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瓮安事件看政府的进步与问题行政管理专业.doc

从瓮安事件看政府的进步与问题 作者：07级行政管理专业 2007073009 何可人 摘要：6·28瓮安事件是由偶然事件引爆的。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偶然事件不过是简单的“民事案件”，完全可以循着法制的轨道而得到妥当解决，本不至于为人所趁，骤然升级；也就不至于付出今天已经付出的社会成本尤其是人心成本。在肯定政府进步一面，我们更多地关注其中的隐患。 关键词：瓮安事件 政府 进步 问题 08年是一个不平凡之年，但我想说的并非奥运，而是盛世奥运之下隐藏的多重矛盾与隐患。 听风夜吟 闲撑醉眼逛荧屏，隔网犹闻哭泣声。 巴蜀奇灾天待补，京畿奥运炬方擎。 憨农镜拍华南虎，强贼刀戕闸北兵。 乱打酱油蒙记者，争抛股票保残羹。 瓮安僻地波涛涌，夜半桥头俯卧撑。 吟罢推窗月如水，静听萧竹待天明。 这首打油诗里记述了今年发生的几件大事，而我最为关注的就是6.28瓮安事件。 瓮安，这个地处贵州省北部的小县，以拥有中国最大的磷矿而闻名。2008年6月28日，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使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这里。 28日下午至29日凌晨，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突发事件，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辆车辆被焚。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已是6月30日晚上我抵达北京之后。之前在火车上也没有听到任何人议论。第二天也就是7月1号上午，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开始把别处看到的帖子贴到我的博客以及校内主页上，但都被屏蔽了。的确，在不清楚真相之前，传播一些小道消息是有些冲动，但屏蔽的行为让我更加气愤，更加怀疑。 于此同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对事件作出官方的性质确定：“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情节恶劣，破坏严重，造成了极大的财产和经济损失，影响了全省稳定和贵州形象。 之后历时半个月的调查，这件事才尘埃落定。我不想再对事件的真实性作任何评论，只想谈谈事件之下隐藏的问题。 1. 政府的进步 如果你浏览了网上的评论，会发现绝大多数网友是对政府抱否定态度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事件的真相上。但我认为在处理过程中，政府还是体现了其进步的一面。 刚听说这件事时，我头脑中最先想到的是19年前的“6·4”事件。六四事件是中国政府的伤疤，暴力镇压是大多数人的看法。事实是什么呢，他们始终不敢正视。只是极力掩盖，到目前为止，有关“6·4”事件的大多数网页仍然处在被屏蔽的境地。我问过我父母那时的人对6·4的反应，他们说那会儿有电视的家庭都不多，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人关心。而我高中时的一位政治老师对此也是讳莫高深，当时的他也是一名大学生。 看看今日的6·28事件吧，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没有互联网，谁知道又会怎么处理。的确，互联网的存在，使得很多事情能在第一时间被百姓上传到网上。几乎没有可能掩盖住。 但我认为，这一届领导集体上台以后， 一系列的为人民最根本利益着想的政策不断出台， 中国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又达到了一个新高。时代进步的同时，政府班子对于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日趋理性，各级政府加强了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编制工作。以前我们在处理突发事件时，总是捂着盖着，造成了很大的被动；今天我们改进了，信息公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2.政府的问题 虽然现在已经平息，但至今犹有余悸。透过这一次事件以及近年来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群体突发性事件，我们不难看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仍然潜伏着不可忽视的社会乃至政府危机。 1>．民生与摘帽 那几天持续关注着瓮安。 先是县公安局的局长、政委，继而是县委书记和县长，被罢免。 按旧时代的叫法，这些人就是县太爷和县丞，统统都被摘了乌纱帽。 贵州的情况，我们毕竟只能从各种新闻媒体渠道看，但也让我们在为民生问题瞎着急着。 之余，还是有隐忧。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暗涌，几乎天天都在身边，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次是一起自杀事件，下次可能会因一起拆迁，一起农民工拖欠工资而引起。 “武官者，死官也；文官者，命官也。”意思是讲，当兵当为国效忠，随时要以生死相赴；作地方官的人随时要以事人命关天为已责，诚惶诚恐，如履薄冰。旧时代尚知这理，现在人呢？ 关键是意识，是官老爷，还是公仆的问题。这话题说出来，很多人会笑话。但我们的目标，难道不就是想有一个责任政府，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吗？因为太远，有的人有些失望地笑罢。 涉及制度建设的问题，那是具体的操作，在这之前，是认知标准的事。 民大还是官大的问题理论上早清晰，现在写来就是浪费，但怎么才能变成全民的真正意识和行为准则及制度条文，只能提出问题。 “摘帽”只是应急，是标不是本，治“心”也是看似里子，实乃面子，浅尝辙止！ 怎样才能让石宗源这样的老领导少道些歉呢？ 2>。