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结尾的升华与小说的力.doc

结尾的升华与小说的力结尾的升华与小说的力 蔡郁婉 在当下，“80 后”写作者的创作已向社会和历史的宽广与纵深全面铺展。在他们纷纷转向现实与历史之后，纵观他们的长篇小说创作，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总惯于书写悲剧故事，又往往惯于从悲剧中升华出平和的境界和光明的前景。本文聚焦“80 后”长篇小说的升华式结尾，择取描写现实与回望历史两大类型的部分长篇小说，进行症候式的分析解读，探讨这些小说结尾处的升华何以是一种必须正视的症候。一 水仙已乘鲤鱼去是张悦然突破青春写作局限的一次尝试，表现出转向现实的兴趣。小说通过女作家陆一璟的悲剧人生，探讨苦难折磨之下人性的微光。在张悦然的笔下，陆一璟的人生经历堪称一场场接踵而至的磨难。不仅如此，每当陆一璟似乎在困境中看见一线曙光时，生活便要将这仅有的光亮瞬间扼杀，并再度将她推向更糟糕的境遇。正因此，小说的结尾的处理便显得颇为匪夷所思。当大火使陆一璟失去了爱人这一唯一的光亮之后，她决定放弃腹中的孩子。在小说中，陆一璟的苦难遭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母亲曼的爱慕虚荣、不负责任;而在这里，陆一璟避免重蹈覆辙的方式则是对孩子生命的彻底抹杀。尽管这并未提供一个善待生命的途径，甚至不免会被看作是对曼隐秘而委婉的认可，但这一处理却是符合小说内部叙事逻辑的。但陆一璟的这一选择随即被小说轻易地推翻了。在医院，陆一璟与母亲曼相遇。而再度怀孕的曼变成一个坚强温暖的人，她决定生下这个孩子重新开始。这一次相遇使陆一璟最终谅解了几乎从未对她尽过抚养之责的母亲，并决定保留腹中的孩子，还在认同母亲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生的力量。这种突如其来的、由曼来完成的母爱的升华和陆一璟的原谅，显得极为肤浅和突兀。它不仅并未让陆一璟从其苦难遭遇中得到升华，反而突兀地抽空了苦难的意义。这样，水仙已乘鲤鱼去所完成的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对苦难的堆砌式书写。张悦然的本意正在于要在密集苦难的绝望之中捕捉坚强人性所迸射出的光辉，但小说结尾的轻巧和解，造成强行升华的尴尬情状。这一刻意升华无疑严重弱化了它试图书写人性光彩的本意。与水仙已乘鲤鱼去以升华来疗治现实的苦难相似，郭敬明的小时代三部曲的结尾则是以对少年时光的诗意重返来想象地弥合现实的裂痕。林萧、顾里、南湘、唐宛如四人从高中到入职后相互猜忌、决裂，又重归于好的过程，是小时代三部曲的主要内容。借助对少年情谊的不断重温，小说无数次地化解了四姐妹决裂的危机。但小说也因此悬置了矛盾的真正解决。事实上，在四姐妹间的矛盾之后潜藏着一条资本的逻辑。四姐妹的少年情谊乃是以林萧等人对顾里这一唯一的资本占有者的依附为基础的。在依附的同时，她们难免要忍受不同程度的压迫;为了摆脱依附顾里的处境，她们又不时地背叛顾里转而投靠其他的资本占有者。而四姐妹之间的矛盾，实际是其他的资本占有者在与顾里角逐更多资本时，借用林萧等依附者来对顾里实施的攻击。以少年时光的重温来弥合矛盾，实际只是矛盾激化的不断延宕，并未从根源上化解矛盾。当这个“温情脉脉”的少年世界终于到了濒于分崩离析的境地之时，小说再次以顾里病危、姐妹重聚时的肝胆相照来冰释前嫌，并以一场大火永远终结危机降临的可能性。因为唯有死亡，才能保证少年乌托邦的完美。接着在结尾处，小说描写了林萧回忆之中四姐妹大学生活中的一个日常场景。在这温情的时刻，资本制造的矛盾被永远消弭，裂痕被永远抹平，少年情谊被升华为完满。但这一圆满也意味着生命与希望的永远终结或冻结少年时光之所以是最美好的，正因其无法重返。小时代三部曲的本意在于书写少年情谊，并以此微弱地传达资本的秩序对少年情谊的压迫。小说或曾在无意间触及了时代的某些弊病，但它无力对时代做更尖锐的刺探。而小说结尾处对于不可重返的少年情谊的再度强调，实际将少年情谊指认为一处虚妄的所在，传达的恰恰是对资本秩序的某种臣服和归顺。于是不可避免地，林萧等四姐妹的少年情谊，最终成为这一时代所给予的“甜美而又虚伪的谎言”1的一部分。二 不仅是在这些切近现实的长篇小说中，结尾的强行升华显示了作者对于展现时代、揭露人性时的有限;在“80 后”写作者那些书写历史的长篇小说中，我们也常常在结尾处遭遇这种令人尴尬的升华处理。在小说顿挫的悲欢之后，宽宥和原谅突然被引为故事的绾结，从而使故事强行地走向升华。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再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比茧更能显示这一代青年作家将自己楔入历史的焦虑了。在敏锐地觉察到自己这一代写作者所暴露出的“已不能让青春连着陆地”2的写作短板，张悦然试图通过茧来打开历史的广阔天空。张悦然曾指出，“我们到底在这个世界中处在什么位置。要建立这个坐标，就必须了解父辈和过往的历史。了解他们，才能更了解我们自己”3。这也正是茧创作的出发点。小说试图将个人经验与历史叙事相互勾连，借助历史重新认识个体的位置。茧以李佳栖与程恭对究竟是谁谋杀了程恭祖父这一历史真相的寻找为中心。程恭祖父被谋杀这一事件，是笼罩于小说中几代人命运之上的一团阴云。李冀生是谋杀程恭祖父的最大嫌疑者。这造成了两家人难以化解的矛盾，也将汪露寒一家卷入其中，更是李牧原、李佳栖不得不背负的历史创伤与宿命。李佳栖与程恭生来便被裹挟在两家人的矛盾与悲剧之中。他们既是挚友亦是仇敌，在从对方身上获得抚慰的同时又必得承受背叛的痛苦。但是在小说的结尾处仍然给予了这些爱恨纠葛一个温暖的收结。伴随着李冀生的死亡，寬宥终于来临。李佳栖与程恭由此而获得解脱。但是，不应忽略的是，李佳栖正是基于一个无归属零余个体的孤独体验而转向历史的。她不断叩问历史追问真相，渴望获得历史的在场，以此锚定自己的位置。但在小说的结尾处，恰恰是李冀生的死亡再一次将李佳栖等指认为历史的旁观者。宽宥的到来，正是因为施害者受害者都已死亡。而面对他们不得不背负的历史，李佳栖与程恭始终无法参与和改变。这一由历史参与者们纷纷退场而带来的解脱，恰恰意味着一种对于历史的隔阂、茫然与无知。与这一结尾形成对应的是，小说对历史的书写也显得简化与单薄。撇开张悦然颇为取巧地选取了“文革”这一历史时期不谈，在逐步呈现程恭祖父被谋杀的过程中，小说对大时代及父辈们在特定时代背景中的心灵史与情感交锋的把握都失之无力。这也正显示了小说在面对历史时扮演的始终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叙述者始终无法真正地把握历史。因此，探讨历史只能强行收束，悲剧必然强行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