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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国企改革
心得体会
关于国企改革心得体会
国企该不该改革,应该怎样改革,一直是国内经济学家争论的热点话题。面对2023年中国经济活动的收缩以及国有企业利润的同比下滑,经济学家指出新一轮国企改革可以给中国带来新的增长时机。如果能通过国企改革消除资源配置扭曲,仅此一项就可以获得2%的年均gdp增幅。那么,怎样的国企改革才能创造出新的增长时机呢。改革的关键是什么。该如何破除阻力。
我想首先从国有企业的需要改革的原因说起,为什么要进行国企改革,因为国企存在着一系列弊端,阻碍着经济的开展以及市场的效率。具体来说,首先是国有产权的原始主体虚置,导致国有产权配置和运行低效率。国有产权无法真正明晰到每一个具体公民的名下,产权的数量和存在状态对于每一个具体公民即原始主体来说都是“虚置〞的,他也就无法,也没有动力真正去行使、监督他的国有产权。第二,国有产权与政府的行政权力合一,导致产权运行行政化。国企国有产权是由国家的各级政府来管理运营的,即使是2022年以后逐步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也是政府的特设机构。国有产权被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所把持,形成“部门所有〞和“地区所有〞,导致条块分割。各地方、各部门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必然人为阻碍国有产权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流动,形成地区封锁、部门壁垒,由于国有产权几乎无法按照市场经济规那么顺畅流动,必然造成国企产权结构凝固化、封闭化,进而导致国有资产运行的低效化。第三,国有产权异化为“官员产权〞,政企很难真正分开,官员作为国有产权的真实代理人同时也是股东代表,追求的往往不是国有股权的经济效益,而是政绩指标,即其行为是扭曲的。这不仅增大了资源配置的盲目性、随意性进而低效性,而且,产权与政权的合一,使得政府官员手中的行政权力在国有产权原始主体(全国公民)监督缺位的情况下变成一种“权力资本〞,这就为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提供了条件。国企运行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弊端,包括产权运行的委托—代理链条冗长且具行政性,代理本钱高昂,运营效率低下,国有产权界定不清,缺乏产权鼓励与约束功能,一股独大’,对公司治理绩效的损害更为明显。它使产权多元化的股东制衡机制被极大削弱,导致公司无论从竞争力、灵活性、对中小股东的责任感以及公司的生命周期来看,均缺乏与国际企业竞争的实力。
所以,国企改革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迄今为止我国国有企业主要经历了两轮大的改革。第一轮从1978年开始到1989年,这一轮改革的特点是以效益为导向的改革。内容包括政府对企业的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制、利改税、厂长负责制及承包制等。第二轮改革是1992年由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发起的,这一轮改革的特点是以产权为导向的改革,内容包括股份合作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股份制、抓大放小、“两转〞改制(产权与身份转换)和兼并重组等。改革期间,一些做法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郎咸平2022年发表了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矛头直指格林柯尔掌门人顾雏军,对其近年来开展的一系列国企并购行动提出质疑,认为这些收购导致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并由此引发了学界和民间有关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讨论。指出顾雏军利用财务手段,把一些经营困难但生产条件较好的国有企业的账面亏损做大,然后再低价收购这些企业。一旦收购完成,再利用类似的财务手段,制造“收购后赢利〞的假象,从而巧取豪夺了大量国有资产,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一些郎咸平的支持者认为,权力支配、暗箱操作、法规不全、国资流失、职工及债权人权益受损已经成为当前国企产权改革的拦路虎。在国退民进的改革浪潮中,公平丧失,效率失察,一场正在上演的民资合法侵占国资的狂欢盛宴应该叫停。他们甚至认为,俄罗斯私有化进程教训正在中国上演。当时很多民众是支持郎咸平的,认为国企改革应该停止。而我是比较支持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的观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一定要置于市场经济转轨的框架下来考虑,不能冒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国有资产流失等种种问题在个案上成立,但在总量上不成立,种种问题的出现固然有
损社会公平,但国有资产改革的滞后同样导致市场的不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的大背景下,国企产权改革不能因噎废食,改革方向不能简单否认。另一方面,鉴于上述的国有企业的种种低效率和弊病,国企的改革不能停止。
