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反右运动.docx

关于反右运动 篇一：关于反右运动 “阳谋〞背后的权谋 以亲身经历剖析整风反右运动[上] 郭道晖 按: 本文作者郭道晖，1928年生，1949年前在清华大学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反右中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和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教授、博导、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征询委员会委员等职。本文是作者按照1957年他所知悉并纪录、保存下来的中央有关领导人的内部讲话和本人在清华大学的亲身经历，参考其他有关材料，以新的视角对整风、反右运动的史实和理论征询题所作的评析。 前 言 2023年是反右50周年，今年（2023）那么是“处右〞50周年（处理右派，即正式给“右派〞戴帽、惩罚、发配）。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材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 5.6倍！（参见ks .yahoo2023-10-03）清华划了571个，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见清华大史研究室于2022年4月编印的清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所划“右派〞全部“改正〞）至今官方的评断仍然是“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论断至少有违“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 假设顺此逻辑推演，还可能得出另外更为骇人的结论：为了揪出、打倒这96个“货真价实〞的“右派〞，竟然“有必要〞冤枉55万个(实际上是317万多个)无辜者，这同“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掉一个〞的策略，如何区别？（有的论者甚至举出二战中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为了预防日裔美国公民通敌，将他们全部 关进集中营，以此论证我国反右“扩大化〞的“必要性〞。真是亏他想得出这个连现今美国政府都予否认并抱歉的案例！） 因此，人们还可以辩白说，我们不是成心的，只是失误；况且20年后大都给他们“改正〞了。——这因此比过去在苏区反AB团，把数以万计的本人的同志当“反革命〞成批成批杀了要“人道〞一些。且不说因1957年反右而自杀和被折磨至死的又有多少！当年清华大学党委常委15人中就划了3个“右派〞（加上前党委副书记俞时模，共4人），其中被划为“右派〞的清华大长办公室主任周寿昌（解放前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地下党和上海学联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初任全国学联宣传部长、团中央学生部大学组负责人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反右初落难时曾私下对我说：“我们总算幸运，没有像早年苏区反AB团那样被枪毙！〞但是，他后来却因受此冤屈而精神苦闷得癌症，英年早逝。俞时模（解放初东北局团委农工部长，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学校总务处长）划右后下放安徽，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原清华党委书记袁永熙（1938年参加中共地下党、解放战争时期震撼全国的“一。二一运动〞的出色领导人和组织者。抗战成功复员后，任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北平市学委负责人，全国学生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是团中央学生部负责人），在文革中也几乎被打死（幸得他的续弦夫人向军代表跪地求救才幸免），后得病瘫痪，于1999年去世。至于其他清华500多个右派师生中，自杀和劳改而死者那么无法统计。 提到AB团，使我想起我亲耳听到谭震林的一席话。那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假设干历史征询题的决议前，1980年19月，党中央组织全党四千多高级干局部组审议草案，我有幸被派去担任中央国家机关第一组（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高法、高检等机关的领导干部）的秘书，负责作记录和整理会议发言简报。当讨论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时，与会的谭震林副委员长拍案而起，冲动而沉痛地说：“什么‘空前’浩劫!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苏区和其他地点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万人，难道不是浩劫!〞据有关党史材料的记载，单是“富田事变〞中，抓“AB团〞“第三党〞，大搞逼供信，红20军从班排长直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1931年秋，仅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就有2500余排以上干部被逮捕和杀害。会上郑绍文（高法副院长）也说，当年夏曦在红三军搞肃反，洪湖苏区的创始人几乎都被杀光，夏曦还说“他们是为了破坏苏区才制造苏区的！〞谭老说，当时有位同志留下一个条子，写着“我已完成了任务，感谢！〞就自杀了。有一个军杀得连领导人都没有了，派了陈毅去，把那些乱杀AB团的人杀了，这才煞住。但党并没有因此汲取教训，后来不断复制这类错误：1943 年延安整风后开展的“抢救运动〞，十余天中就“抢救〞了成窝的“间谍〞“叛徒〞，人人自危。建国后，反胡风、肃反、反右、反右倾时机主义的历次政治斗争，不断损害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数以百万计。谭老在回忆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时痛心疾首地说：“关于这些严峻错误导致连续发生的党内外灾难，我们长期不愿正视，讳疾忌医，不汲取过去的教训，才会产生建国以来历次‘左’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才开始觉悟，却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谭老的发言也可以说明，反右是历次党内外残酷斗争传统的接着，特别是歧视、恐惧和整肃知识分子的接着。反AB团确实是对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的一次清洗（甚至见到衣上插了一支钢笔，也被当做知识分子被拖出杀掉。）。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包括对丁玲、王实味的批判，矛头也是对着敢于独立考虑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初期批武训传、批胡适、俞平伯、胡风以及在机关和学校搞肃反，大都如此。 反右及所谓“扩大化〞只是“失误〞吗？——对广阔党的基层干部而言，或可有“失误〞之说；对始作俑者而言，既然公开声称是“阳谋〞，就不是出于无心。