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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报道艾滋病的战略与策略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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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媒体报道 艾滋病 战略 策略 研究
中国媒体报道艾滋病的战略与策略研究 周 敏 李希光 摘要 艾滋病是中国重点控制的重大疾病,也是全球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和社会热点问题。本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1995-2002年《人民日报》以艾滋病为主题的文章,找出中国媒体报道艾滋病问题信源、题材及报道趋势。探讨了中国政府在解决艾滋病系列问题上如何适时、合理地通过媒体公布消息,同时,本文也给中国媒体报道此类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艾滋病、中国媒体、中国政府 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注视。公众有必要拥有对艾滋病的知情权,即完整的、全面的、客观的、及时地知道媒体对中国艾滋病情况的记录。与此同时,中国的媒体处于一个机制改革,话语开放的阶段。公共安全越来越受到媒体的注意。关系公众安全的事情,媒体是否同样表现出开放的姿态呢?媒体的开放程度是否意味着对公众安全对媒体来说是一个毫无禁忌的话题?面对危险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媒体如何应对?本文将就中国媒体如何报道艾滋病问题和中国政府处理艾滋病事件中如何运用媒体进行探讨。 一、《人民日报》(1995-2002年)以“艾滋病”为主题文章分析 本文主要采取定量分析的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是一种对传媒的文本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贝雷尔德 Berelson,1952,18)。它是将文本缩简为数字,将传播内容最终通过计算来进行研究,以便能够掌握所选择事物出现的频率以及规律。 在本文中,具体方法是:确定主题,按照某些关键字进行检索,进行统计;根据统计、对各个时期出现的报道频率、体裁、倾向性、版面等进行量化分析;根据量化结果,分析原因。 文本数据收集范围1995年1月1日到2002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采用关键词“艾滋病”搜索出694条新闻,其中以艾滋病为主题的新闻为197条。以下的数据分析都是基于197条进行的。 1995年到2002年每年报道数量显示图 由以上图表看出,在1999年以前的《人民日报》以艾滋病为主题的报道数量较少,从2000年开始到2002年年底,这方面的报道数量递增,在2001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点。 新闻类别分布图 在《人民日报》以艾滋病为主题的文章中,消息占据80%, 述评只占4%。据笔者统计,图片新闻以及配有图片的新闻有18篇,占总篇数的9.13%.在所有的图片报道中,有16篇是国外艾滋病相关活动的图片,而国内的相关活动照片很少。 消息来源分布图 从《人民日报》报道艾滋病情况的信源来看,最主要的消息来源是中国国家政府机关,其次是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访问人员,国际卫生组织等。 版次分布图 《人民日报》以艾滋病为主题的国际消息居多,数量高达72%, 而国内要闻之占2%,有关法规的内容只是1%。 综上所述,《人民日报》作为中国的第一大党报,在很大的程度上关注了中国以及世界的艾滋病情况,报道内容涉及疫情、政府报告、科技成果、国外经验和艾滋病人生活等多方面。但是仍旧存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1、题材单一,多为消息,报道也多集中在每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后, 题材多为消息,而真正针对中国艾滋病状况的报道、研究、述评很少。涉及敏感问题,政策法规等方面的相关深度报道比较缺乏。 2、图片缺乏,在《人民日报》看的图片中,也没有中国本部艾滋病感染者、患者或者相关人员、公益活动的照片; 3、信源单一,多为国家政策发布、疫情报告或者会议新闻; 4、连续性差,没有长期的专题报道,中国的记者真正接近这个话题从事长期报道的也很少。 5、接近性不强,国际版面较多,国内相关报道较少,报道中国艾滋病情况的个案更少,即使有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的个案报道或者图片,也几乎都是国外的资料。 