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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纽尔·卡斯特尔媒介思想研究 摘要 曼纽尔·卡斯特尔是享誉世界的都市社会学家、信息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家，曾在社会学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后转向传播学研究，《信息时代三部曲》的出版为他带来了国际声望。他对信息技术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是传播学的前沿课题。他建立了著名的网络社会理论，指出信息技术引发社会结构的变迁，形成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并提出了“信息资本主义”“流动空间”“真实虚拟的文化”等独到创新的理论概念，这些都为我们理解社会变迁过程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方法和概念工具。 卡斯特尔的论著揭示了互联网以及移动通信技术引发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对于理解传播与社会互动关系以及实际的信息化生活而言都具有指导意义。本文试图通过文献分析和理论研究从技术、文化、权力三个主要方面探究卡斯特尔的媒介思想，并结合现今具体的新媒体环境探讨卡斯特尔媒介思想对传播理论研究以及现实生活的启示意义。 媒介技术在社会中扩散和采用存在质和量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年龄性别种族和社会地位等用户的社会属性密切相关，当差异扩大化，形成数字鸿沟。然后再进一步探究技术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包括借鉴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等思想。在看到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与影响后的基础上，进一步来探究卡斯特尔的媒介技术观，通过与英尼斯麦克卢汉保罗莱文森等的对比发现卡斯特尔对媒介环境学派有所继承和创新，卡斯特尔并非技术决定主义以及对技术所持的中立态度；网络社会中也形成了新的文化，即真实虚拟的文化和移动青年文化，卡斯特尔发现，“身份认同”对传播行为的推动是新文化形成的重要力量，它解释了当今世界众多文化现象，信息技术和流动空间、无限时间共同构成了新文化的物质基础；在介绍卡斯特尔的媒介权力观的时候，主要从权力定义、权力来源和权力运行方式三方面解释卡斯特尔的权力思想，并且结合具体的传播情况来分析他的媒介权力观对现实生活的借鉴意义。正是这三个方面的进程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建构了当今新的社会形态。 最后将卡斯特尔的媒介思想置于整个传播学的历史长河中进行定位，凸显其深切的人文关怀、开阔多元的视角和博采众长的理论特点等价值，期望带来传播理论研究和现实生活的双重启示。 关键词：曼纽尔·卡斯特尔 权力 技术 文化 网络社会 第一章 卡斯特尔的媒介技术观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各种人际连接、各种生活场景都处于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社会关系网络等的融合状态之中，信息技术带来社会的网络化。作为“信息时代的首席理论家”，曼纽尔·卡斯特尔建立了著名的“网络社会”理论体系。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扩散普及，“网络社会”议题引发传播学和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而推动这一社会形成的关键就是信息技术。卡斯特尔的媒介研究就是基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在他看来，网络和通信技术本身就是作为媒介存在，任何关于媒介的论述都无法撇开技术，也一直致力于探究技术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RANTANEN T.The message is the medium—An interview with Manuel Castells[J].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05 ,Volume 1（2）. 因此，技术观成了卡斯特尔媒介思想中的重要内容。要厘清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则必须加入人的因素来考量。当今媒介渠道通畅，“人人都有麦克风”，那么，在技术接触门槛普遍降低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在使用媒介技术上是否存有着不同的模式？ 1.1技术扩散使用的社会差异 任何新技术的产生到扩散都有着时间与流程，正如罗杰斯所说“不同的社会群体对技术的接收都有着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在对媒介技术的采用和使用方式上同样如此。关于媒介技术扩散的研究在传播学领域较早就出现，罗杰斯在其著作《创新的扩散》中提出了“创新扩散模式”，把发展传播学研究进一步引向定量化，使其具有更强的应用性。他认为传播是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之一，把新思想、新事物的普及推广看作是特殊的传播形态。他同时也将社会的变化分为内生型变化和接触型变化两大类，以及以“接触大众传媒”为中心的传播与发展模式。卡斯特尔同样认为整个信息技术创新与扩散存在着差异模式，这种差异化不仅体现在技术接触采用的“量”上，也体现在使用行为的“质”上。根据卡斯特尔的统计，中国的互联网使用者构成中以男性以及具高等教育背景的为主，占比高达90%，这个比例在今天看来恍如隔世。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女性互联网使用者已大幅增加，而在手机广泛普及后，情况更是大为不同。为此，卡斯特尔在建构“移动网络社会”理论的过程中首先就对世界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 1.1.1社会分化模式 一种新技术的采用，受到与它相关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影响，加之终端用户的不同需求，通常导致其采用过程也不同。从人口统计学来看，不同的社会人群对技术的采用率会有所不同，从受众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出于效用考虑，不同的成本与需求以及不同的效益追求也会导致人们对技术的采用存在广泛的差异。卡斯特尔以全球性的视角，对当今最为流行的移动电话在不同国家和区域的使用情况进行观察和实证分析后发现，通信技术的采用是不均衡的，也就是“量”的分化，从宏观上来看，这种分化是以社会利益和价值为潜在背景；从微观上，使用行为是差异化的，也就是“质”的分化。这种差异化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地区、群体、个体之间，并从受众分析的角度具体提出导致差异的原因，即用户的社会属性。 量的方面，不同年龄、性别、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通信技术使用量存在差异。