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计划、市场和经济改革.docx

方案、市场和经济改革 [目录] 一、方案、市场和价格机制 1、集权与方案 2、市场是如何配置资源、产生效率的 3、“看不见的手〞和经济道德 二、实践与认识 1、艰难的递进反思：方案与市场都是手段 2、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完全的还是完善的。 3、改革：激进与渐进 三、探索与开展 1、国企定位：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 2、完善市场体系和构建信用体系 3、政府定位：责任政府和有限调控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方案经济体制，是战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权力惯性作用在和平时期经济领域的必然选择和继续，这种体制曾经发挥和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成效。近三十年的实践经验与教训，让我们明了这种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开展。经过艰难的反思和探索，我们最终选择了回归市场。回归方式是渐进式的改革。这种改革方式让我们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总结经验和借鉴别人的教训，保持社会根本稳定；然而，也让我们为此付出了昂贵的本钱，延长了改革的进程。制约和影响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形成的瓶颈仍然是政治与法律体制的不健全。我们必须从整体上进行改革。当务之急首先必须给政府一个明确的定位；其次，让国有企业摆脱政府的翼护，成为真正的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其三，下大力气完善市场体系和构建信用体系。 [关键词]方案市场价格机制政府改革方式 [作者简介]陈敏昭，男，河南灵宝人，理学学士。三门峡行政学院计算机信息中心主任、经济学副教授。撰写专著二部、主持并完成省部级研究课题七项，发表论文三十多篇。 一、方案、市场和价格机制 1、集权与方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初步建立了国家高度集权的指令性方案经济体制，这是一个根本上排斥市场机制的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实际上是我党自成立以来连续几十年征战（第一次国内战争、土地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高度集权的军事机制的惯性作用在和平时期经济领域的必然选择和继续，也是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环境的产物（两大阵营的对立，西方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以及中国与苏联、东欧的矛盾与分裂等）。这种经济体制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逐渐得到强化，到80年代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客观地讲，这种体制曾经发挥和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成效。这种体制在各个层级决策结构上，实行中央集权控制，国家按照详细的方案分配各种资源，将其集中到国家认定应优先开展的重点部门；在经济开展动力上，国家主要通过各级行政机构对各部门和企业的经济活动施加影响或直接下达指令，无视物质利益的协调与刺激作用，实行“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分配原那么，依靠行政力量贯彻国家的经济开展战略；在经济信息上，实行方案指令的纵向传递，全部经济活动都纳入方案的轨道，企业行为根本不受市场信号的制约；在所有制结构上，追求“一大二公〞，甚至一些初期民营企业也要戴上“红帽子〞。国有和集体企业只是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企业根本上没有预算，即便有，其约束也是软性的。企业既没有独立的利益目标，也没有自主权，更不承担经济后果，只是被动地执行方案指令，完成产值指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都是由国家方案控制的。企业主要根据非价格信号了解各种资源和产品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并采取相应的调节方式。由于企业不承担投资决策的责任，却可以从中获益，因此，企业和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会通过低估预算本钱、向上级施加压力或疏通各种关系争取投资资源，这使投资需求大大超过可供分配的投资资源，引起“投资热〞和“引资热〞。投资方案、投资品供应紧张和短缺是企业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的重要动力，从而进一步造成投资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资源和消费品的短缺，强制替代、排队、等待、配额和票证就成为当年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实践证明，这种超越社会历史开展阶段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开展、科学技术的创新、社会经济的进步、知识的退化、人性的异化，等等。它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有目共睹：官僚主义严重、动力缺乏、经济结构僵化、短缺现象严重、劳动者积极性不高、经济效率低下等。 2、市场是如何配置资源、产生效率的 市场经济是指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经济。市场是交换的场所、渠道和纽带，而市场机制是指在市场交易关系中形成的以价格、供求关系和竞争三位一体的互动关系为根底的经济运行和调节的一套有机系统。 （1）资源配置遵循产权规那么。在所谓的方案经济模式中，资源配置奉行的是等级规那么，即首先建立一个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然后界定行为人在等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进而界定与该位置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权力。谁的行政级别高，谁的资源配置权力就大。在市场条件下，资源配置那么遵循产权规那么和信用规那么，即资源配置的权力与行为人拥有的资产量、信用度成正比。为此，就需要通过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来确立排他性产权，这不仅使交易者能在市场上开展公平的现货交易，而且可以与其他交易者缔结具有法律保障的契约关系，形成多样化的财货交换方式和财产转让方式。所以，排他性产权确实立和建立在严密法律体系根底上的信用机制的形成是市场机制有效协调微观决策的充分必要条件。 （2）分散的决策。居民个人、家庭和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在给定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根据对本钱与收益的比较，独立地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等问题作出判断和决策，并承担相应的经济后果。也就是说，微观主体应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此，微观主体的预算约束必须是刚性的，即他们必须量入为出。在市场经济中，各种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由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即劳动所有者获得工资收入，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息收入，土地（房产）所有者获得租金收入，知识、技能和信息拥有者获得其相应收入等。 （3）自由和平等竞争。市场经济作为合同经济，所有从事市场交易的行为人的地位和时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他们在时机均等、公平交易准那么的约束下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这包括消费选择自由、开张与停业自由、就业选择自由和交易自由等。