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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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开展观公共效劳体系建设论文
21世纪,中国的开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明确地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凝聚人民意志的开展理念——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提出以科学开展观统领经济和社会开展的全局,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开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以及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效劳不到位之间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将科学开展的理念和方针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公共效劳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公共效劳和公共产品的需求,是我们落实科学开展观,实现以人的全面开展为中心的开展战略的重要组成局部。
一、公共效劳和公共效劳体系建设
公共效劳包括公共根底设施建设,创造就业岗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促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开展,公共效劳还包括政府管理,如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发布公共信息等。通过提供公共效劳,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均等地享受开展和改革的成果。公共效劳通常由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企业承当,其中政府是责无旁贷的公共效劳提供主体。它具有以下几个根本特征:一是为群众的效劳,具有广泛的覆盖面,而不仅是对特殊阶层和特殊人群;二是根本的和根底的效劳,如九年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三是非赢利性的效劳,它指不以赢利为目的,其效劳所得不用于利益分配,而用于公共事业开展。目前在我国公共效劳包括四大类:一是根底性的公共效劳,如根底设施、水、电、公路、电信等;二是经济性的公共效劳,如规划与方案的制定,标准的监督,宏观调控,资金的发动与分配等;三是社会性的公共效劳,包括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人口等;四是安全性的公共效劳,如国防、警察、消防等,用以维护整个社会安全与稳定。
公共效劳的社会实践由来已久,兴旺国家的公共效劳是从以经济性效劳为主逐步扩展到以社会性公共效劳为主。在西方国家,政府在提供公共效劳方面主要有以下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北欧为代表的“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为居民提供了从出生到死亡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各种公共效劳的根本保证。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根据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开展需要,进行自我职能调整以满足公众需求,体现社会公平;另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化的公共效劳提供模式,运用市场机制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调整,社会保障资金大局部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运作,以比拟稳定的收益率来保证根本公共产品的供给。实际上,一个有效的公共效劳体制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利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以提高公共效劳的覆盖面。近年来,各国政府积极增加公共效劳的投入,同时适度减少经济性的支出和行政性支出比例。例如美国联邦政府所有福利项目,包括社会保障、卫生、各种福利项目,占其政府财政开支的一半以上。自1973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在收入保障、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退伍军人安置等社会开展项目领域的投入逐年增加,总计超过60%;欧盟各国用于行政性支出的比例分别为英国58%、瑞典64%,而我国经济性支出比例为24%,行政性支出比例为17%,在社保、卫生、教育等公共效劳方面的投入仅占16.1%,提示了我国存在公共效劳投入严重缺乏的问题。
良好的公共效劳能够保持经济开展与社会开展的平衡,能有力地促进人的全面开展。目前,国际社会普遍用“人类开展指数〞(HDI)来评估各国的开展水平。这一开展指数将教育、健康和经济状况作为对一个国家开展速度、质量和数量的评价标准,以判断该国的综合开展水平。这一评价系统的三个组成局部是:知识(定义为成人识字率,代表开展的根底能力、科技进步能力、信息扩散能力和理解、保护自然能力的程度)、寿命(定义为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代表社会福利、保健措施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和收入(定义为按实际购置力折算的人均GDP,代表经济开展水平和人均享有开展的水平)。在2023年的人类开展报告中,共评估了177个国家,中国排列第81位,处于中等开展水平。挪威列第1位,美国列第10位,最后一位是尼日尔。按照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社会消费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人们追求生活内容的丰富、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之愿望将更加迫切,对公共效劳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尽管在经济和社会开展领域我们已取得很大成绩,例如全国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目前的2600万人,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47.7/10万,婴儿死亡率下降到19‰,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到72岁,九年义务教育率到达95%以上,但我们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一方面要面对社会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我们还必须面对经济、信息全球化所导致的新的社会问题。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开展呈现时空性压缩,我们用了近30年的时间完成了其他兴旺国家300年的开展历程,兴旺国家在开展过程中逐一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必须集中、及时得到解决。目前中国面临着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开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突出矛盾;二是广阔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效劳缺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之间的突出矛盾。
