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编辑工作要努力适应新闻出版的新时代.docx

天道酬勤 编辑工作要努力适应新闻出版的新时代 于友先 []编辑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各项制度不断建立和完善，编辑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作出了很大的奉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编辑工作更加焕发青春活力，实现了从重视数量到重视质量的“阶段性转移〞。当前，编辑工作在数字出版技术的渗透和出版新格局的重构中产生了质的飞跃，应加快知识、能力等方面的整合，提高编辑队伍素质，为新闻出版的大开展大繁荣作出新的奉献。 [关键词]编辑工作60年质量数字出版编辑素质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之际，作为一名老编辑工作者，回忆几十年来编辑工作的开展变化，我深深感到编辑工作应更好地与时俱进，适应新闻出版的新时代，为我国新闻出版的大开展大繁荣作出新的奉献。 一、编辑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局部，是确保出版物内容质量的关键所在。新中国成立60年来，编辑出版始终根据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开展工作。并且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编辑工作的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建立和完善，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编辑传统一直在发扬光大。 建立编辑出版制度，提高出版物质量。开国之时。党和国家对新闻出版工作就高度重视，政务院下设新闻总署、出版总署，任命胡乔木为新闻总署署长，范长江、萨空了为副署长，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为副署长。1949年10月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为大会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朱德为大会题词：“加强领导。力求进步〞，并出席开幕式讲了话，他号召全国出版工作者准备迎接随着经济建设高潮而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勉励大家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开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这一条变成事实，团结一切愿意和可能为人民的出版事业效劳的人共同工作。1950年10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改良和开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明确提出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三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原那么上应当逐步实现科学的分工。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总署用了很大力量来统一全国的出版事业，逐步做到了统一书籍编校制度、统一版本格式、统一书刊定价、统一书刊字体和版本记录、统一书刊稿酬、统一书刊进出口工作。对编辑工作也有高度的质量要求，这从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中看得出来。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胡愈之在出版总署召开的庆祝会上说，希望从今天起，出版界开辟一个新时代，以这次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为标准，不断提高质量，做到十分认真严肃，没有任何错误。1952年9月8日，出版总署在关于执行<关于公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的指示中要求，为保证国家出版物的政治质量和技术质量，公营出版社必须严格遵守以下规定：(1)设立总编辑为首的编辑部并组成包括社外专家参加的编委会；(2)作出全年的选题、编辑、发稿、出书方案，并拟定每季每月的方案；(3)向著作人约稿应订立合同；(4)一切期刊、丛书的出版必须有编辑方案，并经出版行政机关审查批准；(5)每一书稿从采用到印制成书，应实行编辑初审、编辑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和社长批准的编审制度，以及编辑加工、设计、校对、印成后校读等根本程序；(6)编辑部对每一书稿都应负政治上与技术上的责任。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出版社对书稿应实行“三审制〞。195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批发出版总署党组的报告指出：各级党委宣传部应经常检查和指导出版社的工作。帮助其充实必要的编辑出版干部，催促其改良编审出版制度，注意调查国家和人民对各类出版物的需要状况，正确地制定选题方案和出版方案。批语还针对今后加强并有重点地开展国营出版业指出，书籍出版不仅要有较高的质量而且要有适当的数量。1959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刊书籍出版发行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各地增办了许多报刊和出版社，应着重整顿稳固，提高质量，办得不合理的应加调整。无力办好或不需要的应收缩；销售出版物。决不许强迫摊派。 狠抓教材和儿童读物的编辑出版工作。195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中小学和师范学校课本供给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央和各地教育部门，凡有编辑课本任务的。都必须抓紧做好课本的编稿、审稿和定稿工作，使出版发行部门有5个月以上的印刷和发行时间。全部课本都要用洁白的纸张印刷。轻工业部必须在纸张供给的数量、质量、规格、时间等方面切实保证。在纸张供给发生困难时，一般出版物应当让路。1960年2月，文化部党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向中共中央上报关于进一步改善少年儿童读物的报告，提出四点建议：尽快建立一支强大的少年儿童读物创作和编辑队伍；加强领导，制订规划，大力提高质量，适当开展数量；有方案地改善纸张质量，逐步做到少年儿童读物，首先是中小学教科书全部使用好纸；做好农村发行工作，城市增添少年儿童的阅读场所。3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上述报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有关中央部门加强领导。做好此项工作。1962年5月，周扬向中央书记处并周恩来写了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对如何组织编选教材的工作提出以下意见：(1)必须坚持党内外新老专家合作的原那么；(2)在编书过程中必须保证学术争论的自由；(3)集体编书必须实行主编负责制度，以保证每本教材观点的一贯性和完全性。集体人数不能过多。一般三五人。至多十人、八人；凡集体编选的书都要有主编，对全书的编选和争论的问题。主编有最后决定权；主编和所有写作的人都在书内列名，以尊重编选人的劳动，明确责任；(4)必须建立由专家组成的专业组，分别领导各专业的教材编选工作；(5)需要统一方案和调动组织全国的学术力量。报告还汇报了各组组长名单：中文组冯至。历史组翦伯赞，哲学组艾思奇。经济组于光远，教育组陈元晖，政治教育组许立群。外语一组李棣华，外语二组季羡林。这个报告经中共中央同意批转全国贯彻执行。 重视历史典籍和新华字典等工具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的编辑为记载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作出了不朽的努力，从流传下来的一部部典籍来看，都浸润了编辑的无比智慧。也就是说，无论时代风云怎么变幻。编辑记载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责任没有变，有时候编辑工作可能遇到挫折、受到影响，但编辑的优秀传统没有丢。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的出版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出版管理机关根本瘫痪。