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对口援疆学习心得.docx

对口援疆学习心得 自离开家乡已有半年之久，静静回想在哈尔滨的点点滴滴，学习和生活都充满了快乐。在培训期间，非常感谢黑大选配了最优秀的师资力量和专职辅导员，他们在这半年多的培训以来给了我们不仅仅是专业课程上的指导，更是对心灵上的启迪和对未来职业生涯中的灯塔。除此之外，给我感触很深的还有老教授们那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而这些优秀的品质都将会给我未来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次对口援疆的方案使我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 是这次契机让我再次走进了神圣的象牙塔，再次更新了脑中的旧思维理念，从而进一步理清了思想认识上的误区，从根源上解开了许多工作、学习、生活中的迷茫和疑惑，视野大大地拓宽了，看待问题也是从多层面和多角度了。正所谓：聆听的是智者的声音，感悟的是知识的力量，学到的是思想的精华。 在学习期间，我尽可能通过网络媒体以及图书馆 拓宽了知识面，从而提高了认识水平。我认为，认识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对自我的认识，认识到自身的缺乏，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管理知识和职业素养。只有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综合竞争能力的加强，才能适应这个断变化的社会。还认识到除了提高 自身素质，更应该重视团队的力量。而这个观念是在上学期的一次以增强团队凝聚力的课外活动中习得的。这次活动使我明白了，在一个优秀的团队中，每一个成员都是不可缺少的战斗力量。 可以说，通过这半年的培训，切实地增长了管理 知识，增强了工作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管理能力。除此之外，黑大所开设的一系列相关培训课程让我从中学到了很多新颖的思维方法。老师们在课堂上，对当今社会存在的现象，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出发，以不同的视角，从本质上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并教授了很多切合实际的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而这些让我受益颇深。 从两次火车站的热烈迎接，从参观金上京博物 馆，从东北烈士纪念馆，更从古尔邦节对少数民族学院的热情款待，每次活动都无不表达着学校领导和辅导员对我们的重视以及无微不至的关心，也从中让我倍感黑大校领导和辅导员的精心照料。而这在课堂外的活动，让我更加了解祖国的历史。 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带着一颗感恩的心，要更加努力学习，绝不辜负对口援疆省市所付出的每一分心血，更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望。 第二篇：对口援疆评述对口支援下新疆投资形势评价： 3月30日，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传递出中央通过推进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加快新疆跨越式开展的信号，会议确定北京、天津、上海、广东、辽宁、深圳等19个省市承担对口支援新疆的任务。根据会议精神，19个援疆省区市将建立起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全方位对援疆的有效机制，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置于优先位置，着力帮助各族群众解决就业、教育、住房等根本民生问题，支持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新一轮对口支援工作期限为2023年至2023年。 此次中央决策层启动的对口援疆，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支援地域最广、所涉人口最多、资金投入最大、援助领域最全面的一次对口支援。2023年19个省市对口援疆资金总规模将超过20230亿元，以后还会逐步增加。同时，通过转移支付、专项资金等渠道，中央投入资金规模将数倍于对口援疆资金规模。 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19个省市分别结对援助新疆12个地（州）市的82个县（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2个师。从目前各援疆省市代表团在新疆的前期工作和已经启动的工程分析，新一轮援疆工作起步阶段的重点集中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 全国对口援疆的重要意义 “借鉴两年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援建的经验，把作为我国反分裂、反渗透、反恐怖主战场的新疆经济社会开展搞上去，把长治久安搞扎实，需要进一步发动组织全国力量，支援新疆、开展新疆。〞该权威人士认为此次对口援疆的意义甚至不限于新疆一域，“这既是具体落实中央新时期新疆工作任务的重大措施，也是对口支援政策措施从应急逐步走向制度化的最新实践，还是西部大开发新阶段模式和道路的新探索，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通过对口支援的充分发挥和直接表达。〞 中央民族大学法治政府与地方制度研究中心主任熊文钊在接受本刊采访中介绍说，对口支援模式，是在我国政治环境中产生、开展和不断完善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模式。对口支援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正式提出和实施，1979年通过中央52号文件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并随着援藏援疆、三峡工程移民安置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开展为目前的三种主要政策模式：边疆地区对口支援、重大工程对口支援、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 据本刊记者了解，此次中央决策层启动的对口援疆，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支援地域最广、所涉人口最多、资金投入最大、援助领域最全面的一次对口支援。权威人士透露，2023年19个省市对口援疆资金总规模将超过20230亿元，以后还会逐步增加。同时，通过转移支付、专项资金等渠道，中央投入资金规模将数倍于对口援疆资金规模。 “目标就是通过十年时间，最大程度地缩小新疆与内地差距，确保2023年新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权威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全面援疆〞具体布局 “目前我国民族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开展与自身开展能力缺乏的矛盾。〞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希恩指出，其中，开展能力缺乏成为加快开展的主要障碍，“要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自我开展能力缺乏的问题，离不开国家和兴旺地区的支援。〞因此，权威人士透露，通过对过去13年对口援疆的实践，和对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总结的经验，这次对口援疆从三方面对原来的援疆布局作了调整。 其一，支援范围扩大。受援方由过去的新疆2023个地州、56个县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个师，扩大到新疆12个地州、82个县市和兵团12个师。