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诗经中的人文精神.doc

浅论《诗经》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内容摘要：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特色。本文从《诗经》以人为本价值观、以人为中心的内容描写、追求的和谐生活三个方面进行概述。 关键词： 以人为本 世俗生活 和谐 正 文：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说过“人是文化的沉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是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应该是文学的基本表征。《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就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特色。 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首先是“人”和“本”的概念。“人”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的，比如西方早期的人本思想，主要是相对于神本思想，主张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强调把人的价值放到首位；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主要是强调人贵于物，“天地万物，唯人为贵”。“本”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世界的“本原”，一种是事物的“根本”。以人为本的本，不是“本原”的本，是“根本”的本，它与“末”相对。以人为本，是哲学价值论概念，不是哲学本体论概念。提出以人为本，不是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原，人、神、物之间，谁产生谁，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而是要回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什么最根本、什么最值得我们关注。以人为本，就是说，与神、与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舍本逐末。其次，人类生活的世界是由自然、人、社会三个部分构成的，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性和谐发展。 一、《诗经》把人的价值放在首位 《诗经》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在《诗经》这些作品中，除了少数作品略具有神话因素沉积外，其他作品都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神话世界，也不存在诸神和造物主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我们看不到诸神的足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而是归结于人的努力。 《诗经》对人的描绘往往非常具体，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比如商代颂诗里，“天命”所以垂顾商人，是商人自己努力的结果，如《长发》诗中所云：“何天之休，不竟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这百样的好运归商人承受也仍然是商人努力的结果。而商的中兴则由于天子能礼贤下士和伊尹的帮助，“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长发》）。《周颂》、《大雅》中描写周人受命于天的发迹过程，就是自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文王等圣君不断努力、进德修业的过程。如《皇矣》诗中所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反之，当宗周面临崩溃之时，尽管上天垂下了日食、地震等凶象，诗人仍不上战战兢兢祷告上天，而照样认为：“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对国家的兴亡从人事上寻找最终的原因，并且把它诉诸诗的创作，这是周人以人为本的哲学、政治思想在文学中的最鲜明体现。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如果说，在中国的原始诗歌中，像伊耆氏的《蜡辞》乃至甲骨卜辞中的乞雨词，还带有鲜明的宗教意味的话，那么到了周代，这种原始宗教神学观念已经被周人的实践理性精神逐步取代。所以在《诗经》中，除了颂诗这种“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占有作品总数近十分之九的雅诗和风诗中，几乎很少带有宗教巫术观念的诗作。其实，即使是在《周颂》这样的祭祀诗中，面对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并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业，表达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想法。如《周颂·访落》一诗，《毛诗序》云“嗣王谋于庙也”。朱熹《诗集传》曰：“成王既朝于庙，因作此诗，以道延访群臣之意。言我将谋于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在《周颂·敬之》一诗中，则直写群臣如何在庙中劝戒嗣王“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这里没有像奥林皮克山上的众神存在的场所，他们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了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他们是那样肯定自己，信任自己，心情地表现着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在西方近代社会才真正提出的永恒命题，早在2500多年前的时代就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并且奠定了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民族传统。 二、《诗经》描写了以人本身为主的世俗生活 《诗经》中的诗歌，大部分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诗经》 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使诗成为表达商人、周人宗族伦理情感和乡土情蕴的最好形式，举凡是他们的念亲、爱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它使《诗经》带有亲切的生活感，使诗成为描写世俗生活最好的艺术，举凡是他们的农事、燕飨、战争、徭役、恋爱、游观等各种世俗生活，都成为诗中的主要内容。它让人看到，周人的内心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既没有幻想错综的神怪故事，也没有张皇幽渺的浪漫色彩的平凡人间世界。那农夫们身着狐裘的逍遥神态，武士们袒裼暴虎的矫健雄姿，情人们水边相会的深情注目，夫妻间琴瑟好和的切切心声，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世间，看到人类自身所创造的——并不是神创造的生活之美，体会到人类自身在平凡中的伟大。可以说在世界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像《诗经》那样，早在2500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与歌颂，从这点讲，《诗经》无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三、《诗经》追求一种朴素的和谐 毛泽东喜欢读《诗经》， 认为《诗经》就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诗经》中人们向往的生活是统治者体恤人民、人人和睦相处的大同社会。《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描写了一个盛大聚会的场景。这场景中有伐木比赛，有美酒佳肴，有歌有舞。人们通宵达旦，享受着生活的快乐。从中我们仿佛感到了我们最原始、最纯真的文化基因，这基因孕育于和谐适意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对自然报有崇敬之心，却无敬畏之意；对人有亲敬之意，而无争斗之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睦，无过于此。又如《诗经·小雅· 斯干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涧中流水清又清，终南山上树青青．翠竹片片遮望眼，青松棵棵阻人行．如兄如弟手足情，同气连根一条心，不欺不诈永相亲． 继承祖业传祖训，盖起宫室上百间．门户向西或向南．兄弟一起同居住，和睦友好笑开颜．）描写了一幅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画面。其他还有很多，《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反映出士兵之间的和谐。《关雎》以雎鸠之雌雄和鸣，以喻夫妻之和谐相处。而一旦有人破坏这种和谐，人们就加以斥责，所以《诗经》中有许多揭露统治者贪暴和许多弃妇诗。如我们熟知的《硕鼠》对统治者发出的控诉，《诗经·邺风·柏舟》、《诗经·邺风·日月》、《诗经·邺风·谷风》、《诗经·卫风·氓》、《诗经·小雅·我行其野》、《诗经·小雅·白华》等充满悲愤控诉的弃妇自白。 《诗经》反应出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征，中国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神发号施令，人的命运主要由人自己来把握。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天命”决不是把握在神手中的“命运”，更不是神的预言或征兆，而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这种观念在周人那里已经根深蒂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在周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尽管黄帝、颛顼、尧、舜、禹、成汤、周文等传说中的“明君圣王”都发迹于“天命”的眷顾，但“天命”眷顾他们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德”，也就是靠他们自身的努力获得的。人的命运，或者是国家的命运靠人自身来争取，正因为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而古代西方文学则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 总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人文道路。 参考文献： 1、《诗经》中生活习俗研究 作者：王志芳 山东大学 2、《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 3、 朱熹《诗集传》 4、《汉书．艺文志》 《毛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