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呼喊与细雨》的音乐思想探究.docx

呼喊与细雨的音乐思想探究 【】1991年底呼喊与细雨的发表，是新时期小说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呼喊与细雨是对先锋小说艺术经验的一次有力总结，它向我们预示了一个新的小说时代正在远远到来。本文研究了呼喊与细雨的音乐思想。 【关键词】呼喊与细雨；音乐；人性 人性的罪恶、生存的苦难是余华小说反复渲染、一以贯之的主题。如果把余华小说分为两个时期,人们更赞赏其前期小说中创作主体与苦难现实强烈对立的姿态,而质疑其后期小说中对苦难和罪恶的消解与认同。在其后期小说中,他对自己笔下的苦难现实,已经没有了“看法〞,他展示的只是一个事实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价值的世界,因此缺乏优秀文学作品必备的品格。在细雨中呼喊(以下简称呼喊)正是连接前后两个时期的作品,也是余华小说中好评如潮的代表作之一。 一、呼喊与细雨简介 余华说:“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余华的小说往往通过人的欲望的压抑和张扬来揭示人的悲剧性处境。呼喊展示了一群生活于生命本能之中的人,在张扬个体欲望时制造的罪恶与苦难。呼喊中的欲望更多的表现为与生俱来的本能,特别是性本能。其中的一切悲与喜、罪与恶、苦难与不幸都与“性〞相关联,这似乎是每一个人都不能摆脱的命运。满足个人本能欲望,是呼喊中人的根本生存状态,也是他们的生存的目的和理由。小说的主要人物孙广才离家数日,回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从地里把老婆叫回来,没等到家,便在半路上进入别人家的灶房,急不可耐地宣泄了自己的性欲望。他每天晚上都是从对面寡妇的炕上下来,然后回家再钻进妻子的被窝。他把自己家的东西一件件送到寡妇家,至于妻儿的生存感受从来不予考虑。他以自己的丑恶行为亲自毁掉儿子的亲事,最终因为强暴儿媳被儿子割去一只耳朵。他是这个家庭每一个成员苦难的制造者,却从来没有羞耻心和罪反感。小说中的寡妇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所有的男人都拉到自己的床上,她的欲望如此强烈,为满足欲望不择手段。小说的表达者孙光林说:“我幼年时,这五年的城镇生活,是在一个过于强壮的男人和一个过于虚弱的女人之间进行的。〞孙光林的养父王立强,由于妻子的虚弱,满足不了他对性的需求,因此有了外遇,被人捉奸。为了做人的尊严,王立强施以极端报复,最终自杀殒命。而捉奸的王立强同事的妻子,那么是一个欲望过于强 烈的变态的窥视者。她为了满足欲望,而践踏别人的尊严,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依然不觉悟。 这是一群缺乏理性、沉缅于本能,被欲望支配操纵的心灵扭曲者。欲壑难填的寡妇、始乱终弃的王跃进、与女学生情欲交欢付出五年牢狱代价的中学音乐教师,中学生苏杭、苏宇、郑亮、孙光林等一群少年,也被“性〞折磨得骚动不安,或兴奋难捺,或痛苦不已,甚至因此身败名裂、丧失生命。这里没有爱、也耻于言爱。这里只有与性本能相连的搏斗、搏杀及其制造的语言暴力和肉体暴力。这些人物,在作者笔下,无论高尚或者卑下,善良还是丑恶,都被欲望牵着走,他们被动地生存于生命本能之中。作者并未对他们进行道德评判,小说中的人们不会因为道德的缘故,更同情音乐教师,或更憎恨孙广才……他们的行为只服从于本能,本能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生存中,既没有对大自然的爱好,也没有宗教信仰;既没有强烈的政治要求,更没有对文学、艺术的痴迷和追求。在某种意义上,活着的理由比活着本身更重要。但是对于呼喊中的人来说,活着就是活着,不为什么而活着,生命之外,一无所有。活着,不需要理由。 二、呼喊与细雨的音乐思想 1、语言的音乐性 节奏即由语音之长短与强弱所决定,那么语言的音响材料就自然成为它的根底。找到适合自己的音响材料,是一个作家独特风格得以确立的重要条件。余华的语言优美而不粘腻,他成功地探索到了渗透着家乡文化的母语和西方语态相结合的途径。与同样运用南方语系而善用潮湿的文字意象的苏童不同,他的表述更为干净;而相对于他本人早期的艰涩,这部作品中的语言那么充满了韧性的张力,绵长却极富弹性。余华语言音乐性的另一个特征是语言形象的准确。用小说中“我〞所崇拜的音乐老师的话说,“音乐是从语言消失的地方开始的〞。可认为这是余华本人对音乐的一种理解。粗浅地解释,音乐会释放被有形的语言限定和堵塞了的空间,它漫布着语言表述不清的情感意象,它的叙事比语言更直接地敲击心灵。反过来讲,我们说一部小说的语言接近音乐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对空间的限制的松动。它留出了空间。那是读者想像的空间,当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被作者所预期。空间想像正有赖于语言的准确。语言可以平实也可以花巧,但务必准确,越是准确,空间就越大。但,思想与形象之间的距离,是最难以逾越的,因为任何语言都具有表达上的局限性。优秀的作家可以最大限度地操控文字,而让它们接近一种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共性体验。