在支援省市中，新增了安徽、山西、黑龙江、吉林四省和广东XX市。 其中，特别强调对建设兵团的支援。目前建设兵团面临着产业结构单 一、公共保障能力缺乏、历史包袱沉重等问题。有必要扩大对兵团对口支援范围，使兵团更好地发挥推动改革开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建设大军作用，确保其稳定社会经济的中流砥柱作用。 其二，调整结对关系。以支援方综合实力和受援方实际困难，尽力使支援双方强度匹配。比方，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及深圳等经济实力强的省市对口支援贫困程度较深的南疆三地州；地域上相对集中，便于展开工作，尽可能安排一个省市对口支援一个地州或一个地州的几个县市和师团场；考虑双方资源地理气候特点，更有效做好援助工作。比方，东北三省对口支援气候条件相似的北疆塔城、XX市，山西对口支援同样拥有煤炭资源的XX县区等地。 其三，重点支援基层和南疆。新疆主要困难难在基层、难在南疆、难在国家扶贫县、边境县和团场。因此，要把援助重点放在基层，放到贫困县、边境县和团场，放到乡镇和农村。 按照中央的要求，新时期对口援疆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能否建立全方位援疆的有效机制。这就需要在支援资金的同时，使更多的干部、人才、技术、管理到新疆去，把输血和造血、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结合，形成经济援疆、干部援疆、人才援疆、教育援疆以及企业援疆协同推进的新局面。 “对口支援〞的汶川经验 熊文钊认为，面对更大规模的新时期对口援疆工作，“汶川援建就值得好好总结。〞在他看来，灾后地方政府对口支援，是为加快受灾地区恢复重建而实施的一项特殊政策，充分表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在汶川地震发生后，这一模式受到国外政府和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就在于它不同于政府间一般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贫困帮扶，更不是简单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此模式功能独特。〞 采访中，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岸元向本刊介绍了对口支援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建立了一种地方政府横向转移支付，不同于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只解决了钱的问题，这种横向转移支付不仅把钱带过去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实现了人、财、物、知识、能力等各方面的全面支援。〞而这种对口支援正好培植了受援地区最需要的可持续开展的能力。 受访专家就此总结了三方面特点。其一，提高“自身造血〞功能。灾后地方政府对口支援模式强调在灾区支援中一定要处理好“输血〞和“造血〞的关系，坚持“外界支援〞与“自力更生〞相结合。比方，除了要求对灾区加强横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外，还强调加大灾区心理治疗、教师培训、干部交流、人才输送的力度，为灾区强化“自身造血〞功能和增强自我开展能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 其二，强化政府“社会统筹〞功能。灾后地方政府对口支援模式要求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多元投资〞的重建机制，促进灾区援建中人、财、物的合理配置，大力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所以，政府在重大灾害发生后除了在灾害救助中起主导作用外，还在灾后重建中扮演“社会杠杆〞的角色，充分发挥自身在灾害管理中区域联动、统筹协调、宏观调控的作用，优先解决好根底设施重建、生产恢复、促进就业等民生问题，促使灾区恢复重建工作有序推进。 其三，加强地方“合作共赢〞功能。减少了支援方与受援方在合作工程和合作方式上的盲目性，实现彼此功能上的良性互补和无缝对接，保障对口支援工作的顺利进行。例如，支援汶川灾后重建时，就充分考虑了各省市的经济实力、灾情程度和历史关系，兼顾灾区早已形成的对口支援格局，从而提高了对口支援的针对性、可行性 和持续性。同时，灾后地方政府对口支援模式以科学开展观为指导，要求对口支援的各省市深刻认识到援建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合作性，最终实现对口支援双方帮扶共进、合作共赢和优势互补。 事实上，本刊记者了解到，上述经验都充分吸收到了对口援疆工作指导思想和具体实施方案中了。对口支援亟须走向制度化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相比汶川经验，对口援疆需要多吸收以往的对口支援经验。 有关专家梳理了值得重视的5个方面问题。首先，实施对口支援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目前，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法律制度存在缺乏协调性、实施过程中存在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援助工程实施效果无法保证等缺乏。 其次，对口支援的实施、管理体系和鼓励机制不健全。一方面不利于激发参与支援工作的不少兴旺省市的企事业单位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无法保证支援工作到达预期目的。例如，有些工程的前期开发程序不标准，有的工程那么在签订后难以落实，还有不少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夭折，这些问题导致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双方的积极性。 再者，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例如，在有关对口支援工作中，因政策评估工作缺失，导致一些事实上已经失效的政策目前仍然在实施。同时，现行的对口支援政策监督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监督的内容还不完整，缺乏绩效监督的内容。 其四，受援方和支援方均存在着一些缺乏。国务院开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技术经济研究部前部长郭励弘认为，在以往的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中，由于缺乏和当地经济社会开展相协调的系统规划，导致“受灾地区的房子、根底设施可能建得很好，却很难形成产业。〞受援方在选择援助工程时，有“短视〞现象，存在着以争取资金物资为主、以争取无偿支援解决眼前困难为主、单纯追求工程数量、存在一定的“面子〞工程等问题。同时，支援方对援助工作的思想认识高度不够，确定援助工程时注重追求自身的利益，援助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对援助工程的后期追踪管理力度不够等问题。 还有，未能正确处理援助政策实施过程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很多工程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难免重蹈方案经济的覆辙，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有的是政府效劳政治大局意识不强，未能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呈现政府“越位〞和“缺位〞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熊文钊认为，“当前的对口支援还不是制度性的安排，更多地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