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泰州学派王艮主要思想结合实际谈其现实意义.docx

泰州学派王艮主要思想，结合实际谈其现实意义 泰州人王艮创立的学派，因地而名，称“泰州学派〞。地以人闻，“派〞以地名，这是人杰地灵、人地底蕴深厚的表达。王艮，一生勤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学识博大渊深、包涵很广，在哲学、伦理、社会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丰富详实的论述，构成了泰州学派的根本思想和根本特色。兹将王艮与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散述如下： 一、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学〞，是王艮思想的闪光点和泰州学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进步命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百姓日用〞一词，在古代儒家虽然提出过，但被“大儒们〞说成百姓是不知道“用〞的。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就是说：道，只有天生的君子、圣人甚至“神〞，才可以认识它、掌握它、运用它，凡夫俗子——百姓，是绝不可能知道“道〞的。王艮一反经典的传统和说教，匠心独具地认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妇〞都“能知能行〞。他具体地形容“僮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他还把“百姓〞和“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这样，“百姓日用〞就成了检验是“道〞还是“异端〞的标准。他还这样说：“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王艮的这些观点，充分表达了小生产者、小市民阶层的要求和愿望，维护了劳苦群众的利益。他的人民性的观点，是具有反封建统治的进步意义的。 二、王艮的“格物说〞，构成他讲学传道的思想根底，具有鲜明的对抗封建压迫的积极意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说，始见于礼记·大学。前人说“格物〞就是“穷理〞，也有人说“格物〞就是“格心〞。他们分别说，“通过格物的方法，到达穷理的目的〞；“格物者，格其心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王艮对于“格物〞，却与上述不同，他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他创立了自己的“格物说〞，因泰州地处淮南，故明末清初硕儒黄宗羲（162023-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著明儒学案62卷，一生著作多达60余种）称王艮的格物说为“淮南格物〞。王艮对“格物〞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来未有定论〞。他认为“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挈矩〞，意为度量。他说：“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挈矩，那么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这就是说：“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王艮的这番话，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已〞。“正已〞就是“正身〞。正身应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概莫能外。这样的观点，与那些封建统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有天渊之别。王艮的这种尊重人、重视人的价值观的思想观点，正是平民哲学、布衣学者恰好的表现，是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绝唱〞。 三、王艮的“明哲保身〞说，是他与封建统治者消极、不合作的表达，起到了对抗封建统治政治压迫的积极作用。王艮主张尊身、安身、保身、爱身。他说：要“以身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那么道尊〞。王艮的这些观点，是他的“淮南格物〞论的延伸，都是“以身为本〞思想的表达。黄宗羲以为王艮的“安身〞说，不免开了“临难苟免〞之嫌。王艮果然是一位“贪生求安〞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么。不。在封建专制极端残酷暴虐的明代中后期，王艮目睹明王朝对上层官吏动辄杀头、剥皮、廷杖、充军种种可怖景象（对下层官吏和平民百姓那就更加残暴了）。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处、进、退、隐、见等策略，形似消极，实质是以退自保、以退求进的一种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种反映社会悲剧矛盾（既有变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寻求政治解脱或出路的呐喊和辩白。 四、王艮对于社会政治类型作出“三种景象〞的区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他十分憧憬、向往“羲皇〞、“三代〞圣世，深恶痛绝“五伯〞社会。锋芒所指，不言自明，矛头直指当时的专制社会。他在王道论里这样描绘当时的社会：“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饥寒切身，而欲民之不为非，不可得也〞。他明确地主张：重德轻刑，施行仁政；予民教养，让民参政；均分土地，使民乐业。他说：“为人君者体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盖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后用之〞。“刑因恶而用，恶因无教养而生，苟养之有道，教之有方，那么衣食足而礼义兴，民自无恶矣，刑将安施乎〞。为济困扶贫，共同求富，王艮还在垂暮之年（逝世前两年），亲自起草均分草荡议并带头践议，将多余的草荡无偿划分给贫民。这样的具有反封建独占的平均主义、小私有观点和行动，在“田连阡陌〞、“一人口插几张匙〞的封建地主眼里，把它视为“异教旁门〞、大逆不道，而广阔劳苦群众那么是衷心地拥护和爱戴他的。 五、王艮的“以孝悌为本〞的“孝悌观〞，既继承了中国相传数千年优良传统，又突破了“五经传注〞的伦理传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王艮自称学的是“总经〞（“五经〞乃中国传统的经典，“总经〞却人所未闻）。这就是说，他学的东西为人所未学，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见。他说：“盖闻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后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其义一也〞。又说：“事亲从兄，本有其那么，孝悌其心，其理自识〞。在这里，王艮把事亲和从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认为大家对父母孝、对兄长悌，犯上作乱的人就没有了，社会就安定了。但王艮主张的“孝〞和“悌〞，不是绝对盲从，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所选择。他说：“父兄所为，不可不识；父兄所命，不可不择〞。这就是说：对的，当然要尊敬从命；不对的，怎么办呢。他说：“所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复思绎〞。这些都说明王艮不仅能真心诚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绝不是“愚孝〞、“盲从〞，而且能做到抵抗和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因此说，王艮的“孝悌观〞和传统的“孝〞和“悌〞是有原那么区别的。 六、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学风以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习和教学态度，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不重视个体的人的存在。儒家所讲的人主要不是指自我或个体，而是突出“众〞、“群〞、“民〞，即人之群体或社会。泰州学派以对自然人性和个体价值的肯定维护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尊严。 他们讲利、从欲、重情。如果说，王艮等人把以身为本定位在维护人的生命、尊严和理想上，那么，李贽更关心的是人的物质利益。李贽从自然人性论出发，宣称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所在，“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那么知势利之心亦吾人禀赋之自然矣〞。进而主张统治者应顺乎人的自然之性，满足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 在儒家那里，欲和理相对立。儒家较为重视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忽略甚至反对人的物质欲求，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这种思想开展的极致。泰州后学认为，天理和人欲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天理就存在于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中。王襞指出：“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餐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他们把人的生理欲望，看作道的呈现，宣称理即在自然人欲之中。重理轻情、以理统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泰州学派的学子们主张在率性而动中释放人的情感，无论是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还是李贽的“童心〞，都指的是自然活泼的至真至纯的性情。在李贽看来，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私奔，因情而动，是“善择佳偶〞而非有违礼法。 在李贽这里，礼义已不再是理学家的道德标准，而是“发乎性情，止乎自然〞的一种在解除了所有束缚情况下的人的情感的绝对自由的表现。在李贽等泰州后学的影响下，晚明文坛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情感主义思潮。于是，就有了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就有了牡丹亭中杜丽娘的为情而死，为情复活。在他笔下，情的力量是如此巨大。泰州后学不仅在理论上鼓吹性情，还在行动上表现出个体之间患难相依的深厚交情。颜山农好急人之难，赵大洲赴贬所，山农与之同行，徐樾战死沙场，山农寻其骸骨归葬；颜山农被捕下狱，罗汝芳狱中侍奉，六年不赴廷试。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情，也许正是泰州学派的生命力、冲击力和凝聚力之所在吧。 第7页 共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