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台湾历史和认同的女性书写.docx

台湾历史和认同的女性书写 作者简介：孙晟（1976.10-），男，福建仙游人，历史学博士，漳州天福茶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系，主要从事闽台区域经济文化研究。舒萍（1978.3-），女，湖北黄冈人，人类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主要从事闽台区域经济文化研究。  【】海神家族是台湾女作家陈玉慧基于自己对家族真实情感的一部半自传体小说，透过一个台湾女子的寻根溯源，融贯民俗、宗教、历史与人物回忆，记录了一部男性不断缺席的家族史，通过小“我〞的描摹，影射整个台湾的命运，糅杂了三代人近百年的台湾历史和认同。 【关键词】台湾历史;女性;认同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22)08-0024-02 陈玉慧的海神家族是一个半自传体式的小说，约十五万字，记载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一个家庭近八十年的历史。这个历史是由家庭中三代人的生命史串联而成，这个家庭就像在海中飘荡的小船，台湾和中国大陆在这八十年中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成为这个家庭破碎与重组的黑色海洋，对孤单的无助、对爱的渴望以及由爱生恨的复杂感情贯穿全书。这里的情感不仅仅是爱情，还有亲情，也许更多的是母女之情、父女之情和姐妹之情；认同也不只是寻找现实的家的历程，还是处于一个复杂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中的个人自我身份认同确定的过程。 1 民间信仰的女性书写 海神家族开篇第一句话“这世界上只剩下两个人知道这两尊神像的典故。那两个人是我母亲和心如阿姨〞［１］透露出小说中信仰的特色和以女性为主体的信息。 海神家族里最重要的神祗是海神：“它们（千里眼和顺风耳）是妈祖的将军，一个可以看千里之远，一个听力可以跟得上风速。妈祖是中国的海神，是台湾和中国闽南地区的女神，而这两个‘家伙’随着妈祖上山下海救济渔民和百姓，它们是该区的重要神祗。〞［２］除了海神，其它民间信仰诸如天公、地官、七娘妈、婚丧礼、出生礼也穿插于文中的不同章节中。其实，诸多关于台湾家族的研究都显示：家族中最重要的仪式是祭拜祖先，那么为什么在一部家族史的小说中讨论更多的不是祖先崇拜而是海神等一些民间信仰呢？  从小说文本来看，海神妈祖和她的两个部将的雕塑关系着“我〞的家族秘密：20世纪40年代末，外婆绫子与其小叔林秩男悖德又凄美的爱情。如果从台湾社会民间信仰系统的角度出发，我们会看到更深层的意义。小说开始追述的20世纪30年代，是日本统治台湾的紧缩时期（1926－1945）。这时期的后十年，日本设法切断在台汉人跟中国老家之间的文化脐带关系。在“皇民化运动〞中，各地寺庙神佛一起被燃烧，寺庙的财产被没收，台湾居民被强制奉祀日本的天照大神，参拜神社。［3］在小说涉及的台湾近八十年的历史中，民间信仰与官方宗教有着明显的区分：民间信仰属于草根阶层，官方宗教享有国家所确认的正统权威。日据时期的台湾，日本的神道是当局所推崇的。到了国民党接管台湾后，儒家代替了神道，基督教因为被蒋氏家族所信奉而在以“外省人〞为主的官僚上层有着普遍的影响。不过不管当政者的意识形态如何，民众仍然保持着自己对天公、地官、妈祖等诸神的祭拜。所以，选民间信仰为小说中的神祗更衬托出台湾一般人物的世界，而妈祖是台湾民间信仰中最重要的神祗。 妈祖是一个女性神祗，海神家族选择妈祖为主线之一而展开，自然地使人联想到台湾社会中民间信仰与女性的关系。