余华高于一般具有敏锐感觉的作家之处,即在于他对感觉真实的文字把握,已经形成整体的、惯性的熟练,延展性更强,因而可在作品的整个规模内,而不是某个细节或某些段落之中,使乐感构成内括性的气氛。在表达准确的同时,汉语的本体魅力也被尽可能地展示出来。 语言是有“表情〞的。作品第一句话是读者进入小说世界的入口,优秀的作品往往在这里就锤定了语言的表情。上引的文字中,叙事功能毫不留情地预设了故事开展的可能的基凋,同时也带来了优美的音乐效果:第一人称叙事者那娓娓道来的、亲切而透着冷淡的态度,与纯书面语言发生碰撞,同我们的日常心境保持了一种恰当的距离。我们立刻被这种表达表情所吸引,一下子被圈入它所指认的那样一个时间,那样一种情境之中。一旦读者进入这个情境,沉着不迫地展开叙事就变得那么顺理成章。于是,一种潮湿的忧伤张开柔韧的翅膀延展开来,巨大的阴影歪斜着掠过我们的心头。作品的基调蔓延了,如同寂静的夜里一首突然响起的、缓慢、忧伤而沉着的音乐。于是,读者的阅读中产生了音乐的旋律和情调。这并不是一种玄想,而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经验早已将音乐所具有的先在的“间离〞效果刻印在潜意识中。当小说的叙事表情所拉开的距离适当之时,与我们潜意识中的乐感产生了频率共振,小说的音乐气氛情境就诞生了。它如同一层透明的玻璃薄膜,暂时将现实隔绝到思想的外部。这种情境一旦因叙事者作为基调的表情的无故跳转或者阅读环境的恶化(读这部小说,需要一种绝对安静的气氛,至少是心灵上的安静气氛)而被打断,就意味着叙事距离所造成的音乐的“流水感〞的消失,我们将又被拉回琐碎的、无旋律的、表情呆板的日常情境之中。以上这些元素错综交织在一起,共同创造了呼喊与细雨的音乐气氛。正如黄子平所说,余华最擅长在他的作品中营造气氛。而从音乐角度去开掘作品的文字美学意义,也许确实是一种带有较大偏差的误读。但我仍然想要继续探讨艺术门类之间在情绪与方式上的相互影响。我想,音乐可能与文学相通的地方,也应该是全部艺术所可能相通的地方,同时它也是人类之所以为一个整体的依据之一,是艰难生活的人们能够彼此抚慰、相互打动之处。 2、谱写人性的善恶之歌 如果说呼喊与细雨是一首歌，那就一定是一首谱写人性的善恶之歌。人性是余华写作中始终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80年代的创作中，余华眼中的人大多是欲望和暴力的俘虏，是酗血者，是冷漠的看客，是人性恶的代言人，在细雨中呼喊中，作者笔下的人性开始表现出微妙的变化。虽然人性恶仍是该作品中人性的底色，但于这一黑暗的底色中开始出现人性善的闪光。父亲孙广才无疑是个十足的无赖，压迫无辜的孩子和老人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大局部精力消耗在寡妇那张已经毫无诗意的床上，他的主要功绩是把贫困的家庭搞得一塌糊涂。年老体衰而丧失劳动能力的祖父在孙广才的眼中只是一条浪费粮食的蛔虫，并热切地期待着祖父早日死去。僵而不死的祖父让孙广才表现出极大的失望，当祖父终于让孙广才如其所愿真的死去时，孙广才如释重负的笑了，他向外走去时连声说“总算死了，我的娘呵，总算死了。〞哥哥孙光明对我毒打诬陷，当诬陷成功我被父亲绑在树上殴打，而招来村里的孩子兴致勃勃的欣赏时，我的哥哥孙光明竟和弟弟孙光平一道神气十足地在那里维持秩序，这里的父兄恶行无疑是过去创作的延续，但在该篇小说中!这些恶人的身上开始出现了善的一面，使人物显得更复杂、饱满祖父死去让孙光才没快乐多久，他的脸色悲伤起来!接着嘴巴一歪掉下眼泪，孙光明这个曾经恶毒的兄长在送别考上大学出门远行的我时，也表现出难舍的亲情，并偷偷地帮我还了考大学的报名费。同时使这个孙光明在长大成人之后也成了一个妻子的好丈夫和母亲的好儿子，这样写没有使人物显得突兀!相反使人物变得饱满真实起来。 如果说这些还是以余华从前创作中的人性为底色的话，那么对于童年纯真友谊的描写，对顽强的生命力和真诚爱情的肯定那么更充分地说明余华开始了对正常人性的客观描写，使该作品增添了人文主义关心的色彩，关于发端于在细雨中呼喊一文中对于人性善的描写，余华曾经谈到，他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他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在此时的余华看来极端的恶或者是极端的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人生就是美丑的结合体，就是酸甜苦辣的大杂烩，任何人为的提纯或者简化都势必影响对现实的真实表述。此后，余华的文学创作对人性善的表现更为充分活着中富贵年轻时曾放纵不羁，但终能迷途知返，与妻子儿女相濡以沫，相互扶持地共同经历人世的种种不幸，善良亲人的一次次夭折，令人心生同情，而善的消灭!更强化了人性善的弥足珍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为了家人闯过难关，而一次次地卖血，也同样表现出人性善的光辉。 结论： 余华的小说是一个意义缺席的世界,余华无意通过自己的小说建构一个意义的世界,恰恰相反,余华小说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虚妄的世界,正是这种虚妄,揭示了我们生存的深度真实性。在细雨中呼喊就是一个典型的颠覆和消解意义的文本。余华在一个意义缺席的话语资源中,不可能找到并赋予这种本能生存以意义。本文研究了呼喊与细雨的音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