为什么群众总是“不明真相” 在我们官方的媒体上，群众基本上被分为两种：“不明真相”和“别有用心”。 贵州瓮安事件也是如此。三种版本，一种是“博客版”，即从一些个人的网络空间里获得的消息，最为详尽，包括受害人和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受害人和嫌疑人的家庭与身份；第二种是“地方版”，即从一些地方媒体报道或区域性网站报道中获得的，除去对嫌疑人身份的模糊之外，事件描述的还算完整；第三种是 “官方版”，比如新华网：“因为一名女生被害，对公安局鉴定处理有意见，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了政府机关和公安局。”仅此而已。 这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逻辑题，“甲乙丙三个人只有一个说的是实话你猜是谁之类”的问题，煞费脑筋。 我想问的是，十几年来，我们为什么在那么多事情上“不明真相”？究竟是谁造成了我们的“不明真相”？又究竟是谁总是在愚弄和蒙昧大众的视听？每一篇含有“不明真相的群众”之关键词的文章都有个共性，就是从来不告诉我们该明的真相是什么。比如说，如果“博客版”陈述的详情是假的，无疑他们就是“别有用心”的人，是他们的虚假陈述愚弄了大众的良心，造成了恶劣的后果。那么，当务之急就是把被他们扭曲的真相告诉我们，比如“嫌疑人不是瓮安副县长的儿子”，“公安局没有打死受害人的叔叔”“没有挑断受害人父亲的脚筋”等等；要知道公安局的大楼之所以被烧完全是这些细节导致的，政府明明知道“不明真相”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还不道明真相，任凭这些说法在各种渠道中蔓延，让事件继续在“不明真相”的群众中激化成更大的冲突，难道这就是政府希望的结果，难道说政府是“别有用心”的同谋？ 3.反思 之后又发生了杨佳袭警等事件，接二连三的冲击政府部门，这不仅影响政府荣誉，更影响公正。他们，为什么走上极端，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这值得大众和政府深思。当然，社会上有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无理取闹，对政府不满，对自己所得利益的不满和私欲的膨胀，导致心里扭曲，走上不归路，这些人，是咎由自取。但是，大多数，还是有很合理的因由，却得不到地方部门的解决，被逼迫走头无路的情况下，做出骇人的事件。这也不可取，我们是法制社会，要通过正当途径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如果蛮干，只会陷入两难地步，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 长期矛盾一朝引爆，这不是瓮安一地的情况，在社会转型期，在利益分配不平衡之当下，这应有一定的普遍性。只不过在瓮安表现为矿群、移民和拆迁，而在别的地方，则可能表现为别的纠纷。但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千差万别，民众权益受损，因而在利益分配格局中不对等，不能充分享受社会发展的红利，则很少能够例外。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的自我定位。在现代社会，政府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平衡利益分配格局，维持一个公共产品供应充分且财富分配公平公正的格局。而“权”与“利”是息息相关的。“权”为“利”之基，无“权”，“利”必无所依托。要维持一个公平公正的财富体系，就必须以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前提。否则，政府的权威必然以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萎缩为代价。政府权力边界过大的同时，必然把所有社会矛盾和冲突都集中到自己身上。政府就会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当事方，难于做到应有的超然中立，难于平衡利益格局，这对政府公信力无疑是莫大伤害。但如果政府明确自己的权责，将主要力量用于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那么在公民权利充分保障、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基础上，就不难发展出成熟的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社会矛盾就不难有多种出口，一旦矛盾出现，社会自我调节机制就会起作用，可以随时就地消化，不至于潜滋暗长，一发难收。 我们总是哪里出了问题，就去哪里解决，不能深刻反思，没有加强各地政府在防范此类事件的预防措施，不从源头消灭事故隐患，而只是简单的哪里着火了就去哪里灭火，对人民的诉求重视程度严重不足，没有真正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去服务，所以造成目前的群众和政府间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给利用，从而也就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我们的地方政府需要深刻反思，我所管辖的地方是否也存在此类事件的隐患或者更大的不稳定因素？ 再者，改革以来出现的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而不是回避。不要一方面封闭人们过激言论，而另一方面却不重视，置之不理，那样只能导致更大的矛盾，酝酿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们的地方政府要有敢于面对问题或是指责的勇气，从自身找问题的原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有心中时刻装着人民，人民才会真心拥护你，社会才会稳定和谐。 社会的安定和谐，离不开广大的人民群众，政府的工作还是从广大的人民群众做起，心中装着人民，一切事情都可顺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