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新上海首任公安局长李士英.docx

新上海首任公安局长李士英 这是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 经历。上世纪30年代，他只身 来到风雨如磐的大上海，在中 央特科出生入死、除奸惩恶， 两次被判死刑；时隔17年，他 又身着土布黄军装，打着绑腿， 腰别手枪，带着一千多名公安 干警浩浩荡荡进驻大上海，以 共和国第一任上海市公安局长 的身份接管一片狼藉的国民党 上海市警察局…… 法租界的枪声 李士英原名时遇英，1912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濮阳县井店镇（今属河南省内黄县）的一户世代贫农家庭。童年的李士英，因家境窘迫而辍学，13岁便到布店当学徒。1927年夏，濮阳县的井店、千口、化村等村镇，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火焰。党组织为了发动群众，在井店镇创办了“平民夜校〞。年方15岁的李土英，便参加夜校的活动。1927年秋，由井店镇党支部书记平善修介绍，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受命担负县委机关秘密交通任务，负责传递文件材料，接待党组织往来人员。1929年2月15日，濮阳县委在温邢固召开农民斗争胜利庆祝大会。不料，由于叛徒告密，县委的4位主要领导被捕，4名党员和农会会员壮烈牺牲，成为当时闻名的“温邢固事件〞。党组织为了保存骨干，决定让李士英赴清丰县工作。李士英到清丰后，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担任中共清丰县委青年委员兼县团委书记。不久，因叛徒出卖，遭国民党当局通缉，党组织又将他转移到中共直南特委担任巡视员。1930年，李士英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安子文的领导下"参加天津、北平两地的除奸工作。为培养一支专门除奸惩恶的武装机构，保卫党组织的平安，1930年底，北方局决定派李士英赴上海中央特科学习，让他在“远东第一大都市〞接受一次特殊的锻炼。 李士英到上海后，被分配在中央特科第三科，三科又称“行动科〞，主要职责是惩治叛徒内奸。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学习和实践，李士英掌握了特科所要求的根本技能和知识。1931年4月，李士英受中央特科派遣，再次回到北方局，协助开展除奸活动。李士英先后在颐和园、圆明园惩罚了叛徒，及时消除了危害北平地下党平安的隐患。此时，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投敌，敌人妄图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特务头子徐恩曾又派亲信顾执中带叛徒顾顺章及马绍武到上海，四处追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特务头子张冲也派亲信黄凯任驻沪调查员，建立驻沪办事处，勾结租界巡捕房，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叛徒王斌和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叛徒曹清澄，狼狈为奸，导致上海和武汉的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屡遭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破坏和镇压。危难之中，李士英受命抵达上海回到中央特科第三科。 1932年，中央特科决定以革命的名义宣判王斌、曹清澄等5名在国民党机关充当特务骨干的叛徒死刑，并指定李士英任组长，去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第一个惩治的目标定为王斌。由于小组成员都不认识王斌，为防止过失，李士英根据线索，先到南京路一家存有王斌照片的照相馆，记下其相貌特征。然后，去白尔路（今顺昌路）永安里王斌的住处进行识别。确准无误后，在王斌住处隔壁租房作据点，经过三个多月的侦察，掌握了王的行动规律。4月22日下午1时左右，王斌乘坐自备人力车外出，途经维尔蒙路爱来格路（今普安路桃源路）时，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小组人员当场将王斌击毙。惩治王斌的行动在上海滩引起极大的轰动，第二天，各大报纸以醒目的标题作了报道，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5月16日，李士英又率组员刘国宝、李泽才、袁立夫3人分头前往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源顺里41号曹清澄的住处守候伏击。当时安排分工：刘国宝、袁立夫在门口监视，并采取行动；李士英、李泽才在后掩护。下午一时半，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从弄堂里出来送客。此人的身材和衣着颇似曹清澄。年轻的刘国宝误以为是叛徒，当即开枪射击。枪声引来了巡捕，刘国宝在撤离时被盯上。