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科学发展观中性财政研究论文范文.doc

科学开展观中性财政研究论文 财政部长金人庆同志在上海举行的“全球扶贫大会〞闭幕式上提出，中国财政政策将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转向中性，这一与时俱进的财政政策调整思路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开展观在财政领域的充分发挥和集中体现。 一、财政平衡观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经过对财政平衡问题长期不懈的研究，我总结出“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的根本命题，即财政收支是绝对的不平衡与相对平衡的对立统一体。因此，财政可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采取“相机抉择〞的方法，担负起以自身收支的短期不平衡实现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进而积极达成在更高收入水平上动态、长期、稳固的财政平衡的实现，为下一轮“逆风向而动〞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条件。而要实现这一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关键就在于把握好财政失衡导致政策不可持续性所引致的淡出时机的选择问题。 我国自2023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作为我国主动、自觉根据外疲〔世界经济疲软，影响出口〕、内缩〔通货紧缩，国内需求缺乏〕的严峻宏观经济形势作出的一次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益、成功尝试，拉动我国经济逐步走出周期性低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以社会供需总量为主要调控的对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只是一定时期内的特殊政策，本身具有的双重不可持续性也决定了其淡出也需相机抉择。首先，以“补平波谷〞为己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也必须随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而调整，敏锐地判断时机并积极采取措施化解在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新矛盾。其次是财政赤字规模与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限制而导致的政策实施上所具有的不可持续性，因为过度扩张财政政策所引发的财政收支失衡矛盾的加剧必然会产生不良后果，如巨大的赤字不但会丧失发动社会资源功能，而且由此而来的政府债务危机如不加以有效控制，有可能引起经济总量更严重失衡，甚至导致社会动乱和政治不稳等宏观问题，倒逼财政政策此时不得不被动调整。 目前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主动淡出、积极向中性转向的最正确时机。首先，期望以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解决需求缺乏导致的通货紧缩的政策目标已实现：从2023年以来平均拉动我国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促成2023我国经济增长率到达9.1%，国民经济出现增长态势，进入了经济增长的上升通道，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功成身退〞了。假设缺乏对宏观形势判断僵化思维贻误政策调整最正确时机，那么可能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形：一方面过度增加的国债根本建设投资作为政府行为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投资的政策效应也必将出现递减，甚至影响到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平衡，另一方面中央国债投资往往需要地方资金和银行信贷配套，国债投资项目的长期性也可能造成银行体系的坏帐问题等。其次，积极财政政策持续6年，从判断政府偿债能力的两个实质性指标来看，即国债归还率和中央债务依存度不断提升并早已超过警戒线，我国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面临很大的偿债压力和很高的债务依存度，而且地方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问题如无法妥善解决，最终还得依靠中央财政，所以国债风险恐怕比外表指标所表现的更严重。因此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渐进性的安排，在保证必要的继续工程和重点支持高科技、西部大开发以及振兴东北工业基地资金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压缩新增国债规模，尽可能地放慢支出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尽可能地通过加强征管增加收入，积极、适时减少财政〔税收〕政策扩张倾向，而逐步淡出的这么一个动态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实现向总量平衡的中性财政政策逼近的过程。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开展、结构性宏观调控与中性财政政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得出的科学开展观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展阶段的我们党和政府的开展理念，其实质是要求我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开展观。全面开展是科学开展观的重要目的，即正确处理经济开展和社会开展的关系；协调开展是科学开展观的根本原那么，协调就是要在开展中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促进开展的良性循环；可持续开展是科学开展观的重要体现，可持续开展就是要在开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开展，实现社会可持续开展。而只有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进行有效的调控，才能从制度上、体制上根本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开展，这点中性财政政策仍将责无旁贷。 中性原那么是一个政策目标，也并非绝对的不偏不倚，正如相对税收中性论，从微观机制与宏观导向相结合角度来诠释社会主义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两者矛盾统一关系。现阶段中性财政政策意味着保持财政收支规模不人为扩张或压缩，保持财政收支的相对平衡，因此对中性财政政策不应该作为绝对理解，而应该以相对中性意义上理解，即宏观总量中性影响与宏观结构调控的对立统一。公共财政论作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的运行论，是有值得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市场失灵论：市场失灵既包括了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又包括了外部性、市场垄断、信息不对称、收入分配不公等，这些正常运行的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有可能导致经济、社会结构性失衡，因此财政要以非市场化方式作用于这些领域，这点是与财政本质论的财政调控职能不谋而合的。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我们还担负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任务，这些都要求财政在尊重市场对资源的根底性配置作用的前提下，“相机抉择〞地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扩张、紧缩和中性的财政政策就是依据对总量调控力度大小而言所作的划分，而无论何种财政政策，只要是健全完善的财政政策也都应内在的包含着“对症下药〞的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开展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的任务，现阶段我国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就是力求实现向财政收支的大体平衡的目标逼近，以保持社会供需总量根本平衡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同时“有保有压〞、“有奖有抑〞地调整支出结构，侧重于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进行调控，以保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开展。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正是结构性失衡，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分配差距有拉大倾向、经济粗放式增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尚需进一步深化。