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早期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docx

早期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曹贤平 刘萍 毛必祥 [提 要]1921年7月，美国建议召开华盛顿会议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共以列宁主义为理论武器，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对华盛顿会议进行强烈地批判。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对华盛顿会议的批判及应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但同时也有其相对独立的见解。通过考察中共对华盛顿会议的批判及应对可以发现，早期中共并不想完全依附于共产国际，而希望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使得早期中共领导人，由此而产生一种矛盾心理。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陈独秀;张国焘;华盛顿会议 巴黎和会之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问题悬而未决。对此，美国总统哈定于1921年7月建议召开华盛顿会议，并先后向英、日、法、意、中、荷、比、葡发出了邀请。美国召集华盛顿会议的消息一经发出，便在国内舆论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学术界关于华盛顿会议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但是，关于中共与华盛顿会议关系的研究那么相对薄弱。实际上，关于中共与华盛顿会议的话题，就其本身来讲，所要研究的内容是相对简单而缺乏新意。然而，中共与华盛顿会议产生联系，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非常大。所以，如果将此作为一个视角来观察早期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那么大有不同，而这恰恰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纵然，由于学术禁区的开放和原始档案资料的披露，学术界关于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成熟。①而且，其答案也很明显是隶属关系。②而事实上，通过考察中共对华盛顿会议的批判及应对，笔者发现早期中共固然在制度上是隶属于共产国际，需要接受其领导，但是，早期中共领导人对此并不满意，希望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一、共产国际的指示 自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18年7月成立。但是，作为红色新生政权，苏俄就一直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对此，“解决方法，按照列宁的观点，就是世界革命〞[1]。所以，苏俄组织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并通过它对周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输出革命，以求打破西方的封锁，稳固政权。1921年7月，美国政府宣布将召开华盛顿会议，解决远东问题。苏俄为与之对抗，主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 第一，召开远东民族大会，明确远东殖民地国家的“反帝〞任务。起初，共产国际方案于华盛顿会议召开当天（1921年11月11日）“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其目的是要把东方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对付新的危险〞[2]。之后，苏俄方面临时将这次会议改于1922年1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并将会议名称改為“远东民族大会〞。参会的中国代表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会议期间，关于中国问题，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萨发洛夫指出，“现在中国劳动群众和群众中进步分子——中国共产党——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3]对此，张国焘认为，这次会议“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被中共真正地接受和认同，并觉得“应该成认共产国际的领导〞。[4] 第二，指导远东地区国家的共产党批判华盛顿会议。1921年10月15日，青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给中国、韩国、日本的青年团体的信中明确表示，“华盛顿会议就是企图用和平手段瓜分远东国家以便有组织地掠夺之〞，并毫不讳言地指出，“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只能使中国沦于完全被奴役的地位〞。基于此，青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号召青年们“要揭露华盛顿会议的掠夺性本质〞。[5] 正因为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中共之后对华盛顿会议的批判中显露出鲜明的列宁主义色彩。 二、中共对华盛顿会议的批判 中共在得知华盛顿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之后，迅速采取相应的措施，组织人员发表文章对华盛顿会议进行批评，并在上海国民大会、上海工人集会上散发传单。[6]1921年7月7日，党内刊物共产党月刊率先发难，称“太平洋会议就是英美日处分中国的会议，什么正义人道就是掠夺和分赃;什么门户开放就是自由到中国夺取资源;什么时机均等就是均分中国财富;什么领土保全就是把空壳留下来，利用那班中国的政客军阀做他们的账房和监工，搜刮压榨中国无产阶级供应他们的利益〞[7]。李汉俊在同一期的共产党杂志上发表了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他针对民众对华盛顿会议充满梦想的现象，提出质疑，并试图向民众揭露华盛顿会议的真实面目，认为华盛顿会议没有想象的那样充满了正义与和平。对中国来说，华盛顿会议“只不过是日英美三国的分赃会议;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受分配的赃品〞。李汉俊最后作出了严厉地批评，“我们也不知道正义人道是在哪里。美国为参与赃品的分配而发起的这会议，哪一点是为中国？哪一点是为正义人道？如果说彼是‘为中国，就是‘为如何分配这中国。如果说彼是‘为正义人道，就是为‘天生下的宝贝大家有分的正义人道〞。[8] 因为共产党月刊只是一份发行量非常少的内部刊物，传播面很小，影响力也非常有限。所以，中共选择了一个更好的传媒平台，也就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而与此同时，新青年的出版，也开始获得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在1921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刊发了四篇批判华盛顿会议的文章，其中的一篇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由陈独秀发表。③他认为，“太平洋会议有外表上虽由美国发起，内幕中实为英国主动之说，总之英日同盟确为太平洋会议一主要的原因〞。至于国民梦想“此次华盛顿会议是中国免除外患千载一时的时机，列强至少美国必然主张正义人道帮助中国抵抗日本〞，陈独秀提出批评，称这是一个“与虎谋皮〞的迷梦，并认为“中国假设不急谋剧烈的对抗，迟早不免要受到列强分管或共管的命运〞。[9] 正因如此，李汉俊认为华盛顿会议之后的远东局势，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战争总是不能免的〞。[10]中共在二大上发表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其中对当时世界大势作了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它将世界的经济秩序破坏了，而世界资产阶级为补偿因战争导致的损失，加紧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经济侵略，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又将导致新的冲突。