公共效劳的缺乏主要表现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和公共安全等方面。教育问题:教育投入缺乏。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法定财政投入目标是4%,而我国现在投入尚未到达这个目标,2023年为3.28%,2023年为3.27%;义务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分配严重失衡,高等教育开展缺乏,尤其是1.47亿流动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和女性教育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就业问题:就业压力与现存就业时机之间存在矛盾。现行就业体制中存在着一些不利于充分就业的制度,如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不够完善的职业教育制度以及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等。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人口1000万,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1200万,国有企业下岗需再就业人口500万,合计每年需要安置2700万劳动力就业,而现在的社会经济开展水平每年只能提供约10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剩下的1700万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就业安排和引导,将导致人力资本的极大浪费,也是对社会稳定的极大挑战。医疗和医疗保险问题:目前我国公民的疾病谱发生很大变化,由过去的传染性疾病转向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这一现象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卫生资源分布不合理,疾病预防体系不健全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许多公共卫生政策成熟的国家,强调健康的公平性并将健康促进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而我们的现状是将卫生资源大量的投向城市,投向富有人群并强调治疗而非预防为主,造成穷人付不起医疗费用,即所谓的“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同时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加大,负担加重,很难形成惠及广泛人群的医疗卫生体系。而农村卫生效劳能力和水平较低,对卫生医疗体系的监管还有待完善。社会保障问题:人人享有最根本的社会保障是社会公共效劳体系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大约有1.54亿人享有社会保障,仅为总人口的11.7%。农村的社会保障严重缺失,城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缺乏,全国7.8亿农村人口中,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只有5400万人,仅占农村人口的7%;1.47亿农民工中80%以上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1.38亿乡镇企业职工,既未纳入城市保障,也未纳入农村保障,成为保障真空;4000万失地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后也未得到有效保障。总体上,占总人口60%的农村居民只占缺乏30%的国家公共福利资源。到2023年底,我国农村还有2148万绝对贫困人口,2023多万城市低保人口。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尤其是农村的老年人口,过去主要依靠家庭养老的农村老年人口,在大批劳动力转移的大潮冲击之下,既缺乏养老的经济资源,又失去了养老的人力资源,成为社会弱势群体,无法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公共安全问题:生产、交通、卫生和食品等公共安全越来越成为广阔社会成员的根本公共需求。数据说明,2023年,我国煤产量仅占世界总量的1/3左右,但矿难死亡人数却占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公共安全的严峻形势,是工业化特定开展阶段公共安全及现行管理体制弊端的综合反映。
分析以上问题,究其原因:一是公共效劳体系不健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对于公共效劳的责任分工不明确,有效的问责机制缺失;二是公共效劳投入缺乏和低效运转。如前所述我国用于公共效劳的投入仅为兴旺国家的1/4。与此同时投入的效益也缺乏明确的评估体系;三是缺乏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不充分,社会资源不能被充分发动和利用。
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效劳体制,尽快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共效劳体系,积极而稳妥地实现根本公共效劳均等化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我们必须以科学开展观为指导,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以根本民生问题为切入点,积极推进公共效劳体制建设。为此:
1.必须充分认识政府是提供公共效劳的主体。目前存在两大误区:一是认为经济增长了可以保障公共效劳;二是认为市场可以调节公共效劳,只要市场化就会有公共效劳。实际上市场不是万能的,不可能完全自动地全面调节和提供公共效劳。我们必须在开展过程中始终把公平与效率进行全面考量,如果一味追求GDP的增长速度和规模,而不关注公共效劳和社会公平,就不是全面的开展,也不是健康的开展。
2.必须综合考虑公共效劳的供给。统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多方面的社会政策,建立协调有效的系统,以整合资源、系统规划,打破部门分割、提高公共效劳的效率。
3.必须发动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公共效劳的供给,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媒体、社区和公民,以形成公共——私营共同合作的机制,共同参与公共效劳体系的建立与公共产品的提供。
4.必须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进一步加强评估的科学性和监督的有效性,形成明晰的部门分工及问责机制,以促进公共投入的效益最大化,将效率、公平和生态开展列入开展的评估指标,将公共效劳作为重要的考量指标,以确立正确的政绩观和问责机制。
二、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加快建设农村公共效劳体系在公共效劳体系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开展的重点和难点——农村地区。目前中国总人口中的63%、老年人口中的66%、少儿人口中的70%、学龄人口中的67%、劳动年龄人口中的60%、育龄妇女中的59%、青年文盲人口中的84%生活在农村。农村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未来20年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规模庞大并有持续增加趋势,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亟待加强。而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使农村老龄化程度超过城市,引发老人照料和子女教育等社会问题,2023万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令人堪忧。大量出生缺陷人口集中在农村,农村人口素质急需提高,人力资源亟待开发。经过28年的农村改革,我国农村正处于由生存型社会向开展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广阔农民在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潜在公共需求正全面快速地转变为现实需求。尽管我国农村公共效劳供给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一系列惠农政策得到了广阔农民的拥护,但是农村公共效劳短缺的问题尚未在制度上得到根本解决。广阔农民在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根本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农村公共效劳的短缺,直接制约了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使其根本生活和长远开展均受到严重影响。以最低生活保障为例,截至2023年底,我国仅有8个省份全面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关统计也说明,我国9000万农村老人中约有90%得不到社会保障;再以教育为例,目前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缺乏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
我国农村根本公共效劳的短缺,有公共效劳需求变化以及财政资金投入缺乏等原因,但更重要的在于农村公共效劳体制的缺位。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效劳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联合国?2023年中国人类开展报告?显示:我国城市的人类开展指数为0.81,而农村仅为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