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文化与创新党课讲稿范文.doc

文化与创新党课讲稿 教学对象：各级党组织和广阔党员。 教学目的：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各级党组织和广阔党员深刻认识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兴旺的不竭动力，要想有大量创新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把我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就必须努力营造良好的文化气氛,在价值观上要真正实现由权力本位向知识本位转变外，在思维方式上还必须实现由直观向抽象的调整。 教学时间：1.5小时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兴旺的不竭动力，是加速现代化的最正确选择，是参与国际竞争最有效的武器，也是我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开展观的迫切需要。因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反复强调，要大力提倡“自主创新〞，努力构建创新型国家。 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全面、配套地进行。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学学奠基人之一默顿早就讲过：“科学是社会和文化的子系统，如果得不到社会文化的支持，科学不能自立，也就没有开展余地。〞要想有大量创新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把我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就必须努力营造良好的文化气氛。 肃清封建余毒—从“家长作风〞到“民主管理〞 近代以来，我们之所以鲜有创新，越来越落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因此，要使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具有的无穷无尽的创造潜能发挥出来，从政治体制和思想角度讲，就是要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余毒，变家长制领导为真正的民主管理。 创新、探索、求真，这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作，它不同于体力劳动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可能在高压和威逼之下发挥到极至。相反，只有在愉悦的心境下，才能激发出灵感，才能专心致志，进行深入的、极其抽象的逻辑思考。纵观人类的创新史，任何创新都是一个极其艰苦的过程，都很难一帆风顺，都要经历艰难曲折的探索甚至磨难，特别是不可防止地要伴随屡次挫折和失败。而且，探索过程的挫折和失败的次数总是要远远多于最终的成功次数。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待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误必须宽容，不允许出现挫折和失败等于不允许探索，这在客观上无异于不让创新。还有，真理与谬误总是相比拟而存在，相斗争而开展。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讨论、争辩、互相启发、取长补短，这是科学创新不可缺少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力，也是科学开展的重要规律。要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不同观点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宽容。行政不仅不干预学术，而且应当鼓励科学家们在学术领域进行自由争鸣，社会科学领域坚持这样的方针尤为必要。 讲要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余毒，变家长制领导为真正的民主管理对于创新很重要，这还是由我国的社会现实决定的。 众所周知，欧洲中世纪只经历了几百年，前后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就进行了上千年。而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在这一过程中权力的独断专横到达无以复加、莫此为甚的地步，但中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斗争时间比拟短，导致封建主义思想的剩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新中国的成立推翻了压在人们身上长达几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的大山，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改革开放的巨大推动力又把人们的思想带到了一个新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春天，为人们创新精神的发挥提供了较为广阔的舞台。但不可否认，作为从旧社会脱胎出来只有半个多世纪的新社会，封建主义的剩余在某些方面还有深重的影响，以致成为横在我们探索创新道路上一块巨大的绊脚石。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剩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认识缺乏，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 封建专制主义影响之大，让很多人不敢讲真话。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都大声疾呼，要广阔干部和群众讲真话。其中，尤以毛泽东同志强调得最厉害。他提出人们要为此做到“五不怕〞：不怕开除党籍，不怕丢官，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为何讲真话还需要做好这样五种心理准备呢？就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后事实上还存在着由于说真话最终落得了上述五种下场的事。不少负责干部自以为有了权就有了真理，仿佛地位越高自己掌握的真理就越多，到处作指示，发号施令，而且不许别人有不同意见。更谈不上虚心向专家请教，尊重专家学者了。这反映出我们的某些领导人还是官本位，还深受封建专制主义余毒的影响。试想，这种家长制的领导方式不改变，真正民主的管理模式形不成，科学、民主，“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怎么可能形成，大量的创新怎么可能出现？！讲真话大局部还属于对既有事实的忠实陈述，而创新那么是要讲前人从未讲过的，做前人未做过的，社会理解、接受它需要一个过程，这就更容易为受封建专制思想影响严重的领导所不容。 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谦虚谨慎的态度，特别是由于他对科技创新本身特点的深刻认识，1978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时对党应当如何领导科技工作论述得就极其深刻、精辟。他说：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了把科学研究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并明确表示，愿意当科技工作者的后勤部长。 为了保证我们国家有大量重大创新不断涌现，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以邓小平同志为典范，学习他的民主精神，变家长制领导为真正的民主管理，成为专家学者的知心朋友、后勤部长与帮手。 转变价值取向—从“权力本位〞到“知识本位〞 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大都为士人出身，很少有家境特别殷实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创立的文化必然是“权力本位〞。他们不愿意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又希望能生活得好些，就必然要提倡“学而优那么仕〞，当不上官，也要给当大官的当幕僚、食客。