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刑事取证问题.doc

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刑事取证问题 　 新律师法实施后的律师刑事取证问题 　 【内容提要】 新修订的律师法实施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面临着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和协调问题以及权利保障问题，这些问题假设不解决，律师调查取证难的现状将依然存在。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在法律上已不是问题，但是律师基于潜在的职业风险在实践中却不敢使用，这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具有民间调查的性质，不具有强制性，有关单位和个人并无向律师提供证据和作证的义务，因此律师调查取证仍需经过被调查人的配合或同意，否那么难以实施。律师的申请取证权如要得到落实，必须赋予律师取证申请以法律效力，明确法院拥有强制取证的权力，给予律师必要的权利救济等。为了强化辩方的取证能力，化解律师职业风险，应当允许律师聘请私人侦探代为进行刑事调查取证。 　【关 键 词】新律师法/刑事取证/权利保障/私人侦探 　 调查取证权是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根本权利之一，它能够保障律师及时获取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材料，提出有理有据的辩护意见，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和实体性权利。关于律师刑事调查取证权的法律标准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当中，已于2023年6月1日起生效的新律师法对律师办理法律事务的调查取证权也做出了一般性的规定，新法的修订试图在扩大和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方面做出努力，以解决律师在办理法律事务时普遍存在的“调查取证难〞问题。然而，新律师法果真能解决刑事诉讼实践中的“取证难〞问题吗？笔者对此并不乐观。如果下述的问题不解决，新法的实施对律师刑事调查取证的现状将无多大改善。基于此，有必要在新法实施之初对其实施中将遇到的一些问题从理论上做出阐释和答复，这不仅可以协调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在实施中的冲突问题，而且有助于促进新律师法在刑事诉讼领域的有效实施。以下笔者结合刑事诉讼法，对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刑事取证权面临的几个关键问题做一分析，以期使刑事诉讼实践中律师的“取证难〞问题有所改良。 　 一、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否调查取证 　 新律师法实施后在实践中亟待答复的一个问题就是，律师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有无调查取证权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涉及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活动是否合法的问题，还关乎在此阶段所取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问题。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赋予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调查取证权，而对在侦查阶段介入的律师却没有赋予调查取证的权利，所以，学界通常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利，侦查机关也排斥律师在侦查阶段从事调查取证活动，律师通常也以法律没有明确授权为由拒绝当事人调查取证的要求，实践中没有哪个律师甘愿冒自身的法律安全风险于不顾去开展调查取证。然而，我国新修订的律师法却没有排除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的权利，对律师承方法律事务进行调查取证活动没有诉讼阶段上的限制，而是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方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也就是说，只要是承方法律事务的受委托律师都可以调查取证。在我国，在侦查阶段介入的律师是受当事人及其家属委托参与诉讼的，无论是代为申诉、控告侦查违法行为，还是代为申请取保候审，其承办的均是法律事务，他们完全可以根据案情需要自行决定是否实施调查取证行为。因此，从新律师法的规定看，律师在侦查阶段是被赋予了调查取证权利的，从2023年6月1日起律师介入侦查程序就可以从事调查取证活动。上述两部法律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做出了不同的规定，那么，在实践中究竟该执行哪部法律的规定目前尚不明确。这就需要从法理上做出分析，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理，新律师法应当在适用中居于优位。这不仅在于其“新〞，更在于律师法相对于刑事诉讼活动和刑事诉讼法具有“特别法〞的意味。 　 然而，中国的司法也存在着自己的“潜规那么〞，即所谓的“文本中的法律〞和“实践中的法律〞两套“法律体系〞，后者比前者更具生命力和执行力。律师法大概就属于“文本中的法律〞，因为即便是在新律师法生效的情况下，司法实务界仍然可能按照刑事诉讼法的已有规那么执行。这就如律师“会见权〞一样，按照修改后律师法的规定，律师会见无须批准，凭“三证〞〔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就可会见，然而从新律师法实施后的情况看并非如此，看守所以“没接到上级通知〞为由无理拒绝律师的直接会见要求，仍然要求律师拿出办案机关的批准手续。律师们普遍发出了会见依然难的无奈感慨。律师会见如此，调查取证也好不到哪里去。律师界对立法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也并非像想象的那样“令人欢欣鼓舞〞，而是表现出普遍的忧虑，反倒不情愿领受立法上这份“扩权〞成果似的。笔者在与号称走在全国改革开放前列的南方某省律师协会刑辩委员会的负责人交谈时了解到，尽管新律师法已经生效，实践中却仍然按照刑事诉讼法和“六机关的四十八条规定〞①执行，也就是说，律师在侦查阶段仍不可以调查取证，律师也不愿意接受这种授权。之所以如此，按照这位资深律师的解释，一是律师法在我国普遍不受尊重，执行起来也就大打折扣；二是在缺乏法律保障的情况下，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无异于置律师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律师只能望“取证权〞兴叹，不能承受“侦查阶段取证权〞之重。可见，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的立法确立起来容易，而真正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并非一件易事。在整个法治环境未得到根本改善和保障律师执业法律安全的相关制度未能跟进的情况下，律师对调查取证中遭遇风险的顾虑只能使其望而却步。 　 律师在侦查阶段放弃调查取证显然不利于辩护作用的发挥和被追诉人权利的维护。一是侦查阶段是辩方收集证据的关键阶段，由于距离案发时间较短，物品和痕迹较容易提取和固定，证人的记忆也比拟清晰。如果到了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再去收集，证据可能已经灭失、毁损或发生改变，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将难以取得。二是侦查机关基于职业利益和追诉心理，更倾向于收集有罪和罪重的证据，而对无罪和罪轻的证据容易无视。因此，不可能做到对有罪、无罪证据一律注意。