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企业战略管理的制度基础观综述.docx

企业战略管理的制度根底观综述 内容。本文首先提出制度理论来解释企业战略管理的过程问题，接着讨论了在战略研究领域内有重大影响的组织社会学制度理论，并综述了三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即制度的三个维度、同构化、合法性。然后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总结了组织社会学制度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最后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战略管理制度理论同构合法性 问题提出 对于企业战略研究者来说，对制度的关注由来已久。企业是经济交易的主体，因此其战略选择和战略实施不可防止地受到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影响。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制度主义思潮的兴起，企业战略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注意制度因素在企业制定和实施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率先进入企业战略研究领域，而且迅速成为主流理论。其中，以交易本钱经济学（transactioncosteconomics）的影响最大。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被视为资源配置的体系（williamson，1975，1985）。这种资源配置的体系可以分为市场机制和企业组织两种制度形式。不同制度对资源配置的本钱也不同，一种制度替代另外一种制度的分界点在于交易本钱相等。当某种制度（如市场）的交易本钱低于另外一种制度（如市场）的时候，效率高的交易制度（市场）会取代效率低的制度（企业）论文。 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战略的研究影响深远。例如，交易本钱经济学对“制造〞还是“购置〞（makeorbuy）的战略选择的深刻指导意义。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williamson的著作中对诸如垂直整合（verticalintegration）、多元化（diversification）以及多事业部组织结构（multidivisionalstructure）等重大企业战略问题都有精辟的分析。如今，交易本钱经济学仍然是企业战略理论的主要支柱之一（wright，filatotchev，hoskissonamp;peng，2023）。而系统地建立“以制度为根底〞的企业战略理论始于彭维刚（m.w.peng），1997年，peng在amr杂志上与heath合作建立了转型经济体制内企业增长战略的理论分析框架（pengamp;heath，1997）。2022年，peng在amr发表了institutionaltransitionsandstrategicchoices一文，给出转型经济体制下企业战略管理选择的一般理论模型（peng，2022）。制度理论真正在企业战略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开展的一年是2022年，这一年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amj）出版了由hoskisson，eden，lauamp;wright四人主编的题为新兴经济中的战略（strategyinemergingeconomics）的特刊，将制度理论、交易本钱经济学理论和资源为根底的理论并列为战略管理的三大支柱理论。 本文将从制度理论入手，利用制度根底观分析研究企业战略管理的视角和维度，以及这些研究所采用的变量设置和测量的方法，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组织社会学制度理论的研究视角 诺思在其1990年的开创性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指出：“制度包括人类设计出来的用以型塑人们相互交往的所有约束〞。他认为，约束包含了正式与非正式两种形式的约束。正式约束是指成文的法律、规定；而非正式的约束那么是由习俗、传统和习惯形成的行为准那么和框架。在1993年的著作中，诺思对制度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解释，认为制度应由三个根本局部构成，即正式的规那么、非正式的约束（行为标准、管理和自我限定的形式准那么）以及上述两者的实施特征（enforcementcharacteristics）。诺思对“制度〞给予了更广泛的定义，使之更适合企业战略管理的研究。 目前企业战略学者借鉴的社会学制度理论主要来自组织社会学。其对企业战略研究的奉献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即明确划分为制度的三个维度，解释同构化现象及提出合法性概念。 （一）制度的三个维度 诺思将制度定义为规那么。这个定义范围广泛，防止了过于局限在某一功能（如市场）体系的缺点。组织社会学者对制度的界定要比诺思的更宽泛，制度不仅包括法律、规那么程序、标准、传统和习俗，而且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等〞（hallamp;taylor，1996）。但是，这样过于广泛的定义也存在缺点：“制度〞的边界变得非常模糊，不利于设计相应的研究变量开展实证研究。 scott（1995）在综合不同学科对制度的定义的根底上，提出了制度三系统的理论模型，即管制制度、标准制度与认知制度。目前这个体系已经成为企业战略研究工作者观察和测量制度变量的基准模版。 管制制度来源于法律、政策、规定等具有法律权威或者法律权威类似的组织（如国家、政府）所公布的各种细那么。管制制度通过奖励或者惩罚来制约行为，因而是属于具有器具性质的制度系统。管制行动由专门强制执行机构实施，如警察和法庭。不过，管制有时候也表现为非正式形式，如表扬、警告、羞辱等。 标准制度属于社会责任（socialobligation）的范畴。虽然标准制度也包含了一系列类似规那么、规定、准那么和行为标准等元素，不过它与管制制度那种强制性措施不同。前者更多地是建立在共享的价值观（values）和社会标准（norms）的平台上，带有很强烈的“道德〞权威色彩。在道德操守要求很高的行业或者组织，如医疗、法律效劳、会计/审计、金融等，这种标准的压力更大。标准可以通过证书、认证等人为机制的扩散，使处于同一制度环境下的组织更为相似。 