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从方法论视角简论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docx

天道酬勤 从方法论视角简论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 童姿 摘 要：证据法学无论是相对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还是行政诉讼法来说，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都很为难，因为它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又是我们在深刻研习程序法时必须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尤其在刑事诉讼中，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专门的司法解释相比，证据这一局部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规制链条。随着时代的开展和科技的进步，电子证据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审理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但实践中关于这类证据的规那么非常零散，“有立法，无规那么〞的现象往往制约了电子证据发挥作用，一些可能起到关键作用的电子证据被排除在案件证明事实范围之外，这就导致了掣肘诉讼法的不利后果。因此，以方法论为视角来研究电子证据，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刑事诉讼;电子证据;方法论 引言 证据规那么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1]因此，我们研究证据问题的最重要意义就是如何将已经获得的证据转化为作为定案的最后根据。在转化的这个过程中，证据的适用毫无例外地会碰到这两个问题：首先，该证据能不能为法庭所允许，即该证据具不具有出现在法庭上的资格，具有该资格的证据是具有合法性、证据能力的证据;其次，一个已经出现在法庭上的证据能不能最后被法庭作为定案的依据，这需要存在一定的规那么予以标准。[2]这是我们证据法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但很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理论界对于证据法学的研究还是植根于理论层面，对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很少有所涉猎。尤其在当前的信息爆炸的大背景之下，在目前的刑事诉讼司法适用过程中，计算机犯罪案件和涉及网络电信的犯罪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多，电子证据成为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研究必须要跨越的一道门槛，但是我国对于电子证据的相关规那么有所缺失，电子证据往往被转化成其他证据来使用，这就消极地阻碍了电子证据这一证据种类存在的意义。2023年5月30日，两高三部联合公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假设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用专门条款确定了电子证据的运用规那么。这是中国第一次以五个权威机关联合发文的形式确定电子证据的运用规那么。这一“立法〞突破始于死刑案件，值得人们思考。无论是法律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我们都不能忽略办案人员在刑事案件中对于证据的采用和排除难题，因此最终还是要落實到司法实践中。笔者试图从方法论的视角，探索出电子证据在司法适用中的新思路。 一、研究评述 电子证据一直是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尤其在我国修改三大诉讼法之后，更是被纳入成为一种新的证据形式，但是由于立法上的滞后，关于电子证据的规那么出现了缺失，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类证据的操作也有诸多的不便之处，甚至在审查、运用的时候被排除在外，这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是不希望看到的。因此，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电子证据时，很大一局部都比拟侧重于追根溯源地挖掘出电子证据的属性问题从而引证其被单独运用时的合法性，试图从立法建议来完善我国的电子证据规那么，为诉讼法的内部框架再添砖瓦。我国对于电子证据的研究一直是非常热门的。而近十年学界以“电子证据〞为篇名的研究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本文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电子证据的研究进行综述，试图梳理我国对电子证据研究的开展脉络。 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的区别。无论是从信息技术开展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证据制度的完善角度来看，刑事诉讼法将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并行列举都不如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将电子证据单独列举更为明确。在刑事证据的证明力方面，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极有可能发生混淆。比方我国2023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71条①中，将视听资料明显视为一种间接证据，只有在能与之形成证据链条的其他证据的佐证之下才能发挥其证明力的作用，而如果将电子证据置放于视听资料的框架中，就会限制这类特殊的证据种类设置的意义。[3]如果按照视听资料说将电子邮件等计算机存储资料认定为视听资料，而又无其他证据相互佐证，即使该电子邮件真实全面可靠，也仍然会因其间接证据的证明力缺乏而被排除在可采证据范围之外。[4]因此，电子证据是“最新也最具开发潜力的科学证据〞。