中共以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形势。正因为有这样的理性分析，所以，中共二大宣言指出，“华盛顿会议为的是要从新分配他们在远东的市场，希图调和那不可免的日美和英美的两种冲突〞，中共对华盛顿会议的本质认识很清楚，并进一步分析了英美日三国的远东利益格局，“远东问题在英国帝国主义者看来，是他许多掠夺殖民地问题中间之一个，所以英美战争，或许可以久延时日，但是在日本乃只有这一个唯一的大市场，在美国也只有这个唯一可供开展的大市场，所以日美冲突万难减轻，而战争必在最近期间内爆发无疑〞。这种格局无疑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辣斯的奴隶〞。[11]中共在二大对华盛顿会议的分析，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处境将更为危险，各国对中国协同侵略，使中国人民最终陷入被国际帝国主义奴役的陷阱。中共二大宣言一经通过，其中对远东格局的认知随即成为党内的共识，并为早期共产党人批判列强对中国存有野心的事实提供了有力的指导思想。 1922年9月，共产党人蔡和森在向导周刊上发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开始对远东格局“新局面〞的观点进行应用和传播，说：“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位，最近经过华盛顿的宰割会议，更把他活活地放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协同侵略的‘门户开放政策之下，以为实现‘国际共管的地步。〞[12]之后，蔡和森又批评说，华盛顿会议的“效力〞在于“给中国立了一种共同宰制共同管理的根本大法，使他们以后的侵略皆有所根据而成为法律化〞。[13]10月1日，胡适发表国际的中国，认为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中国已经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14]胡适的观点与中共完全对立，并惹来中共的批评。18日，张国焘发表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驳胡适的〈国际的中国〉，对胡适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认为“远东局面确实变迁了、倒了德俄两个强盗、来了一个野心勃勃实力雄厚的美国强盗了，现在是已变到英美日三国侵略的远东的局面了。侵略的形式是由武力侵略划分势力范围的形式变成开放门户共同经济侵略的形式了〞。[15] 中共对华盛顿会议的批判，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自觉表现。早期的批判话语所表现出的思想与之后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并无太大关联，但是，在共产国际发出指示之后，中共的批判那么更加国际主义化，其列宁主义的色彩那么更加浓厚。 三、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应对分歧 中国作为被压迫的民族，在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即将召开的“分赃会议〞，决不能任由宰割。所以，李汉俊认为，中国应该“速行社会革命〞，“与世界的平民共同改造世界〞。[16]而如何进行社会革命，当时中共还未提出具体的措施。在远东民族大会之后，“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观念开始形成。由此，“国共合作的理想〞，被中共“正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程上〞。[17] 1922年4月底到5月初，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的提议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在广州的党、团负责干部会议，主要讨论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结成反帝统一战线。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林伯渠、谭平山、达林等2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达林根据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在会上详细解释了“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关心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改革的那一局部人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18]，并指出工人阶级应当支持孙中山。会上，“大多数与会者同意了统一战线的策略〞[19]。会后，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是，如何与国民党实行联合统一战线，也是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马林的建议是让中共以共产党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方式进行“党内合作〞。对此，中共内部坚决表示反对。1922年4月6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写信，反对“党内合作〞的方式，并列出多条理由，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宗旨不同〞，而且“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兼容〞。[20]中共认为建立联合战线，是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发动联合战争，使中国在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下得以解放。[21]而且，中共二大专门通过了关于“民主聯合〞的决议案，指出“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22]。由此可见，中共虽然幼小，但对国民党并不怎么瞧得上，对于两党合作，并不愿意扮演一个消极、被动的角色，而要与国民党平起平坐。[23] 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考虑到国共两党力量悬殊，最后接受了马林的建议。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南代表的指示，表达了共产国际希望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之后，马林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并做陈独秀等人的工作。当马林向孙中山转达共产国际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时，孙中山欣然赞成。孙中山同意之后，马林又对中共领导人进行说服。8月28-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在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与会者对此问题展开了剧烈的争论，多数中共党员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样会使中共“丧失独立性〞，因此“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24]但是，当马林以“尊重国际纪律〞相责后，再也没有遇到剧烈的反对。[25] 最后，中共中央接受了马林的建议。然而，中共与共产国际就国共合作问题产生的争端，表达了双方之间隶属而又矛盾的关系。④ 四、关于早期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之思考 综上，中共对华盛顿会议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共产国际的指导。⑤可见，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⑥但是，关于华盛顿会议的应对措施，从中共与共产国际就国共合作而产生的分歧来看，早期中共并不想完全依从于共产国际，而是希望有其相对独立的观点。所以，陈独秀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