认知制度属于个体或者集体对外部真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并在内心“不证自明〞（taken-for-granted）地接收建立在这种认识和理解根底上的某种描述、比喻、象征或者符号系统（symbolicsystem）。认知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不用证明（也无法证明）的心理活动，是外部世界在行动者内心的表象反映。认知系统的建立主要依靠学习和模仿（mimetic），表现为对某种概念、教义、说教、意识、神话或者符号的认同。 scott提出的制度三系统的模型意义非比寻常。首先，这三个制度系统的框架跨越了学科界限，涵盖了几乎人类社会所有的制度要素。从学科标准上看，scott使得制度理论超越了传统理论的局限性，对制度来源、层面和约束机制进行了细化。这就使得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制度系统的特征，来观察制度对个体/集体的约束，推导出相应的理论假设。这就是scott这三个系统为企业战略管理研究者广泛采用的原因，也是制度理论比其他理论（如交易本钱经济学理论）或者方法（如跨文化比较）更具有明显优势的缘故。其次，制度不再仅仅表现为一种外部的约束，而且是可以由内部产生的。这就是说，制度不仅是显性的、有组织的、可见的，也可以是隐性的、自发的和有意义的。如果管制制度和标准制度仍然或多或少标示着外部约束的特征（如政府和法律的强制力量或者行业协会的认可标志），那么认知制度那么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或者内化的，是自觉自愿的、不问“是非〞的。从这一点上来讲，认知制度的提出比讲习俗更有意义，因为发自内心的意愿本身就是制度的原始来源。这三个制度维度的框架说明了制度本身的复杂性与历史的“沉积〞特点。这三个维度不仅表现为不同的层面相互之间有时可以一致，有时也可以相互矛盾。这三个维度不仅可以看作是国家与行业等宏观制度的构成，也可以作为分析企业组织这种微观制度的系统元素。因此，scott的三个维度分析框架不仅可以指导宏观制度变迁等外部环境研究，也可以用来作为战略与制度互动和企业战略重组等设计企业层面的分析工具。 （二）同构（isomorphism） 人们建立和维持制度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个体/集体之间的互动有规那么可循，从而提高活动的稳定性和预测行动的结果。但是，制度施加约束力量的后果是什么呢。组织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其独特的解释，即制度产生同构化。 同构（同质或同型）是指组织的结构、过程、身份和标识等核心特质与种群（population）内其他成员组织呈现相似状态（deephouse，1996；dimaggio＆powell，1983）。组织趋向同构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制度化，而同构是制度化的结果和表现。 dimaggio与powell在1983年发表在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上的文章可以称作组织社会学制度理论关于同构化的经典文献。他们从韦伯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里程碑式著作中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将会由于追求效率驱动而使得“理性秩序〞（rationalistorder）成为禁锢人类的“铁笼〞（ironcage）这一概念入手，探讨当今导致组织官僚化的动力是否发生了变化。在分析了由于制度约束导致同构化的根底上，他们指出了三种制度同构化，即强制型同构化（coerciveisomorphism）、模仿学习型同构化（mimeticisomorphism）和标准型同构化（normativeisomorphism）。 强制型同构化来自于组织所依赖的其他组织或者组织所在社会的文化期望强加在其上的正式或者非正式压力。这种压力可以来自强力、说服或者邀请。最典型的强制力量是法律或者政府的约束。强制型同构压力也可以来自于所要实施的某种规那么。 模仿学习型同构化与强制型不同。即针对难以理解的技术、目标不清晰或者环境符号不确定性造成的问题，组织可以学习或者模仿其他组织的解决方案。组织也可以学习旧组织或者以其他组织为模型，有意或者无意地进行学习或模仿。一般来讲，组织虽然都在寻找多样性，试图差异化，但是由于现实中只有少量的变量可供选择，结果使得各个组织在结构或者形态上趋于相似。 标准型同构化主要指专业标准或者专业化导致的组织趋同。dimaggio与powell特别指出两种标准型同构的来源，即正式的教育制度和专业网络（professionalnetworks）跨组织扩展。教育和专业网络使得某种模型、思想或者技能以更快的速度在组织间扩散。人事筛选（filteringofpersonnel）也是形成标准同构化的机制。很多组织从同业或者具有相同背景、经验和技能的人员中挑选管理者或者雇员。这种做法也会使越来越多的组织采取同样的或者类似的规那么、结构和控制手段等。 同构化概念对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理性自由选择〞假设的传统企业战略模型是一个挑战。企业战略不再是某种“理性自由〞的选择，而是企业受制于外部要求/期望或者刻意模仿成功模式的必然结果。由于同构化现象是可以观察的，很多企业战略研究者参照这个体系建立自己的研究模型。 （三）合法性（legitimacy） 合法性，也译为正统性、正确性、合理性或者正当性。社会学和政治学对合法性的定义很多。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企业组织层面的战略问题，这里只引述suchman（1995）关于组织合法性的定义。他认为，“合法性是指，在一个由标准、价值、信念和定义组成的某些社会构建体系中，认定一个实体的行为是预期的、恰当的或者是适宜的等一般性的感知和假定〞（suchman，1995）。这个定义也被企业战略研究学者广泛引用。 合法性是组织社会学制度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也是该理论的核心价值所在。这并不是说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缺少合法性假设。不过，新制度经济学一般不讨论合法性问题，而是将合法性作为制度背景对待。合法性对企业战略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企业的战略决策和行动以及战略产生的结果必须要从其所处的运营环境以及所依靠的其他组织那里获得认可和支持。没有这种认可，该组织无法获得维持根本运营的关键资源。因此，获取合法性是组织生存和开展的必要条件。 组织社会学制度理论认为，组织是在一个多重和多层次的环境中运营。其合法性来源和形式也是多重的，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