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农民增收问题研究.docx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开展阶段。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已经根本满足现阶段农民对农产品的需求，为全国改革、开展、稳定做出了历史性奉献。新阶段也出现了新问题，主要是粮棉等多数农产品出现了阶段性供过于求，品质不完全适销对路，农民增产不能相应增收，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开展中的突出问题。因此，研究和探讨如何促进农民增收问题已成为国家和专业人士当前的一项主要工作内容。下面，笔者试从我国农民增收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和促进农民增收对策三个方面做以论述。 　　一、农民增收的现状 　　（一）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在传统农业资源开发及农业产业组织方式下，由于其中的粮食生产等根本产业的产业利润率明显偏低，种植业、畜牧业、林果业等产业改造缓慢，农产品加工、贮藏、运输、销售等农业相关产业发育滞后，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具体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84年，这是建国以来农民收入增幅最快的时期。在这六年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35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增长1.3倍，年均实际增长14.8％。 　　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1988年，我国经济开展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农业生产连续三年徘徊不前，但由于乡镇企业的迅猛开展，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仍以5％的速度保持增长，但增长势头较前一时期有所减缓。 　　第三阶段，从1989年到1991年，农业生产走出低谷，粮棉油等主要产品出现恢复性增长，但在同时出现了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的局面。这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0.7％，其中1989年还出现了负增长。农民收入根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退到了农村改革以前的增长水平。 　　第四阶段，从1992年到1996年，农民收入增长形势逐渐好转。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这5年间农民收入实际年增长5.6％，但其间波幅较大。 　　第五阶段，从1997年到2022年，农民增收面临新的形势，农民收入增长再度缓慢，增幅回落。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4.6％，较1996年下降了4.4个百分点。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162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97年实际增长4％，增幅比1997年回落0.6个百分点。1998年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是来自工资性劳动报酬收入的增加，而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却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负增长。1999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217元，扣除物价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3.84％，直至2022年，增幅仍在回落。但2022年，中央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实现了农业结构稳步调整，农村经济稳步开展，农村改革稳步推进，使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了4.3%。 　　（二）农民收入低速增长对国民经济开展的不利影响 　　农民收入低速增长，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户生产投入的增加，而且对城乡农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 　　其一是，农民收入增长滞缓，迫使农民紧缩消费。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增加额在2022年只相当于2022年17％的根底上，全年生活消费支出低于上年，尽管2022年由于农村生活消费指数的负指现象，拉动了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实际支出与2022年根本持平，但其直接导致的农民消费能力弱化是显见的，以至2022年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了4个百分点①。农民消费支出的停滞和下降，导致目前农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仍然较低，生活消费仍未摆脱以必需品为主的生存型消费模式。 　　其二是，农民收入增速减缓，直接影响和制约农户的投入积极性。2022年农民人均生产费用支出比上年减少7元，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实际投入量比上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这既反映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影响，又反映农民现金收入不多。 　　其三是，农民收入低速增长，使一度缩小的城乡差距再度扩大，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全面开展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一方面，一局部城市居民由于对日常工业用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根本饱和，而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形成，出现了消费疲软现象；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民那么因为收入水平的限制，导致购置能力缺乏而仍然停留在低水平的消费状态，因而无法进入更高层次。据测算，农民增加消费支出1亿元，将对国民经济新增2亿元的消费需求。由此可见，农民增加收入，是农村经济开展的根底，是提高农民积极性的基石，是整个国民经济开展和社会稳定的保障。 　　（三）辩证认识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滞缓问题 　　如何看待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滞缓的问题，直接影响到解决农民增收的对策思路。笔者认为，对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滞缓的认识，既要看到它对农业、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认识到它是当前农村经济改革与开展过程中必须引起重视和必须着手解决的重大问题，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这是在我国农业、农村和整个国家经济开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难以防止的现实经济现象，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这就是讲，对现阶段农民收入问题的认识，必须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改革与开展的阶段性变化，必须从当前我国经济改革与开展的时代背景出发，而不能单纯地局限于农业内部简单地看待农民收入增速减缓问题。我国农村和社会经济开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主要标志：一是社会总产品包括产品供应由长期全面短缺转变为总量根本平衡，供求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二是经济开展不仅受资源约束，而且对资本和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日益明显；三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日益触及工农之间、城乡之间深层次的利益结构，不仅要求农业微观制度创新与宏观的体制改革配套，而且还要求城乡改革协调联动。在这样一个新的背景下，农民收入增速滞缓是农业、农村、社会经济开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的一个集中反响，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全面的观点来认识。