当他拼命跑至白尔路桂福里11号，刚将手枪扔入垃圾桶，就被紧跟而来的巡捕抓获；李士英在茄勒路（今吉安路）白尔路转弯处蓦然发现了真正的曹清澄，千钧—发之际，他果断开枪，当场将其击毙。李士英跑到白尔路安纳金路（今自忠路东台路）时，遭遇刚从嵩山巡捕房赶来的华探苏德山，被押解至法租界警务处。已侥幸逃离的李泽才也在次日早晨回住地取物时，落入捕房的埋伏圈。 逃出死牢 闻讯李士英等3人被捕，国民党警特机构大喜。为进一步深挖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温应星迫不及待地致函上海第二法院，要求将李士英等人“提回讯究〞。当时，法捕房以案发地在法租界为由，拒绝引渡。李士英等人开始被关押在大自鸣钟法捕房看守所。法捕房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均以失败告终，无奈之下，于1932年5月31日将他们移送至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审理。中央特科领导千方百计加以营救，聘请上海著名律师和知名人士唐豪、史良、章士钊等为李士英等人辩护。1933年1月17日高三分院开庭，法官认定枪杀曹清澄是共产党干的，系报复杀人，并将曹清澄与王斌被杀案串并在一起审问。因拿不出被告与共产党有关系的证据，最后，法官根据李士英被捕时缴获的那支手枪上的手印和死者身上的子弹，认定李士英是杀人凶手，以被告“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预谋杀人罪〞，判处李士英、刘国宝死刑，李泽才有期徒刑19年。李士英等不服判决，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刑法、刑诉法有关条款，提出上诉。1935年2月22日，高三分院重审维持原判。李士英等人再次上诉国民党最高法院。当时，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涨，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放弃前嫌，释放政治犯，一致对外。1936年7月13日，最高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李士英改判无期徒刑，刘国宝、李泽才分别改判有期徒刑10年和12年。 1936年春，李士英被转移至北新泾附近新建的第二监狱关押。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8月13日，上海守军奋起抵抗。第二监狱根据驻军的要求，将在押犯送到真如为陆军当民工。8月18日，李士英随民工送弹药到江湾、吴淞前线，途中遭到日机狂轰滥炸，诸多民工被炸身亡，幸存者四处逃散，李士英亦在混乱中胜利大逃亡。一日，李士英在路上邂逅在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工作的特科成员吴成方，当即写了一封要求工作的信，请吴递交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很快，李士英被派往延安，经过5年多囚禁磨难的李士英，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李士英到达延安后，先后在中央党校和中央情报、保卫训练班学习。1938年2月，训练班第一期结业，李士英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随即被派到陕北公学分校政治部任学生总会指导员，负责接收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 1939年秋，周恩来赴苏联治病，中央派李士英护送。同年冬，李士英抵达莫斯科后，留在共产国际办的中国党校学习。该校设军事、政治两个班。李士英参加政治班，同班的有蔡畅、贺子珍等。在军事班学习的有刘亚楼、李天佑等。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大举入侵苏联，共产国际党校停办，学员陆续回国。李士英、李天佑等lO余人，由1名苏联上校护送，于1941年8月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同年11月，党中央派去交通员，打算护送他们从蒙古启程，经沙漠地带、蒙中边界、内蒙古回到陕北。途中，因日军严密封锁，只得折返乌兰巴托，滞留了1年多时间。李士英、李天佑回国心切，决定于1943年夏从乌兰巴托向西，由蒙古西南部绕过日军控制的蒙古边界，进入宁夏，再返延安。他们穿越了戈壁沙漠、无人地带和国民党统治区，迂回曲折，行程长达三四千里，直到1944年春，才到达延安，重又投身公安、保卫工作。 经济战线上的 “淮海战役〞 抗战胜利前夕，李士英中选为中共“七大〞代表。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过苏皖边区公安总局局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昌潍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1948年9月，他参加了解放和接管济南市的工作，并组建了济南市人民公安机关。次年5月，他奉命抵达江苏丹阳，为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做准备。