《人民日报》作为全国的党报,是一份很严肃的报纸。但是也不乏充满人情味和理性思考的深度报道。2002年10月25日该报刊登了题为《有尊严地活着多美好》的文章,记者采访了一名因吸毒感染艾滋病毒的28岁的女青年, 谈及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她流下了悔恨的泪水。记者以这位女青年自述的文体,写了此篇文章。这篇报道于10月2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强烈反响。怎样维护艾滋病患者应有的尊严,怎样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艾滋病,怎样从医学之外的角度防范和根除艾滋病,一时间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12月27日,《人民日报》有刊登了题为《艾滋病人 也有你的尊严》的后续评述,文章不仅仅呼唤了道德意识,更加强调了新闻界的自律。文章结尾时提到“然而在我们报道之后的新闻大战中,一些媒体竟然采用追明星的方式,跟踪追击、死缠烂打,逼得这对不幸的恋人有家难回,更有个别媒体甚至给她贴上了“艾滋女”的标签。“艾滋女”事件应当引起媒体的反思:对艾滋病的报道,除了科学性、通俗性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讲点人文关怀。”李新彦 赵安平,“艾滋病人 也有你的尊严”,《人民日报》,2002年12月17日 中国媒体从最初的关心疫情、科技发展到真正更加注重人文关怀,注意了职业道德,这是中国媒体报道艾滋病问题的走向。但是这样的文章数量还是不多,报道的角度有时候也不够理性,甚至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二、中国媒体报道艾滋病问题的现状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的《中国遏制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中所提到的“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报纸每周至少刊登一次预防艾滋病性病、推广无偿献血的报道或公益广告。”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00年12月在全国7个县区的调查,“公众的艾滋病知识十分频发“,20%的公众根本没有听说过艾滋病,近半数的人不知道艾滋病是无法治愈的,大多数人不清楚传染途径。调查还发现,70%以上的人对艾滋病没有防范意识,公众对艾滋病蔓延的危机感和自我保护意识淡薄。 范又,“我国需大力开展防范艾滋病宣传教育”,《光明日报》,2001年5月14日 但是,我国除了《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能达到此标准外,能达标的报纸并不是很多,有些地方媒体仍旧不够注意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 随着媒体报道艾滋病问题的文章增多,一些报刊热衷炒作,吸引眼球,模糊了很多概念,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与艾滋病患者的区别在很多媒体中是没有的。媒体一窝蜂的情况也很严重,最近,许多媒体追踪报道了贵州的艾滋病患者小琴和男友小明来京举行婚礼一事。媒体对此报道,期望引起全社会对艾滋病人的关心,并提出给艾滋病患者以应有权利这样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初衷是好的,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可是也有一些媒体的报道没有本着客观、理性的原则去宣传报道,对这一事件所显露的超乎寻常的热情,甚至把这作为八卦新闻来处理。可见,中国的媒体在报道艾滋病问题上还要多问自己几个问题:为什么报道,报道什么,怎样报道,持何种态度等。 媒体一方面真实的报道了艾滋病情况,另一方面,却忽略了这些患病者的生存状态。这也同时说明了,在这一系列的报道中,很少有人做到平衡,发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与其他一些曾经给人们带来无尽灾难的疾病一样,艾滋病一开始就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刻下了“绝症”、“不可救药”的印记;加上艾滋病的性接触传播渠道在人们的想象中被不断演绎、夸张,使得艾滋病患者在一般人眼里更是平添了许多暧昧和不洁的意味。于是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慌、对艾滋病患者的偏见与歧视,犹如一个可怕的幽灵,以一种比艾滋病传播还要迅猛的速度在人群中蔓延扩张。