从总体上看，现阶段农民收入问题与以往农产品短缺的条件下农民收入问题的性质完全不同，现在是开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问题。当前农产品供应丰富，价格下降，固然对农民增收不利，但对城市消费者有利，对扩大农产品出口有利，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有力支持。从今后开展来看，农民收入增速滞缓必将给农村经济工作造成一定的压力，从而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促进农业增效创造新的动力和机遇，这对农村改革与开展又是一个较大的推动，促进政府对农村开展战略进行适时调整，在解决矛盾与问题中不断开创新的局面。 　　二、农民增收存在的问题及农民增收放缓的深层原因透视 　　当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是在农村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开展，社会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都发生很大变化，农业生产增长较快，农产品出现相对过剩，摆脱了长期供应缺乏的困境等条件下出现的。第一，农村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缓慢。由于我国农业结构尚不合理，乡镇企业面临着第二次创业的环境并不轻松，农产品价格普遍下降，农业投入缺乏，农业效益明显下降。如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中，农村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为51.1％，低于2022年的53.1％。第二，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放慢。笔者在第一局部已经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出的阶段性变化，就有力说明了这一点。事实说明，近几年来农民增产不能相应增收，农民增长速度放缓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开展的突出问题。第三，农产品消费市场需求缺乏。近几年来，我国农产品市场出现了阶段性供过于求的态势，农产品价格有了一定回落，农民收入减少。加之，国有企业改革、机关事业单位改革迈向深入，下岗职工增多，各项改革措施将使居民的一些福利享受变为市场付费，子女抚育费用较高，这些都使城镇居民对未来的收入缺乏稳定的预期，因而不敢大胆消费，从而导致农产品消费市场需求不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丰产不增收〞的现象，农民损失较大。第四，城乡差异拉大。近几年来，耐用消费品根本饱和，且城市职工工资不断提高，而农民收入却相应减少，更促进了城乡差异再度扩大。第五，农村儿童失学率不断提高。据教育部门分析，当前农村儿童失学情况严重，其主要原因是农村家庭入不敷出，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无力供子女上学。 　　上述问题的出现，不是一般层次上的问题，它有着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我国农民收入增幅减缓不仅是由于农产品供应充裕，价格下跌，更主要的那么是经济规律与宏观经济环境开展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民增收日益受市场约束。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持续开展，我国农产品的供应总量已经能够满足需求，绝大多数农产品已由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由长期短缺转变为供求根本平衡；全国主要农产品的供求矛盾，已由总量矛盾为主转向以结构矛盾为主。在农业增长面临日益强化的市场约束形势下，农产品总量扩张已经不能为农民在农业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时机和收入来源。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我国参加世贸组织，市场对多样化、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低质农产品市场日益萎缩，由过去靠增加产量增加农民收入逐渐转变为靠提高质量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增加农民收入。由此可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现阶段农产品供求结构矛盾突出、市场需求约束力增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二）农外产业开展速度放慢与城镇化进程滞后，农民非农业收入锐减。农外就业是农民进入买方市场后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相关政策调整的影响，农民农外就业空间大为压缩：一方面城市下岗职工增加，许多原为农村劳动力占据的就业岗位逐渐为下岗职工代替，一些大中城市还清退了农民工。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开展困难，农产品加工业落后，农产品运销体系建设远远不能适应农业市场化的要求，农民受益的产业链条太短。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家庭经营规模狭小，劳动生产率低，农民只靠从事农业生产和出售初级产品是很难富起来的。从兴旺国家的情况看，构建和完善兴旺的农产品加工、运输、包装、销售网络体系，着力开展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农业经营者收入的有效手段。我国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空间没有随着农业市场经济的开展得到相应地拓展。此外，按照经济开展的内在规律，在农村市场化、工业化推进的同时，农村的城镇化应当及时跟进，以使劳动力资源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更合理的利用。但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至少落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6－8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的滞后又反过来阻碍了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开展，从而极大地削弱了我国农村产业在其结构转换过程中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制约着农业形成适度的经营规模和持续快速地增加农民收入。 　　（三）个别地区农民负担仍在高位运行，加大了农民增收的难度。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税收、集体积累及一些乡村的公共开支支出由农村集体组织转移到农户。从近几年来看，尤其是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收入的缓慢增长和农民负担的高位运行形成的反差，更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扩大。尽管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乱集款，明确规定要将农民承担的绝对额控制在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但“三乱〞现象屡见不鲜，税费双重压力大，农民的政策性本钱增多，农民负担仍然偏重。但就我省的目前情况看，自2022年底全面推行税费改革以来，确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农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降低了投入本钱，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四）国家的宏观收入分配政策偏差，使农民增收面临明显不利的社会经济环境。开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现阶段，农业科技含量低，投入严重缺乏，已成为农业开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因素。从宏观政策面上分析，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强调重视农业，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农业开展的政策措施，但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农业比较利益低和重工轻农宏观政策导向的惯性作用，导致农业资源过度  流失及政府财政投入缺乏，这已对农业开展和农民增收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有数据为证，40多年来，国家财政支农投入总共为4383.9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6.4％，特别是最近相对数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为财政总支出的3.4％，如剔除水利费用、气象费用，财政支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