事实上，毛泽东作为历次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几乎大都包含了要排除几个“异己〞分子而搞成全国性运动，以构成阶级斗争、道路斗争的假象，来掩盖党内的权力斗争：1957年反右主要是要打垮敢于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民主党派（特别是所谓民盟“右翼〞人士）和共产党党内及党外的民主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959年的庐山会议，起因本来也只是毛泽东不满彭德怀几个人为代表的党内稳健的力量挑战他一贯“英明正确〞的绝对权威，要把他们打下去，却成心搞成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的道路斗争，人人检讨批判，同样是借以掩盖与彭老总的个人恩怨和权力竞赛，并借此转移他搞“大跃进〞失败的严峻罪责。文化大革命也主要是要打倒刘少奇等威胁他的威权地位的四周几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却从扫清外围权力入手，以批判吴晗、邓拓，打倒“彭罗陆杨〞作为开张锣鼓，制造一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人打倒另一群人的假象，引起一场空前的“大革命〞，最终把刘少奇、连带把彭德怀、贺龙等开国元勋置之于死地。这些都可说是阳谋，由于大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展的，而且个人的专制都裹上了好听的“道路斗争〞、“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乃至“大民主〞、“群众专政〞的外衣。其阳谋背后的权谋，常人难以揣测。 详细到分析反右“阳谋〞的来龙去脉，其背后的权谋绝不是一个“引蛇出洞〞可以简单概括的。 迄今对反右的看法和评价，大多是就反右论反右，对反右前一阶段整风和鸣放，仅将它视为主要是设置圈套，引蛇出洞，是毛的“阳谋〞的主要组成局部；却无视了毛泽东对整风和鸣放本身的原初目的；也有些神化毛泽东早有反右的先见之明，神机妙算；更无视了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和宪政的视角，对整风鸣放这场新中国第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作出历史的评价。 至于“反右〞的“必要性〞，假设站在毛泽东维护个人绝对权威及其专政体制的立场看，面对罗隆基、储安平等民主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党天下〞的挑战，打退他们的“进攻〞，理所因此地是“必要的〞；而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上审视，被诬为“右派〞的人士为争民主反专制而“鸣放〞，也是必要的；反右运动那么是对民主的反动，非但不必要，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 下面试按照我的亲身经历和听到并纪录保存下来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参考其他材料和阐述，从我现在从事的法律专业角度，作一些评析。 一、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 我认为毛泽东原初仍然要整风的，不过，他要整的，同一般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所企望的改良党群关系、党政关系不同；更不同于少数民主党派人士要求改变“党天下〞、“党专政〞的政治场面和体制；也和党内其他领导干部对整风的理解有区别。他发动整风，动机是多元和复杂的，我以为主要目的有二： （一）整风为了防腐 这是初级层次的缘由。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掌握政权以后，生怕得而复失，本人的地位也不保。他明白最危险的是败在内部的腐化。这点给他“殷鉴〞最深的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打下北京后迅速溃亡的教训。在延安时期他就要求全党学习郭沫假设的甲申三百年祭（关于李自成的覆灭）。在进北京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提出掌权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毛泽东不断认为，我们进城是赶考的，我们能不能治理好这个国家，要汲取李自成的教训。进城后，1950年党内就进展过一次整党。1951年10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反贪污浪费指示中指出，这“是全党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完全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才能停顿特别多党员被资产阶 级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当时他亲身批准杀了党内高级干部中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使全党震动，全民拥护。后来他在给本人的一位亲属谈话中说： “治国确实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假设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方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如此，共产党也会是如此。〞 “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我讲过，杀了他们确实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假设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转引自北京政协1997年第3期） 毛泽东总觉得党员干部掌权后会腐败，要靠群众来整。想将共产党已经发生的萌芽状态的腐败，加以纠正，以免危及他打下的江山社稷。 1957年的整风，是中央早在1956年就决定了的。1956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们预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着重批判了党内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作风，说： “现在，有如此一些人，好似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如此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处理征询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但凡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同意工人罢工，同意群众示威。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按照的。以后修正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同意工人罢工。如此有利于处理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假设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构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处理群众征询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7页）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篇二：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认识和看法 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认识和看法 1957年反右派斗争及其严峻扩大化，是我国50年代后期一个涉及全局、阻碍深远的事件。 党的八大之后，通过8个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