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人们对艾滋病越恐慌,就越容易歧视并排斥艾滋病患者,越倾向于拒绝接触与艾滋病有关的信息和知识,就必然对艾滋病了解得越少;而人们对艾滋病了解得越少,就越不利于对艾滋病进行有效防治,其结果必然是艾滋病迅速扩大流行,导致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慌如脱缰野马一般一发而不可收。 中国河南艾滋病村文楼村民对艾滋病的恐惧已经演化成外界对文楼的恐惧。上蔡县组织大批劳工,到边疆某省份采摘棉花,但是当地发现是上蔡县的劳工时,立即采取了极端的而激烈的反应:不要。甚至连河南人的形象也受到损伤。很多村民反对记者来访,因为记者,他们被暴露患有艾滋病,虽然得到了些许医疗卫生的帮助,但是他们在别人面前却活得更加艰难。可见,媒体一方面要借此呼唤社会对于艾滋病患者的理解和爱护,一方面不能让这种宽容变成一种麻痹,从而使人们丧失对艾滋病的警惕。 戴佳,《媒介:行走在道德的边轨》,《新闻记者》2003年第三期 三、影响中国媒体报道艾滋病的因素分析 从总体上说来,中国媒体报道艾滋病的限制主要来自于中国政府。因为艾滋病问题是不仅仅是医学问题,也是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处理此类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的考虑是比较保守的,有些问题可以公布却总是秘而不宣,给谣言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例如,当天津第一起扎针事件发生后,政府就应当及时发布权威消息,指导防范途径,以使潜在的被害人——公众——减轻恐慌、提高警觉,在警方破案之前采取必要的自保措施。但很多时候一些地方政府恪守着案件“不破不报”的铁律,秘而不宣,直到案件连连发生、谣言蜂起、人人自危时,才被迫出来安抚百姓。所以,当天津“扎针”事件被新闻媒体报道后,很多论者从保护公民的知情权角度出发,论证政府应当转变职能,成为透明的政府。 其次是地方的保护主义。比如说河南省艾滋病的情况很严重的时候,已经遭到外界媒体曝光时候,《河南日报》对本省的艾滋病情况的报道仍旧是寥寥无几,无及痛痒。对于河南艾滋病情况的了解,更多的是通过国外媒体或者它省媒体。这样自己不站出来说话的局面,不仅造成外界乱猜测、乱编乱写的局面,更是使得河南的形象跌谷低,给河南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再次,部分媒体自身对艾滋病报道不重视。虽然专业科技、医学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很深入,毕竟受众有限。综合类的媒体由于版面的限制或者播出时间段的考虑,艾滋病报道的篇幅和力度总是不够,艾滋病报道成为有些媒体可有可无的触及角落,有些媒体除每年世界艾滋病日外,都没有把艾滋病防护的日常宣传列入选题当中。同时,综合类的媒体比较缺乏长期从事艾滋病报道的记者。一般的会议临时指派记者写出的稿件不能延续中国对防治艾滋病工作的脉络做出相关报道,更无从谈及深度和广度。 四、给中国媒体艾滋病报道的一些建议 第一、要突破版面设置。一般媒体报道艾滋病问题多发消息,所以在版面的设置上,要突破消息的限制,深入生活,做各个层次的报道,有必要的话,可以尝试开设专版长期报道,也利用多媒体的资源,方面公众了解情况。 第二、消息来源需要多渠道,有些关于艾滋病的基本常识要反复提及,但是需要各家媒体之间有稳定的相同的资料库,随时供媒体查询,统一标准。 第三、增强与公众息息相关事情的报道。很多艾滋病的报道都是国外疫情,或者是国际会议消息。这样的报道虽然有价值,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距离遥远,与生活脱节。接近性不强的报道势必不太会引起注意。所以媒体要在版面限制的条件下,要尽可能多选择直接性、接近性较强的新闻报道。 第四、负面报道与正面报道要平衡,不要板起面孔讲话。艾滋病问题很容易让受众产生负面情绪,所以在报道此类问题时候,需要多些艾滋病感染者或者患者的声音,由他们来讲述艾滋病的危害,也让公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增加交流。“人情味”的新闻容易拉近媒体与受众的距离。同时,也要兼顾各个层面的可能传染艾滋病人群的感受,在报道中,不应该有侮辱歧视性词语,做到分别对待,态度一致。 第五、少使用专业术语。尤其是在报道艾滋病的科研成果,需要把复杂的科学问题讲述的简单易懂,让受众清楚治疗艾滋病的科技进度;在报道疫情的时候,也不要含糊其词,做到清晰明了。 国外相关研究也在进行中,比如Gordon Adam 和 Nicola Harford的著作The Essential Handbook. Radio and HIV/AIDS: Making a Difference(《广播与HIV/AIDS:制造不同》)这是一本给广播从业人员、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看的手册。这本书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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