曼纽尔·卡斯特尔著，付玉辉，何睿，薛辉译，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青年人的手机人均占有率以及手机使用时长、手机应用数量与种类都远高于中老年群体。但是这种年龄层对技术采用的影响并非绝对，而与技术的整个发展推广过程相关，表现在移动互联网设备上尤为明显。移动互联网产品初期定位中年商务人士，而中后期则定位青年群体，因为经济水平提升，经济因素对技术使用限制迅速降低，青年人逐渐成为新技术的使用主体和引领者。年龄对技术推广影响受限于实际需要和技术的发展阶段。曼纽尔·卡斯特尔著，付玉辉，等译，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这点卡斯特尔比其他学者看得更加细致合理。“性别因素同样影响技术的使用量，世界各地不同性别人群对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使用有所差异，技术扩散程度越高的地区，性别差异越小”。曼纽尔·卡斯特尔著，付玉辉，等译，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社交网络应用使用量女性高于男性，他们更多的使用移动电话来维系社交网络和组织家庭生活，女性倾向于使用移动电话时将私人生活拓展为公共领域，而男性则正好相反。另外，社会经济地位不同也会造成移动通信技术使用量的差异。在移动电话技术发展初期，移动电话价格昂贵，它非常明显的限制了使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只有经济水准在社会中上层的人才会使用移动电话，普通群体移动电话使用量极低。而在之后的移动电话使用量上，学历、社会经济地位对技术的使用量也是有影响的。除了上述因素，技术使用者的个人身体素质也会影响技术的使用量，例如残障人士受个人身体条件限制，相比于正常人群在新技术使用量上往往会落后。 质的方面，不同群体对移动通信技术的使用效率以及信息价值把关上存在差异。信息时代最大特点是知识爆炸与信息流通便利，受众的信息获取途径多样便捷，信息获取量增大。海量数据，多维数据的大数据时代也让信息更大程度的涌入受众视野，但信息过载、冗余的情况也更加严重，对于信息价值判断、信息渠道筛选都需要更高的受众媒介素养，不同人群，不同媒介素养，在技术使用质的方面必然存在差异。移动互联网功能选择在不同年龄层有着明显差异，青少年娱乐化趋势明显，游戏、影视以及相关网站浏览为该群体主要使用模块，中老年群体则是门户网站使用较多，其获取的有用信息以及对社会动态的了解往往多于青少年的娱乐化使用。而不同知识储备与经济地位人群在移动电话、互联网使用的质上更是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在中国则是城乡二元与地区差异的连带表现。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达，受众经济与文化素养往往高于中西部地区，在媒介技术使用上更倾向于提高生活质量以及获取知识信息，提升自我，而对这些新技术的使用与关注也进一步促进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以致新形式的互联网经济在北上广发展迅速，互联网订餐、互联网租赁等迅速出现，而经济文化落后的人群，新通讯技术使用上仍然是较为粗犷的信息接收，信息把关与判断明显不如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人群，在移动手机的使用上，主要应用仍然是通话、短信等，即使是新的微信、微博手机应用，这些人群也往往只是简单、被动的接受信息，而缺少筛选和深度思考。 不同社会属性的用户在技术工具获取和使用上存在或质或量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模式规律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则会进一步导致“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概念最先诞生于美国的新闻报道当中，1995年美国政府在发布互联网发展情况的相关报告时正式将这一术语提升到官方层面，数字鸿沟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关注。 的出现。 1.1.2数字鸿沟 基于以上分化模式的分析可以得知，技术扩散中的差异在不同阶段并非一成不变的，这种差异或扩大，或缩小。伴随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而来的是数据爆炸式增长，信息富有者和信息匮乏者之间的落差也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数字鸿沟”现象，也称信息鸿沟。尽管人们对它的具体定义不尽相同，但都是对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的表述。这一概念虽不是卡斯特尔最先提出，却与他在“网络社会”理论中所论述的“信息化”“信息资本主义”密切相关。且在20世纪末写作信息时代三部曲之时，就极富洞察力和远见地提到了信息鸿沟，并在之后的论著里也多次提及数字鸿沟问题。卡斯特尔指出，经济信息化、社会网络化、文化虚拟化是当今世界的三大主要进程，也是网络社会的主要特征，信息主义成为普遍范式，由此产生信息资本主义，即信息成为资本，类似工业革命中的能源，信息技术具备了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具有有效竞争力的往往是拥有技术知识和创新的国家或地区，网络社会在促进全球化的同时，也使得一些人和地区边缘化，被排斥在信息流动的网络空间之外。所以说，信息资本主义趋于增加不平等。 卡斯特尔的“数字鸿沟”主要是指在信息技术和工具的占有及使用方面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不公。学者基本将数字鸿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数字鸿沟是数字技术的接入差距，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对数字技术的拥有率存在差异，人均移动电话拥有量，家庭宽带接入率都是接入层面数字鸿沟的重要考察因素。第二阶段的数字鸿沟聚焦于不同人群在数字技术使用上的差距，尤其是经济与技术水平发展后，数字技术接入程度相对较高，但是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情况却有所不同。卡斯特尔以移动电话为例，在探究使用层面的数字鸿沟时，指出通话时间、信息输出频率和篇幅、互联网使用时长都是考察的重要指标。而第三个阶段的数字鸿沟则是在知识层面的关注，不同人群数字技术接入和使用会导致知识获取上的差距，是将原有的“知识沟理论”放置于现有的互联网与新媒体环境中。人们之所以多个层次关注数字鸿沟，是因为无论技术的接入、使用还是最终导致的知识上的鸿沟都将直接关系到信息社会中个人和社区的生存和发展。 韦路，张明星，第三道数字鸿沟：互联网上的知识沟[J]，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卷，第4期. 数字鸿沟在全球化中的国家差异，社会中的阶层差异以及个人层面公共生活差异都是研究比较关注的三个层次，也可以看出数字鸿沟在信息时代对全球的普遍影响。这种新的鸿沟已经远远超出国家层面，正在深入个体、群体、社会之间，“形成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不公正”。 曹卫东.开放社会及其数据敌人[J].读书.2014(11) 卡斯特尔的社会分化模式道出了数字鸿沟产生的具体原因。之所以产生数字鸿沟是由于不同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