这就使自己带有严重的依附性。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中，人要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遇，惟一方法就是通过苦读、考科举、弄个官当。这就使“权力本位〞的价值观空前稳固起来，深入到每个人的细胞和骨髓。 在“学而优那么仕〞、权力本位价值观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视念书就是为了当官。这种情况今天仍存在。不管是什么专业的，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甚至拿到博士学位，很多人的第一志愿都是选择当公务员，不少博士、博士后，如机关容许给他一个副处长或处长，他们就会毫不犹豫把自己多年苦心钻研的、本可以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有益甚至重大奉献的专业特长毫不犹豫地扔到一边。在这些人心目中，学问再大，在其他方面的奉献再大，如果不弄个官当，仿佛人生价值就得不到体现似的。 公务员也需要优秀人才，但它所需要的主要是学哲学、法律、经济、政治、社会学、文学、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专业人才，学理工的去当公务员并非他们的特长。但这些人也流向行政，使迫切需要创新能力的科技领域严重缺乏高水平的人才，这样势必造成极大的浪费，严重影响中国的科技创新。 在“学而优那么仕〞、“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在科技战线有了突出创新成就的专家，往往也必须给他弄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部长当当，否那么，仿佛就对不起他，好似也不好向人民交待。其实这些专家只是在他们的领域是专家，并非是无所不能的天才。给他安上许多头衔他们未必能胜任，误事不说，还让他们不得不疲于应付各种会议和场面上的事，弄得他们从此再不能集中精力搞自己的科学研究，再也出不了创新成果。这不能不说对国家是一个重大损失。 当然，“官本位〞思想，也不单是由于“学而优那么仕〞的价值取向的影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念、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在“朕即国家〞的专制专制统治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由于它是严格的官位等级制，是人治，社会不可能建立起任何有实质性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这样，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权力越大所拥有的就越多越好：声望、物质利益、工作条件等，甚至是违纪、犯法的权力。这样的专制体制毫无疑问会阻碍创新的开展。 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性质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级干部都是为人民效劳的。但我们的一些干部还受到旧思想影响，也因为我们的法制还不够健全，加上又有了市场经济，这样，客观上当干部比干其他工作包括搞科学研究还是好处多。当了一定级别的负责干部在媒体上可经常露面，受人尊重，显得很荣耀；自己手中有权，办事方便；在物质待遇和工作条件方面有公车，收入稳定，比一般行业也高。所以，要真正在价值观上变“权力本位〞为“知识本位〞，从根本上讲，还是要用制度说明，当公务员就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不可能比干其他工作对自己更有好处，尤其是不能比在科技创新方面作出重大奉献的人生活得更好，更有名，更受社会尊重。 西方兴旺国家之所以创新多，从文化学根源上讲，西方文化奠基人的兴趣就是追求知识。他们为知识而知识，把当知识分子当作自己最理想的人生道路，把人生的使命看作就是求真求知，把能为人类知识宝库增添多少新东西，看作是自己人生价值的象征，甚至把知识的多寡作为衡量人格上下的象征。一句话，他们是知识本位。在他们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西方不少知识分子对当官没有兴趣。他们为了弄清一个因果关系宁愿不要王位，西方文化奠基人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如此。他的一个学生后来当了马其顿王，请他去料理国家行政事务，但被他拒绝了。提出“相对论〞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深受犹太人拥戴。犹太复国后，很多犹太名人联名写信，吁请他回以色列当第二任总统，却被爱因斯坦拒绝了。像他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不可能不知道，他的特长并非政务，而他在科学上的作为并不比任何国家任何一位总统对人类的奉献小。 所以，要想构建起创新型社会，就必须实现由权力本位向知识本位转变。 调整思维方式—从“感性直观〞到“理性抽象〞 要想建成创新型国家，除了整个民族的个性要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在价值观上要真正实现由权力本位向知识本位转变外，在思维方式上还必须实现由直观向抽象的调整。 恩格斯前后花了八年多的时间研究当时自然科学各个方面的最新成就后曾深刻地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顶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科学地揭示了科学创新对高度兴旺的理论思维能力的依赖。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创新巨匠爱因斯坦也根据自己的科学研究经验反复强调：高度兴旺的抽象思维能力是科学研究过程中取得突破的最重要的因素。他讲，“要创立一门理论，仅仅收集一下记录在案的现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入事物本质的大胆的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他还说：“如果我们探索得愈是深入，我们理论所包括的范围愈是广阔，……那么，经验知识所发挥的作用就愈小〞。 科学研究主要通过对实验过程、经验材料和原有研究成果的分析、综合，通过正确地运用科学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方法到达对原有的看法的突破，实现观念上的创新。对此恩格斯也讲过：“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甚至连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进到未知的方法〞。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关于光有引力质量存在的论断，就是靠理论推导得出，直到1919年5月29日爱丁顿勋爵的观察队对日全蚀的观测才被证实的。 西方文化非常重视逻辑推演和抽象思维能力，西方文化还把求真看得高于一切，就是要真正洞察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奥秘，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西方人在世代努力探索真理的过程中，认识世界的能力—“理性思维〞也得到了锻炼，普遍有了提高，这也是近代以来，他们科学技术之所以能突飞猛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文化传统始终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儒学是辉煌的，值得我们自豪的，其中有不少至今仍有意义的东西，但从其根本局部的形成来看，它毕竟是人类早年的思想成就。它们体现出来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根本特征还是凭感性直观和敏锐的直觉从总体上把握事物。而长期以来，这种儒学又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捧到吓人的地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容许任何人在思想上对它有任何偏离，从而使凭感性直观和敏锐的直觉从总体上把握事物成为中国人思维的一种定势，这就严重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