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济世”的上海公济医院.doc

“大公济世”的上海公济医院 　　当时的创办者也未曾想到，这家以疗养院的形式收治居沪外侨病患的小医院，在“学术倡导”与“济世活人”的理念下，竟能传承砥砺，即将走过一个半世纪历程。 　　近代上海租界的公共医疗卫生管理始于1860年代初期，当近代上海从一个传统商埠转变为条约口岸城市后，上海租界工部局在处理繁杂日常事务的同时，也首先将居沪外籍人员的医疗卫生纳入管理领域。1862年，法租界公董局成立。 　　在公董局的敦促下，上海公济医院1864年建立，经历了由外国人治理并为外籍人独享、1945年9月后为民主董事会制而且中国人等同西人待遇的两大阶段。这座曾自诩“规模之宏大，历史之悠久，沪上医院无与伦比”的医院，传承、创新、发展，延绵至今，即将迎来它的150周年诞辰。 　　1844年，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医师威廉?洛克哈脱在上海县城大东门外创设中国医院，是为沪上首家西医医院。而上海开设的第二家西医医院即为上海公济医院。 　　早期公济医院建制 　　初期的公济医院，租用法租界外滩洋泾浜附近的永安街东西路（即今中山东二路22号新永安路口）转角处的楼房作为院舍。1877年，建成病房楼4800平方米、辅助楼2412平方米、修女楼3458平方米，开设病床170张。医院迁至北苏州路190号（即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今乍浦路北苏州路口）， 中文定名为公济医院。 　　早期公济医院经费由法租界公董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津贴，并由医院董事会募资辅助。院务由管理委员会主理，医院迁至北苏州路190号后，医院改属公共租界，改组董事会由9人组成：3名驻沪领事、公共租界纳税者推选4人、法租界公董局推选2人。办院经费由公共租界工部局补贴一部分，其余由董事会筹措。所有院务一概由该董事会主持并委托扬子保险公司保管地契。 　　公济医院的医生以及医务人员均由外国教会机构委派，收费诊疗工作概由病家约请院外开业医师进行。后来英籍的马夏尔及马希两医师加盟，开设内科、外科、妇科、眼科、耳鼻喉科等，专门医治免费病人。急诊及其他无指定医师治疗的住院病人，也由他们轮流值班。那时已设一位住院主任和一位副主任，他们要轮值每天早晨的免费门诊及急诊，但不得有私人病人。内科住院主任兼任医院秘书及助理会计，由9人董事会指派并限定任期。医院医师皆为外籍，必须向公共租界工部局办理登记。 　　医院普通病床开放给具有外籍的华人，中国市民则只能入住头等病房。后来，在上海的外侨病患大多到公济求治，三等及免费病房经常被白俄、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菲律宾人、朝鲜人、印度人及有外籍的华人住满。医院还为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国的水手特设病房，商号、海关、警局人员也享受同样待遇。另外医院还设有婴儿病房、男孩病房及女孩病房。为安顿锡克族印度人，医院向公董局申请了建筑用地专辟一隅。 　　屡遭劫难的日占时期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时，日军指挥舰“出云号”和大量军舰都停泊在外滩黄浦江畔，公济医院立陷烽火前沿。时任院长香培儿医师带领修女们，在友人和工役帮助下，将70余位重病患者从医院中转移，辗转安顿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雷士德研究所，并在该处暂住到次年1月。其余医院职员为避战乱，皆逃至法租界蛰伏。 　　1940年，驻院管理人员贝吉斯被日军以“通敌”罪逮捕，其职位由日本人江藤义雄取代。几个月后，日军当局将公济医院指定为“病囚医院”，来自闸北、龙华、浦东、愚园路及其他集中营的患病英美侨民，也被陆续送到公济医治，最多时竟增至160人。至1945年8月医院控制权一直由日方指派或日籍医生把持，甚至收容外来病人也要经过日方许可。