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依然“书里书外”还是“流年碎影”.doc

依然依然“书里书外书里书外”，还是，还是“流年碎影流年碎影”1 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的责任编辑刘汀打电话给我，说这本散文集将有一次稿费，三千多块。我好奇，问什么稿费。他说网上点击超过一定的数字之后就要给作者开稿费，因为读者是付费阅读的。而这本书放在网站里，点击量已超过某个数字，中国移动要与出版社和作者分成。他说他还是第一次给作者开这种稿费。我有点惊喜，不是因为这意外的稿费，而是因为我这种书在网上居然还有较高的点击量。第二天，我乘开往郊区的一辆大巴，去参加我们自己组织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的赵宪章教授坐在我的前面，与我的硕士生导师聊得正欢。忽然，他扭过头来对我说：“赵勇啊，你的那本散文集我读过了。这么多年我完整读完的两本散文集第一是高尔泰的寻找家园，第二就是你的这本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我的这本书书名较长，说出书名时他中间似乎还停顿了一下。开会期间在一起吃饭，我去敬酒，他又开始向围坐者发布他的重要发现了：这个赵勇啊，他首先是个写散文的，其次才是个写论文的。这么多年我完整读完的两本散文集第一是 赵老师嘻嘻哈哈着，但他显然是在夸我。他私下夸我时我似乎还是能扛得住的，然而觥筹交错之间，大厅小众之下，他又来一轮，我就有些不自在了。这种夸法，仿佛是把潘长江和姚明放在一起比高低，让我惭愧。而且，我也有些困惑。赵老师能读完寻找家园似有特殊原因，但为什么他也把我的这本书从头读到了尾？赵老师曾经研究形式美学，如今又在研究图像理论，莫非是我这本书里插了许多图？我想起来，我的这本图文书里其实是提到过一次赵老师的，我说：会议近尾声，寻找家园我也读了过半。那天晚上，三五好友又聚在一起，却是在面朝大海的酒楼上。适逢南京大学的赵先生在场，我就把话题引到高尔泰身上。赵先生开始了神话的讲述，如同部落里的长老。他说出事的时候高尔泰如何暗示浦小雨处理信件；他说高尔泰在夹边沟写于烟盒纸上的文字如何得以幸存；他说高尔泰会木工，亲手打了一套好家具，自己却没来得及用一用；他说高尔泰花了很长时间给他画了一幅画，却因突然远离，他只拿到了那幅画的照片。我们喝着“草原白酒”，听着高尔泰的故事，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所有人的心情似乎都黯淡下去，只听见不远处潮涨潮落的涛声响成一片。（第 111 页）那是 2006 年的一次会议，文中所说的赵先生就是赵宪章教授。而高尔泰的故事从赵老师嘴里说出，后来我至少还听到过两次。一次似乎是在开会的大巴车上，他给坐在旁边的朋友讲述着，高分贝大嗓门，坐在后几排的我就又把那个故事温习了一遍。我似乎提醒过赵老师读寻找家园，尤其要读网上可以找到的台湾版，因为那个版本最完整，里面的一些叙述可与他的讲述互为补充。但这一次，我却忘了问赵老师读的是哪个版本。而寻找家园，我是读过三个版本的。读北京十月文艺版时，书中凡提到赵宪章处，我还在那里划红杠做记号，以此回想赵老师讲述的故事。比如书中说：“特别是赵宪章，三天两头跑，送这送那。有一次他给办了个煤气本，拉来一罐煤气，特别沉重，扛着爬上三楼，累得直喘。我们过意不去，想将来给他送一幅好画，表示我们的感谢。”（第 388-389 页）这时候我就想起了赵老师所说的那幅画。一面是当事人自己的书面叙述，另一面是目击者的口头讲述，双重的叙述视角交相辉映，细节的死角就被照亮了，那个故事仿佛也变得丰满了许多。可是，为什么赵老师不把他经历的故事写出来却只满足于口头讲述呢？我有些好奇，却没有提出建议，毕竟我与赵老师还谈不上很熟悉。但我却是给我的导师童庆炳老师提出过建议的，起因也是寻找家园。又一次写出寻找家园的书评后，我给童老师推荐了这本书，并给他写邮件说：“高尔泰的王元化先生中提到了晓波的那场答辩，其实您是最有资格回忆这段往事的（记得您说过，您还保留着当年王元化先生的来信），如果能把这些东西写出来，我觉得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童老师答复我说，他确实有珍贵记忆，但关涉敏感人物，王在某些人那里也是敏感人物，现在似不宜匆忙下笔。于是我们又在电话里长谈，我依然不依不饶地向童老师献计献策，力论即便发不出来也要写出来的重要性。我大概觉得，与他写的那些论文相比，与他反复修改的童话作品相比，这种写作要更有意义。我甚至觉得，倘若老师仓促有所不讳，那些往事岂不是会永远失踪？终于，我把老头儿逼急了，他在电话里不紧不慢地敲打我：“你怎么知道我没写？”2 我劝童老师把那些事情写出来，是觉得童老师他们这代人有故事，写出来就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像童老师的同龄人高尔泰先生，他写“梦里家山”，写“流沙堕简”，写“天地苍茫”，既是一代学人的心灵史，也是一个民族的罹难史。一个人能把自己的苦难人生凝结成文字，且篇篇出彩，字字珠玑，在我看来不仅伟大光荣正确，而且简直就是功德无量。我们甚至可以说，高尔泰写出了寻找家园，他可以死而无憾了。当然，我也知道高尔泰是老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他似乎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苦难，却又大难不死；晚年写散文，偏偏又有老到的文笔。韩愈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他自己的故事本来就足够惊心动魄，何况他又国学功底深厚，懂得计白当黑，纯棉裹铁。如此惨痛经历，如此艺术修养，他写不出好散文谁能写出？但我们这代人的经历、阅历与生命体验却大都乏善可陈。我们没有扛过枪渡过江下过乡，没有沦落为右派的惨痛经历，没有三年灾害的饥饿记忆，没有在“文革”期间挨批被斗或像红卫兵那样造反有理。我们的青春往事融入到八十年代的宏大叙事之中，那种基调似乎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又仿佛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与高尔泰他们这代人相比，我们简直可以说没经历过苦难。或者说，我们的所谓苦难在他面前不值一提。缺少了生命中的“重大题材”，我们写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