然而,我们不得不成认国企改革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负面现象:一是国资贱卖;二是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三是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新的控制人通过企业改制来套取银行资金和进行金融诈骗;四是新的控制人由于战略、能力、资金或管理方式、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把原来不错的国有企业反而给“整垮〞了。因此,如何在改革中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效应,以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和被侵吞,确保职工的利益不受侵害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国企产权改革必须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那么,在涉及全民利益的根本问题时,决策者应该在充分尊重全体人民意愿的根底上寻找到国有企业产权变革的最正确途径。通过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保证国有企业改革不会出现少数人控制的局面。在产权变动问题上,不能仅仅是通过少数人的内部交易方式剥夺绝大局部人长期积累的根本财产。
国企改革中,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改革动力缺乏。大多数国企都不愿意改革,而且不会主动改革,因为国有企业,尤其是一局部央企,已经成为特殊利益集团。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在今后仍然需要三个力量去推动。第一,用政策力量。我们是主张在中共“十八大〞以后,应该就国有企业的改革、央企的改革以及央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中央政府尽快出台政策,用政策推动;第二,用行政力量去推动,就是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应该把央企的改革、央企产权多样化的改革作为一届政府任期内很重要的目标之一;第三,用市场力量去推动,现在国有企业一些独占经营,垄断的领域,允许民营及其他资本进入。民营资本和其他资本的进入,必然会形成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市场力量。
其次,关于垄断的问题。凡涉及资源垄断、行政垄断、国家平安、军工和具有公用性质的国企一律应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确立一套严格科学的国企管理模式和架构。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应逐步退出,让民营企业逐渐发挥其作用。
第三,应该解决产权不明晰,政企不分的问题。尽管2022年国资委成立以后实际代理了国企产权人的角色,改善了国企的治理结构,并对其管理、鼓励和决策体制进行了标准。但是,这些并未彻底改变国有企业“产权人不清〞的弊端。国资委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其实是扮演“股东代理人〞的角色,而究竟国有企业的所有人、受益人和控制人是谁。并不明朗。实际上在国有企业中实现的公司治理机制一直是一种内部人控制和党政机关行政干预的混合物。当前重要的是加强董事会建设和“政企分开〞;而在管理层为防止“内部人控制〞、国企高管薪酬失控等弊端,重点是多方加强对经营管理层的约束和监管,切实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管理层问责机制。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国资的出资人代表(国有股的股东代表),对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必须别离目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行政管理者与“出资人〞的双重职能,消除其角色冲突,明确其角色定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宏观的行政管理者,而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作为出资人。国资委要破解当前存在的政企不分等难题的关键是设立监管的中间层———国资运营平台公司。国资运营平台公司是国有资本的运营机构,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它处于政府与市场的“界面〞,是实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别离的最重要的“节点〞国资运营平台公司一般有三大功能:资产处置、整合重组和投资管理,。这个平台可以贯彻国家对国有资本“进〞和“退〞、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政策,表达政府意志,而经营运作的操作应按市场方式,遵循市场规那么。
最后,应该注意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由于改革的内外部条件是变化的,有关的政策也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调整,因此,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也是逐步深入的,其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在最初阶段或者说近期阶段,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是非公共领域和半公共领域企业、较小的企业、经营一般甚至较差的企业、地方企业、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孙公司及子公司;而在中长期阶段,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那么是公共领域的企业主要是其非关键和非核心环节的企业、特大型或航母型企业、优势企业、央企、国家绝对和相对控股公司、集团(母)公司。
国企改革,需要打破垄断,给民营经济一片更广阔天地,并且实现利益再分配,让国企的股东——老百姓能够真正分享到其中的好处。改革的过程也许不会那么顺利,但重要的是社会形成共识,将改革继续向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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