从投资、消费、出口这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的表现来看，首先是投资增长率偏高，投资结构不合理。就投资产业而言，2023年1至5月，第二产业投资以超出一、三产业数倍的速度增长了47.8％，虽然6月份增速下降为16.2％，但由此得出过热宏观经济已实现了“软着陆〞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就投资行业而言，局部行业如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出现投资规模偏大、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而在这些投资过度的行业中，其内部一些有利于提高技术水平、环保节能、促进产品升级换代的投资项目却仍显缺乏，直接导致产业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就投资形式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由此带来重要原材料、能源及交通运输的“瓶颈〞制约，加剧了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其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居民消费倾向长期偏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因为积极财政政策而得到根本解决，集中体现在居民消费倾向偏低，成为阻碍经济长期健康运行的因素。中国平均消费倾向在积极财政政策实行后经历的不升反降现象，不仅是平均收入提高所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素引致的，而且很可能是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集中反映。首先，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区域二元结构导致基尼系数有可能超过了40％，高收入组的低消费倾向直接拉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其次，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对劳动力就业人口排挤效应，失业对这局部人群消费能力的抑制；最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根底教育在局部农村地区非义务化，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倾向，都增加了居民的储蓄倾向。第三、出口结构低层次。虽然2023年我国已挤身世界第四贸易大国，但却仍非贸易强国，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不仅不利于提高外向型经济的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也容易遇到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方面的贸易摩擦。 因此，目前财政政策的目标应适时调整为预防通货膨胀、为各项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开展保驾护航，而此时主动转向中性财政政策可谓是正值时机、对症下药。 三、以人为本，积极促进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 以人为本是科学开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说明了开展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开展。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也必须以人为本，才能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效劳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才能代表最广阔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新一轮体制性、结构性税制改革要注重效率原那么与公平原那么的统一，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开展。“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为模式的税改涉及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地方税、农业税制和税收管理体制等方方面面，体现了广义税收中性所内含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效率原那么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行政效率原那么，提出了税务工作应努力减少自身给微观主体带来的效率损失，具体而言我们应进一步优化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简化税制和办税手续，增强税务机关纳税效劳意识，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人性化轨道。二是经济效率原那么的宏观非中性，即税收应发挥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调控的“奖抑效应〞，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那么，对有利于实现五个统筹的投资、消费实行低税率、轻税负，相反，对于一些开展过热的或环境污染、能源浪费严重的行业或行为加征重税，倡导人们的健康投资和消费观念，促进市场机制发挥最大效率，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开展。公平原那么同样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公平承当税制负担以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社会公平原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特别是要坚决取缔农村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和摊派，逐步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实现横向公平，同时更好的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内在稳定器〞功能，实行综合与分类征收相结合，提高扣税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运用免税手段支持弱势群体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促进各阶层以能力为标准分担税负的纵向公平原那么的实现，充分发挥税收对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功能；二是经济公平原那么，要求我们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完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推广工作，消除重复征税，激发民间投资消费热情，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为社会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2、调整直接财政支出范围、增加转移性财政支出比重，多渠道落实人的全面开展。一方面国债直接投资除了继续完成积极财政政策根底设施建设在建项目的收尾工程外，向五个统筹领域倾斜并注重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功能，比方进一步支持西部生态破坏严重地区“天保工程〞的顺利实施，实现经济社会开展与自然生态平衡的协调统一，打破过去仅仅以财政投入拉动多少GDP增长速度为考量政策的唯一标准，更多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只有当经济、社会与自然三者协调开展，才能使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维护生态文明，创立精神文明，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开展。与此同时，要积极探索财政补贴、贴息等转移性支出形式，加大转移性支出力度，改善转移性支付的方法，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更切实的让人民群众受益。如在向三农倾斜方面，配合直接投资向农村诸如水、电、气、道路根底设施倾斜，财政转移性支出可以采取“增收〞与“减负〞并举的方式：在增加农民收入这方面，一方面在流通环节间接补贴保护农民的合理收益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如利用财政资金建立农副产品的价格保护机制，以合理的保护价收购农副产品，并对农民购置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必须的生产资料实行优惠价格供给，另一方面可以运用粮食风险基金作为资金来源，更多采取直接补贴农民方式，并加大这一补贴占粮食风险基金的比重，此外还可拨出财政资金用于农业生产性专项贷款，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贷款实行贷款贴息，以支持农业开展和农村经济转型等；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