上海解放后，他出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第一任局长。 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证券交易所控制着全市的有价证券交易，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操纵物价。由于时局变化，证券失去信誉，交易所逐步转向从事金银外币的投机活动。当人民解放军逼近上海时，证券交易所自动停业。然而，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一些字号又悄悄复业，打着经营证券的幌子，非法进行金银外币的投机贩卖活动，其触角伸向全市各个角落，证券大楼再次成为全市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1949年5月28日，人民币兑换银元的比价约为100：1，到6月8日非法市场上的比价已上涨到2000：1。银元猛涨刺激物价，大米、面粉、食油等生活必需品价格随之急剧上升两三倍，全市街头巷尾，到处可见“银牛〞活动，仅6月5日至8日，“银牛〞即由2万名增至4万名。不法分子的捣乱活动，损害着人民币的信誉，严重威胁和阻碍了人民币占领市场。人民银行当天早上发出的人民币，到晚上几乎全部回到人民银行。已由军管会明令禁止在市场上流通的银元以及美元等外币，仍在暗中起着通货作用。有的反动分子居然狂妄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人民币那么进不了上海。〞形势十分严峻。华东财委金融管理处于6月5日指令证券交易所立即停业。6月6日，人民银行为平抑银元价格，奉命一下抛出银元万枚。但杯水车薪，难以奏效。事实证明，单纯经济措施和舆论告诫已不能制止银元非法买卖。6月7日晚，中共中央华东局由邓小平主持举行会议，决定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查封，并惩罚一批为首的违法犯罪分子，坚决打击投机捣乱活动。陈毅说：“大家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那么已，打就要一网打尽。〞列席这次会议的李士英接受了行动任务：负责抽调公安力量全力配合。 李士英回公安局后，当即召开紧急会议，传达华东局的决定。6月10日上午8时许，李士英与刑警处长马乃松率领200余名便衣警察，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随后分五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10时整，分布在证券大楼各个场所的公安人员同时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就地接受检查。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共2100余人到底层大厅集中，根据“惩罚少数，宽大教育多数〞的处理原那么，当场扣押238名送市人民法院思南路看守所羁押，其余1800余人均陆续放出。据统计’这次行动在证券大楼共抄没黄金（含金饰）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港币1304元，人民币15459371元（旧币），其他各种囤积商品（呢绒、布匹、颜料、肥皂等）折合人民币35530700元（旧币）。取缔金融投机的重大战役，使人民币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从根本上结束了上海市场上黄（金）白（银）绿（美钞）世界的历史。 欧立夫事件 旧上海被外国人视作可以为所欲为的乐土。中国人受欺侮凌辱的事件司空见惯。当“从此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可以扬眉吐气、昂首阔步的时候，一切傲慢、蛮横、轻蔑的挑衅行为再也得不到“特权〞的庇护。 1949年7月6日，全市百万军民举行庆祝上海解放、纪念“七七〞抗战大游行。这是解放初全市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集会游行。为了保证游行队伍畅通无阻，李士英根据市军管会公布的交通法令，抽调大批警察维持交通治安秩序。当游行集会举行到一半时，队伍里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一辆美国人驾驶的03-6235号小轿车在溧阳路东长治路口，无视军管会事先发布的交通管制令，擅自闯入游行队伍，成心违反交通规那么，阻断了队伍的行进。维持秩序的交通警立即上前阻拦，勒令后退停驶。这个美国人不仅不服从指挥，反而出言不逊，且继续踩油门欲强行通过。 他的蓄意挑衅，引起群众愤慨。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警察执意将其带至提篮桥分局讯问，他却拒绝说明自己真实身份，摆出一副凶狠架势：砸毁办公用具，对警察拳打脚踢。警察的手表被打坏，钢笔被折断。在场的一些留用旧警察愣住了：因为解放前，警察局对外国侨民的肆意挑衅无可奈何，现在解放了。该怎么办？一时手足无措。分局领导见此情形，感到这种无视新中国政府法令的野蛮行为，必须立即制止，随即将其戴上手铐。这一招，完全出乎对方的预料，嚣张气焰顿时收敛，老实说出自己名叫威廉姆·欧立夫，是美国领事馆的副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