正如德国学者托马斯·魏根特认为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检察官和警察都坚持了这一客观性原那么：收集与案件相关的全面的信息符合他们的职业利益，因此他们不希望忽略任何将来可能会损害定罪的关键性事实。但是随着案件的侦查活动越来越集中到特定的犯罪嫌疑人身上时，警察会倾向于寻找强化和证实犯罪嫌疑的证据而不再留意可以证明无罪的证据。〞②日本学者对此也持相同的观点：“侦查机关必须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但是侦查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有利证据的收集，往往不够充分。因此，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必须自己积极收集、保全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③三是我国庭审方式的对抗制改革要求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能够保持诉讼机制的协调一致。“在审判程序借鉴当事人主义的同时，在审前程序中仍然贯彻典型的职权主义甚至超职权主义。这就明显造成了一种机制冲突。双向互动的审判阶段与那种以‘单面性’为特征的审前阶段形成冲突。因此而严重损害了我国刑事诉讼的平等性、民主性与公平性，而且诉讼机理不统一，也影响程序的推进与有效运作。〞④如果被追诉人在侦查阶段不能调查取证，到了法庭审判时又何以能够拿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与控方相对抗？这势必造成法庭审判中的证据出示“一面倒〞的态势，控方将形成压倒性优势。 　 二、律师调查取证是否需要被调查人的同意 　 我国新律师法第35条第2款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方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而修改前的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承方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由于2023年修改律师法时删除了“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的规定，于是有人便认为律师只要手持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就可以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进行调查，而不再需要经过被调查单位或个人的同意。那么，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调查取证是否因为立法条文的这一变化而真的无须再征得被调查单位或个人的同意呢？这种立法表述的不同对律师的调查取证实践究竟又意味着什么？这就需要我们从法理层面和实践层面做出分析。 　 首先，从法理层面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性质做一简要考察。律师取证权的性质与律师身份的变迁相关。按照1982年公布的我国律师暂行条例的规定，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其身份是国家公职人员；1996年律师法的公布，将律师定位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效劳的专业人员〞，2023年10月修订的律师法那么将律师界定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效劳的执业人员。〞随着我国律师制度的改革，律师不再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其公职人员身份越来越淡化，而逐步演变成提供法律效劳的社会专业人士，与其他一些社会中介组织的专业人员没什么区别。律师“调查取证难〞的问题也是伴随着律师身份由“国家〞到“民间〞的变化而凸显出来。如果说律师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执行职务尚能体现为一种国家权力的话，那么律师一旦成为“为社会〔当事人〕提供法律效劳的专业人员〔执业人员〕〞，其执业活动就不再具有国家公权的性质，而是体现为一种权利的色彩。“权力〞和“权利〞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权力行使的主体通常是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体现为国家意志，权力的实现无须征得相对人的同意而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而权利具有私权属性，体现为法律的某种授权和权利主体的意愿，不具有国家强制力，其实现通常以相对人的配合为前提。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就体现为一种私权利而非国家公权力，其行使方式上表现为任意性而非强制性，这和侦查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根本的区别。针对我国律师“调查取证难〞的问题，有的学者提出赋予律师一定的强制取证权，课以证人向律师作证的义务。然而，律师在有关单位或个人不配合的情况下何以能够实施“强制〞？从各国的立法和实践看，证人都仅有向法官作证的义务而并无义务向律师作证。“即使是在实行所谓‘双轨制’侦查制度的国家，律师或民间侦探组织在办案过程中，也无权使用搜查、拘传及其他强制侦查手段，假设需使用必须由国家侦查机关组织实施。〞⑤日本学者也认为：“犯罪嫌疑人没有强制措施权，因此犯罪嫌疑人能够利用的只是证据保全请求权。这是现行诉讼法中才设立的制度。〞⑥可见，那种认为律师调查取证无需经过被调查单位或个人的同意，甚至在被调查对象拒绝的情况下仍可以强制取证的意见，是没有法理依据的一厢情愿。 　 其次，从实践层面对律师调查取证权做一根本分析。2023年修改后的律师法之所以删除了“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所面临的困难而在立法上的一种技术处理和措辞上的一种变通。本来律师身份发生改变后，其调查取证就失去了国家公权力的保障而成为一种具有私人调查性质的活动，律师开展调查取证就比拟困难，如果再继续规定律师调查取证需“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那岂不等于是以立法的形式明示被调查人有权拒绝律师的调查取证？这无疑使律师的调查取证活动雪上加霜、举步维艰。一方面法律规定律师办理法律事务有调查取证权，另一方面又规定被调查对象有拒绝调查权，当取证权和拒证权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通常是以牺牲前者来保全后者。我国的律师制度是西方社会的舶来品，并非在外乡文化中自发生长起来的，社会群众对律师职业的功能价值认识缺乏，很多人对律师存在着误解乃至负面、消极的评价，加之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厌诉〞心理和传统的“和合文化〞，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一切都构成了阻碍和制约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有效开展的社会文化根底。所以，研究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不能脱离中国的外乡文化和民众心理。鉴于此，立法者在律师法修订时取消了“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的明示规定，防止给被调查对象无故拒绝律师的调查取证以借口。透过这一变化，应当说立法的初衷是善良的、美好的，意在鼓励有关单位和个人配合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但是，这不等于说律师进行调查取证就不需要被调查对象的配合、甚至不经其同意律师可以强制调取。事实上，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