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强迫他们做他们并不愿意做的事，他们进行竞争所凭借的是各自的经济实力和比较利益。 （4）价格协调。在分散化决策条件下，是什么因素使分散决策免于陷入混乱呢。用什么来协调形形色色有不同能力与欲望的人的行动呢。怎样才能保证需要做到的实际上也能实现了呢。答案就是价格机制。价格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起三个作用：第一，传递信息；第二，提供一种刺激，促使人们采用最节省本钱的生产方法，把可得到的资源用于最有价值的目的；第三，决定谁可以得到多少产品——即收入的分配。这三个作用是密切关联的[1]。在市场上，价格作为显示资源稀缺性程度的信号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它能自动协调微观决策。这里所说的价格具有广义性，它不仅包括产品价格，还包括利息、工资率、货币汇率等要素价格。对于经济体中的每一种物品来说，均衡价格决定了买者选择购置多少该物品，以及卖者选择生产多少该物品，从而价格确保供应与需求的平衡。 3、“看不见的手〞和经济道德 尽管市场确实把行为人对个人经济利益的追求看成是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动力，并主张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构建鼓励机制，但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为了追逐自身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损害他人利益的舞台。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惩罚损人利己的行为，并努力形成一个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机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说明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1776）。他论证道，尽管在市场上每个参与者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是自利的，但只要竞争是充分的，那么在竞争中就会形成一种自然秩序，它就好似一只看不见的手，使得竞争的后果是社会利益最大化。充分的市场竞争之所以能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是因为市场机制具有收入分配、传递信息、刺激效率等功能[2]。 当然，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自动到达利他的结果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市场必须是完美的，即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在决策时所需要的信息是可以无代价获得的且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是对称的，未来是具有确定性的，不存在外部性等。这样，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任何经济人都不可能用虚假的或空洞的，也就是非真实的威胁或承诺来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理想的市场条件是很难被满足的，原因在于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是不确定的，局部行为人的私人本钱并不等于社会本钱。当市场不完全时，经济人追求自利的动机就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是经济活动的动力和市场效率的源泉，另一方面又会诱发损人利己的行为。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及市场的不确定性说明，他在处理、加工和贮藏信息方面的能力缺乏，也难以准确计算出对方的交易动机，从而使市场的不确定性直接转移到单个人身上。这样，经济人就有了投机取巧的时机主义动机，即通过不老实或欺骗来到达更有利于自己的目的，如公司财务报告造假、假冒伪劣等。当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怀着时机主义的动机就达成某项协议讨价还价时，个人的最优选择将不可能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失信行为的存在实际上意味着失灵的市场无法使得经济人的自利行为自动导致利他的结果。 亚当·斯密其实在当时也已经发现了道德风险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强调市场经济是一个一定要讲道德的经济，并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斯密在这本书中认为，爱人如爱己是最伟大的道德观，并主张设身处地在别人的情景中看待我们的所作所为。他所倡导的经济道德观与我国古人所推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根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市场经济排除那种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择手段地侵犯他人的权利甚至生命的“自私〞行为，鼓励和保护那种不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而且时刻准备为了改善个人利益而与他人利益做某种妥协的“自利〞行为。只有当市场竞争具有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根底，我们才可能进入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权的市场经济[3]。 二、实践与认识 1、艰难的递进反思：方案与市场都是手段 我国对方案、市场及其二者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过去我们把方案经济看成是公有制的产物，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私有制的产物，从而认为方案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传统方案经济体制的弊端促使人们对方案与市场关系进行反思，然而，这种反思在当时的政治高压和强大的集权面前，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和到位，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3）。提出了方案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客观上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不仅在流通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在生产领域也发挥作用，因此，应把市场机制引入方案经济。具体来说，应通过放权让利，把方案建立在价值规律的根底上。在党的十二大上，“方案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被正式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第二阶段（1984-1987）：提出了有方案的商品经济理论。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根底上的有方案的商品经济。根据这一论断，我们在以下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商品经济的充分开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开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方案经济与商品经济具有统一性；方案与市场相结合。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从1984年底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并具有明显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如减少指令性方案比例，扩大市场调节范围，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价格双轨制等。邓小平先生根据改革的实践阐述了对方案与市场关系的看法。他在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