的关于古代乐史的形象资料，它在中国，乃至世界乐史研究方面的价值，已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P5） 从音乐文献来看，敦煌保存有今存最早的元嘉二年东汉简牍乐谱残片，有著名的五代时期的敦煌曲谱（又称敦煌琵琶谱），以及舞谱三卷，此外，尚有浣溪沙曲谱残段，有琴谱一卷（已佚），这些都是与音乐直接相关的； 那些用来吟唱曲子词和讲唱的俗讲、变文等，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许多都可以填补和印证音乐、文学开展的历史空白。 从乐器上来看，敦煌壁画中保存了许多已经失传的古老乐器的形象。如源于中亚的“竖箜篌〞，源于印度的“凤首箜篌〞，源于碎叶的“碎叶曲项琵琶〞，均“非华夏之旧器〞（隋书·音乐志），后来渐渐失传，却“在敦煌壁画中留下了它东渐中原的最初行踪〞（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P8）。再如西凉乐之特性乐器“义觜笛〞，实物早已绝迹，但敦煌壁画中却有其图形，原来“义觜笛〞是带有附加管的横笛。在周、隋、唐时期，西凉乐影响极大，是当时最普遍的流行乐。据通典·乐六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 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由此可见，唐代的管弦杂曲主要用西凉乐，且已为世人所熟知。 西凉乐最早出现于十六国时期。隋书·音乐志记载：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谓之国伎。 可见，西凉乐出现于前秦末年，与吕光的后凉、沮渠氏的北凉政权都有关系。当时的凉州辖区，大致包括金城、西平、武威、张掖、西郡、酒泉、敦煌、西海八郡（晋书·地理志），除西平、西海两郡外，其他均在今甘肃省境。西凉乐最初就流行在凉州一带，尤其是武威，为西凉乐的诞生地。 “河西四郡〞之武威（古称凉州），汉代以来就是河西统治的中心，这里商旅云集，经济文化繁荣，音乐尤其兴旺，“西凉州俗好音乐〞（郑棨开天传信录），而且，这音乐有着浓郁的西域色彩，岑参的诗句“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可以作证。 西凉乐的音乐来源主要是龟兹乐。龟兹为西域古国，在今新疆库车一带，国内佛教盛行，乐舞特盛，玄奘曾言其“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龟兹乐对中古音乐影响极深，隋初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三部，隋、唐各部乐中也均有龟兹乐。西凉乐的另一音乐来源就是魏、晋清商雅乐（参黎国韬〈西凉乐〉源流考，清商乐与清商曲辞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P71）。清商乐是魏、晋时期的流行乐，隋书·音乐志记载：“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属晋朝播迁，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这说明，西晋末年清商乐流散，几至湮没，直到苻坚平定凉州，才从凉州得到清商旧乐，得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清商乐。由此推理，张轨任凉州刺史，保存中原文化，当然也保存魏、晋清商旧乐，继之的后凉、北凉必然也会延续这样的清商旧乐传统。当西域乐人带来龟兹乐舞时，新音乐的构建必然会是清商旧乐与龟兹新乐的融合。 西凉乐具有“闲雅〞的风格，这也是魏晋清商乐的根本风格。旧唐书·音乐志载：“惟庆善舞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据乐府杂录，唐代软舞曲中有凉州一曲； 软舞主要是表现柔和之美的舞蹈，由此推理，凉州以及西凉的音乐舞蹈主要是以“软舞〞为主的“柔和性舞蹈艺术，这和‘惟西凉乐最为闲雅的记载是相吻合的，也和甘肃敦煌、安西等石窟壁画中所描绘的那种身披飘带、手臂柔软的舞姿是相同的〞（郝毅、晓莹试论唐代甘肃民族乐舞艺术〈西凉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2期）。 西凉乐由北魏吞并北凉后传至中原，在朝廷音乐中使用极为广泛，“嘉宾大礼，皆杂用焉〞（隋书·音乐志）。北齐时，“仍杂西凉之乐，乐名广成〞（隋书·音乐志），即北齐朝廷用乐多是在西凉乐的根底上开展而成； 而且，北齐还设立“伶官西凉四部〞等官职。北周时，设立“七部伎〞，号为“国伎〞，西凉乐位列七部之第一，这七部也就成了隋、唐时期七部、九部、十部伎的先声。隋、唐时，西凉乐始终紧跟清乐之后，而居其他各部之前，也说明西凉乐从来都在诸部乐中占据显赫位置。大概在盛唐之末，由于朝廷将乐部整合为两大部——“立部〞“坐部〞，不再按音乐来分，这样，单纯命名西凉乐的音乐遂逐渐消失。但是，這并不意味着西凉乐系的消失，相反，西凉乐仍然融化于立部、坐部音乐之中（如庆善乐），而且，西凉系音乐始终传唱在大江南北（如开元以后的凉州曲），直至宋辽之后，才消歇于历史的烟尘之中。 凉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凉州曲是唐代流传极广的大型歌舞曲。