医院设备和药材等被日本人盗卖所剩无几，仅医用镭锭一项，原本备有200多毫克，可战后仅存30毫克。日本海军对公济医院觊觎已久，还一度想以“购置”来霸占医院，终因权属复杂，并非全为“敌国”所属而作罢，但停战前几个月医院还是被日本海军占用。 　　1945年8月15日，停战消息传来，公济医院一片欢腾。被长期拘禁于此的病囚及其亲友们劫后余生，分外兴奋。中国军方派代表前来祝贺安慰。当天下午，不同国籍的人们齐集修女院中，咏唱感恩诗以庆祝抗战胜利。 　　著誉杏林 　　抗战胜利后，公济医院被列为敌产。1945年8月上海市卫生局成立，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卫生局局长俞松筠指派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医官的朱仰高来沪，9月25日朱仰高代表政府正式接管公济医院。随即成立新董事会，董事会决定，保留公济医院定名，委任朱仰高为院长。从此，公济医院开始进入到办院经费自筹、收费自定、收益自主的中国人自主经营阶段。 　　接收之初，由于日占时期的劫夺破坏，医院百废待兴，设备几无，困难重重。幸而1945年冬，得到上海市卫生局的接济，加上院长朱仰高素广交游，利用私人关系借得款项，才勉渡难关。 　　走马上任的院长朱仰高出身德国海德堡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原来在沪行医多年，曾任上海同德医院医务长、大德高级助产学校教务长。1937年淞沪抗战时，他曾投身淞沪会战救护，任“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干事。近代普遍存在着各药房对医师处方多有致送酬金以资联络之行为，而酬金其实间接取之于病家。而战乱时期，“米珠薪桂，民不聊生”。朱仰高联合医界部分人士自动发起联名致函各大药房，要求自1940年元旦起将这些酬金普遍取消，并推动上海市医师公会及中华医学会上海支会等以团体行动积极推行，深得病患拥护。他在同道中也声誉颇高，与同道多有往来，在他的号召下，遍邀沪上名医，聘请到朱克闻（外科）、黄正（泌尿科）、赵东生（眼科）、陈鸿达（儿科）、孙成璧（耳鼻喉科）、尤彭熙（皮肤科）、张友梅（放射科）、龚闽珠（牙科）等开业医师担任医院特约主任，为医院兼职看诊但不领薪金。是故新旧患者多来院就诊，医院逐渐有了起色。 　　“流动医院” 利济大众 　　在诸多首创中，“流动医院”最为贫苦农民拥护称道。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华界卫生防疫设施破坏殆尽，租界也有所削弱，霍乱、天花、白喉、伤寒、猩红热等传染病连年流行。抗战胜利后，卫生防疫工作虽有所恢复，但经费支绌，人力有限，传染病死亡人数仍居死亡原因之首。1946年上海地区曾爆发霍乱，1948年又伤寒漫延，其中劳动人民的患病率尤高。城市中还有医院和慈善机构救治，乡村贫苦病患农民食且不继，难从医病。院长朱仰高每念及此，就痛下决心要推广乡村卫生医疗。虽然医院财政捉襟见肘，朱院长却一直在筹措办长期且完全免费施诊的“流动医院”。 1947年夏，“流动医院”首次赴大场镇出诊。在毫无宣传的情况下，首场送诊共吸引远近乡民来求诊者逾百人。他们一方面接近民众，宣传公共卫生；一方面诊治疾病、预防接种，免费送医布药，最高纪录曾达到一天看诊1100人。 　　他们每到一处，从搭帐篷开始，先要进行大量的现场布置工作，两顶帐篷则作为妇产科检查室和手术室，流动车拉上黑窗帘即是X光室还能当场洗冲X光片，车上最占位的是自动发电机，其次是X光机和妇产科手术台，不论出诊医师医术水准，如此装备绝对堪称当时“先进水平”。 　　“流动医院”每星期出诊一次，每次共派出医务人员20余人，随车医师至少达15人，出诊人员一律采用工余时间轮回。 　　统计下来，贫苦百姓以慢性疾病、皮肤病及沙眼为最。“流动医院”为疟疾、沙眼无限制施诊给药，施药量以一周为期，并在药袋上印行最简单、最易实行的公共卫生标语，还赠发通俗的防疫小册，一方面治疗，一方面推广公共卫生，此举也为我国“送医下乡”巡回医疗的发轫。 　　栏目主持人：沈海晨 mapwo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