许多出版工作者被下放劳动，书刊结构严重失衡。但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编辑工作也没有停止，不仅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各种专集、汇编本、单篇本，还编辑出版一些历史典 籍和群众急需的新华字典。 1958年。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标点出版“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研究，决定扩大为点校全部“二十四史〞。1959年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史记出版发行。到1966年，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先后出版，其余各史也程度不同地做了点校或整理的必要准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整理出版工作停顿。1971年5月。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亲自布置“二十四史〞恢复整理出版工作，并传达毛泽东口头指示：不要割断历史，要批判地继承研究，不单是“二十四史〞问题，应增加清史稿的整理。中华书局再次调集白寿彝、刘大年、翁独健、唐长孺、启功、周振甫等一批专家学者，参加“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工作。到1978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全部出版。 1970年9月。科教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市教育体育局等单位抽调专人组成“新华字典修订小组〞，周恩来在送审稿上亲自动手修改字典内容，还于1971年4月12日和6月24日两次接见了新华字典修订小组的代表，指示出版部门要千方百计降低本钱，以减少群众负担，并特别嘱咐对遥远地区群众购置字典要尽可能提供方便，满足要求。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推动下，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版)，终于在1971年6月正式出版，全国征订数高达8482万册。 二、编辑工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更加焕发青春活力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新生，也给编辑出版工作带来了新生。1978年3月，经中央批准，动用国家储藏纸紧急重印了35种中外文学名著，并及时出版了一大批读者渴望已久的各种图书。这对于缓解十年浩劫造成的严重“书荒〞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同年10月，在江西庐山召开了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对突破“文化大革命〞以来出书内容和出书方针上的禁锢、繁荣少儿读物起了重要的作用。笔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深受教益。在新时期出版工作的历程中。1979年12月的长沙会议对于解放出版生产力，调动广阔出版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形成出版事业新格局产生了深远作用。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决定分析了出版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指明了出版工作的任务、性质和指导方针，对出版工作已经进行的改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84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地方出版工作会议，要求出版单位从单纯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此后，许多出版单位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加强了内部经营管理，讲求本钱核算，引进竞争鼓励机制，逐步适应了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形成了新的工作机制和竞争实力。出版改革的成果集中表达在一大批重要的出版物问世。从1989年至1993年，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出版，为全党全国人民学习邓小平理论提供了最重要的教材，也是我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共发行2000多万册。成为新时期发行量最大的图书。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也有大批精品与读者见面。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美术全集、机械工程手册、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英汉大词典等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 改革开放15年之后。新闻出版事业在党的新闻出版工作方针的指引下。进行了深入的改革，新闻出版体制逐步摆脱方案经济的模式，已根本上完成了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新闻出版业的实力大为增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闻出版业的大力开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暴露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新闻出版单位增长过快、过猛。缺少合格的经营管理和编辑专业人员，致使书报刊出版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日益突出，等等。于是，从1994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开始提出了“阶段性转移〞。即推动新闻出版业由数量增长阶段向优质高效阶段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思路，得到全国新闻出版界的普遍拥护和中央领导的支持。此后七八年，新闻出版署一直把它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实践证明了它符合党中央、国务院改革开放的政策精神，顺应我国新闻出版业繁荣开展的潮流。“阶段性转移〞的关键是编辑出版优质的出版物，这实际上是对编辑工作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要求。 开展图书质量检查。努力提高图书编辑质量。图书出版以提高出版物质量为中心，真正到达优质高效。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图书质量大检查。通过检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质量。图书质量大检查时刻都没有放松。从1993年10月到1994年1月，对在京的20家出版社的23种图书编校质量进行检查，结果除3种图书是合格品外，其余20种均为不合格品，占被检查图书的87％。1994年3--4月，对9家出版社的9种大型古籍今译图书进行检查，结果是均为不合格品，实在令人震惊。之后，对新闻出版署16家直属出版社出版的32种图书质量进行检查，结果是22种为不合格品，占被查图书总数的69％。1995年4月11日，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进行全国图书质量大检查的通知。这次图书质量检查的重点是图书的编校质量。在这次检查工作的普查阶段，共检查出版社520家，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的92.7％，普查1407种图书的整体合格率为59.35％。在抽查阶段。新闻出版署共检查了5个省、自治区的10家出版社和北京地区的25家中央部门和单位出版社的35种图书。整体合格率为20％。检查结果说明，图书编校质量问题十分严重。因此，新闻出版署要求必须加强综合治理。 加强出版物审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