据乐府诗集引乐苑记载：“凉州，宫调名，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可知凉州曲是开元年间（713—741）由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献。献来之后，玄宗君臣给予高度评价，迅速形成影响。仅唐诗描写，和以“凉州曲〞“凉州词〞等名题的诗歌就蔚为壮观，其背后反映出来的凉州曲之影响，更是显而易见。杜牧河湟诗句“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流传天下〞，正是凉州曲影响之写照； 李益边思之“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诗思入凉州〞，也是凉州曲音乐文学现象的 。 凉州曲与西凉乐有联系，也有区别。首先，它们同属一个音乐系统，可以称之为“西凉乐系〞。其次，它们均是龟兹音乐与中原汉族音乐交融的产物。再次，西凉乐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黎国韬语，出处见前），朝廷演奏用的西凉乐和凉州曲，都只是“西凉乐系〞中的一小局部。最后，西凉乐产生时间较早，在北凉后期，而凉州曲那么产生较晚，在唐开元年间； 当凉州曲传唱天下之时，以西凉乐命名的宫廷音乐已经渐趋式微了。 西凉伎：假面胡人狮子舞 西凉伎主要反映在白居易、元稹的同题诗作西凉伎中。白居易诗云： 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 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 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 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 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 元稹诗云： 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 …… 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 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 两首诗都写到狮子舞。可见，西凉伎就是“假面狮子舞〞与音乐融合之后形成的新乐。其特点，主要是领舞者——“紫髯深目〞的“假面胡人〞和跟舞的“狮子〞。元、白之诗写于元和四年（809），应当正是凉州曲盛行之时，所以，西凉伎的音乐根底就是凉州曲。 一千多年以来，遍布我国大江南北的狮子舞，其最初来源即在西凉伎。所以，西凉伎的传入，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可谓至深至巨，也是处于西域、中原文化交汇点上的凉州，在中国文化长河中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八声甘州：一个源于河西音乐的词牌 甘州是唐代有名的大曲名。开元年间的崔令钦教坊记载录教坊大曲46首，其中甘州排名第七，可见该曲在当时大曲中的地位。新唐书·礼乐志载：“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假设凉州伊州甘州之类。〞这说明，在开元年间，“胡部新声〞从民间流行状态升格为庙堂宴享燕乐，甘州即为其中之一曲。甘州大曲的产生，与安西都护盖嘉运有关。盖嘉运其人，史书无传，但大致履历尚有记载。开元二十八年（740），盖嘉运献俘于长安，得玄宗赏识。甘州曲是否也是盖嘉运进献呢？史书无载，不过今存日本音乐典籍中，记录有甘州子北庭子轮台青海波等杂曲，并云是盖嘉运所献（参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因此，盖嘉运进献甘州大曲，当无疑问； 其进献时间，以开元二十八年为最可能。 从题目来看，甘州大曲，应当就是产生于甘州的、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大型歌舞曲。其演奏风格今难知悉，但可通过“甘州破〞来推理。“破〞，本义为破碎，用作描述音乐演奏的专门术语时，指乐音骤然之間变得繁碎。唐代大曲有“入破〞，“入破〞即大曲的高潮局部，这局部音声嘹亮，音节急促，感情激越； 各曲“入破〞之最有名者，那么是“甘州破〞，这也说明，甘州大曲应该是典型的慷慨激越的“西部放歌〞（至少其高潮局部如此）。甘州大曲的歌词，应该是整齐的五言诗或七言诗，以绝句居多。胡仔言：“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中叶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苕溪渔隐丛话卷三九）由此推理，当甘州大曲的歌词从整齐的五、七言诗变为长短句时，“甘州〞也就从原来的大曲名转变为词牌名了。据日本仁智要录中著录的甘州曲来看，其辞为“八韵〞，故谓之“八声〞“八声甘州〞（刘文荣日本抄〈仁智要录〉中唐传十三弦筝〈甘州〉曲考论，艺术探索，2023年4期）。于是，中国词史上佳作如林的著名词牌“八声甘州〞便横空出世了。这也是河西音乐文化影响于文学的历史见证。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