[5]对于此类证据的研究我们更可以尝试突破传统证据规那么的常规思路，来广阔地探索电子证据理念的内涵。 电子证据的取证主体和办案人员的取证能力。在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多以电子化形式出现，且大局部与网络犯罪相结合，给取证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及挑战。在取证主体上，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直接办案人员的介入，电子证据的取证方式表现出极强的专业性，而目前我国电子证据取证的现状是除专业技术人员外，公检法的办案人员对于电子证据的整体运用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电子证据的取证方式的特殊性要求特殊的取证人员来完成取证，这种特殊人员目前在行政执法部门包括如工商机关、税务机关、证券监管机关的电子商务处、科等，而在刑事司法部门主要包括网络警察和电子技术专家等，在这些主体中，有学者认为网络效劳机构应当与网络警察和电子技术专家并称为电子证据的取证主体，[6]但是网络效劳商在其中的地位就难以界定，需要案件的裁判者在具体的案件中加以判断。另外，关于我国电子证据取证主体的取证能力，学界和实务有着不同的认识。前者注重取证人员的法律素养以及专业资质认证，而后者那么将更多精力倾注在技术证明思维和加强取证人员和侦查人员的沟通协作方面。虽然我国的本科学位没有关于电子证据的专门学位，但不少政法类大学已经有了自己的鉴定中心和网络犯罪相关的课程，其师资力量能够满足培养两种专业相结合的复合人才的需要。[7] 电子证据在司法审判中的疑难。使用电子证据的最大挑战在于，不能轻易地将其划归传统的证据类型。[8]对于电子证据的收集、固定及认定亦需遵循与传统证据不相一致的适用路径与法律规制。在现行的我国法律标准中，对于电子证据收集、固定与审查的规定并不详尽，根本上未对电子证据进行专门化规定。刑事诉讼法仅在第48条明确了电子数据作为证据材料的法律地位，而对于电子证据的取证、审查、质证与认证标准那么笼统地与其他证据混为一体，尤其在第54条明确了非法言词证据与物证、书证的排除规那么时，并未对电子证据予以标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也仅在第63条、第220条、第227条、第228条对电子证据的收集作出了笼统的标准，但亦未因其特殊性而将之与物证、书证的取证规那么分立。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那么〔试行〕虽在第九章“侦查〞中规定了“调取、查封、扣押物证、书证和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一节，但除第238条专门就电子邮件的扣押、电子储存介质的保存与使用作出了规定外，也未就电子证据方面作出细化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于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审查与认定那么作出了专门化的规定，具体规定于第92条、第93条、第94条，其就审查重点以及排除范围进行列举，但仅就此规定而言仍未免过于粗疏，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产生适用上之疑难，以致于出现了某些违反法律精神的不合理做法。因此，在解决之道上，可以考虑在电子证据的收集与固定上，应以权力控制为核心，保障公民的财产权、隐私权等根本权利为出发点，以授权模式下的正当程序为重点进行构建。 四、 结语 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相比，其所具有的高度的专业性很容易让人望而却步。正如何家弘教授所说，与其被动地跟着走，不如主动地追着跑。[13]对于电子证据的规那么，应当严格做好从收集、保全到审查、判断、运用各个阶段的工作，同时要进行综合的考量，中间不可防止地会运用到各种方法。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司法裁判作准备，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可以确实可以看到不同的解决之道，但目前对该领域的研究尚在初级阶段，将之与电子证据的探索相结合，也要注意不可无视传统证据与电子证据的联系，这样才能为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保驾护航。 [注释] ①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 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区分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参考文献] [1]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189. [2] 陈瑞华.证据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证据科学，2022.1，2〔15〕：6-7. [3] 樊崇义，李思远.论我国刑事诉讼电子证据规那么[J].证据科学，2023.23〔05〕：518. [4] 刘显鹏.电子证据的性质探析—以与视听资料之比拟为视角[J]，蘭州学刊，2023.〔05〕.162. [5] 何家弘.刑事诉讼中科学证据的审查规那么与采信标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23，1-3. [6] 马云雪.论我国电子证据的审查与运用[J].中州大学学报，2023.〔05〕：26. [7] 许爱东，廖根为.网络犯罪侦查实验根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2. [8] 周新.刑事电子证据认证标准之研究[J].法学评论，2023.〔06〕：159. [9] 周新.刑事电子搜查程序标准之研究[J].政治与法律，2023.〔07〕：146. [10] 杨郁娟.论电子证据的司法鉴定[J].中国司法鉴定，2023.〔03〕：85. [11] 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J].法学研究，2004.〔02〕：107. [12] 陈瑞华.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J].法学研究，2023.〔05〕：128. [13] 何家弘.电子证据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