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台湾汉人家族中最重要的仪式是祖先崇拜。在祖先崇拜中，基于父系为主的理念，追溯的是男系的祖先。家族的祠堂和族谱中女性是没有地位的，可以说，女性在家族这个环境里是被消音的对象，这是男权体制在民间社会最根本的表现。但是在祭拜海神、天公、地官诸神时，男女的界限可以是模糊的：无论男女都可以参与其中。 2 家族史的建构 “那个被人诅咒的家，那个让我们出门会被人吐口水的家。邻居老男人会假借关心却对小孩进行猥亵，在学校被老师同学嘲笑成狗熊的女儿。那个没有男人的家。我不但从未看过祖父、外公，我也很少看到我父亲。〞［4］寥寥几笔，勾画出家族的特点：一个男性缺席的家族。曾有人评论：“作家、新闻工作者陈玉慧用小说海神家族杀死了父亲。这本书是以她父亲、母亲双方家族的故事为根底，将家族的场景与台湾历史交织，经历了日治起始与终结、一九四九年从大陆流亡来台、白色恐怖入狱等时代，完成自己‘杀死父亲’的心理和解过程。‘我杀死的，’她解释：‘是沙文的父权。’于家族的历史上，她借着印刻出版推出的小说海神家族处理父亲在自己童年的记忆。〞［5］在这样一部小说中，家族的历史围绕着三代女性展开：外婆三和绫子、母亲静子和“我〞。 小说最先讲述的是“我〞的外婆三和绫子的故事。三和绫子是琉球人，因为父母早亡，便与弟弟寄居在舅舅家。由于她是女孩子，她得到的是比弟弟差得多的待遇：无穷的家务、无尽的责备、没有任何可以说话的人。为了从这种境遇中脱离出来，她与仅见了两次面（一次是相亲，一次是订婚）、在台湾当军警的吉野订了婚。1930年，绫子18岁，她只身前往台湾投靠她的未婚夫，结果得到的消息是：在她到达台湾的前三天，吉野在“雾社事件〞中被高砂族人杀害。绫子在台湾患上疟疾，却因此认识了台中青年林正男，也就是后来“我〞的外公。结婚十年，也就是1942年，林正男为了完成一直以来开飞机的愿望，而参加了日本在台湾的雇佣军离开了妻子和三个孩子。丈夫不在身边的绫子，与已婚的小叔林秩男发生了感情并有了第四个女儿心如，虽然两人最后天各一方，但内心深处对秩男的感情陪伴了绫子的后半生。1946年，丈夫林正男回家了，可是他变了一个人。他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并且有很多战争后遗症。所以，虽然丈夫回来了，绫子却比任何时候都孤单。日本战败，绫子因为是日本人而受到别人的排挤。小叔林秩男因参加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而被国民党追捕，开始了流亡的生涯。秩男离开了台湾，正男却因此而被抓走，绫子再次成为一个没有丈夫的人，直到她过世。 “我〞的母亲静子是小说第二个着力刻画的人物。静子从小就觉得她是家里四个孩子中受到待遇最不好的一个。在她的心里有两个敌对的阵营：一边是她和父亲正男，另一边是绫子、秩男和妹妹心如。她与年轻时的母亲绫子一样，想借着婚姻逃离没有爱的家，于是违背绫子的意思，找了外省人二马当丈夫，她并不知道二马有沾花惹草的习惯。二马与静子结婚后，不断地出轨，静子以死相逼，没有任何效果。1986年，台湾民众可以回大陆探亲了，二马执意要一个人回老家终老，静子对二马彻底失望。二马走后，静子成了一个赌徒。所以“我〞所见到的母亲，是一个从小没人爱，婚后也不能为自己而活的女人。她一切以丈夫为主轴旋转，无暇也不想顾及女儿们。 “我〞是静子的第二个女儿。小的时候跟着外婆绫子在理发店，憎恶外婆的冷漠和扫头发的生活；念书的时候，因为父亲二马是“匪谍〞而被同学歧视，没有朋友；在家里，母亲的眼里只有父亲，“我〞是一个得不到母亲眷顾的孩子。本来“我〞对父亲还有丝依恋，尽管他经常流连在外面的女人那里。但自从因为一次“我〞不小心将一锅饭打翻而被父亲无情地罚跪在家门口时，“我〞对父亲的感情也死亡了，从此极少与父亲说话。20岁，为了逃离那个讨厌的充满神秘的家，那个没有男人的家，“我〞离开台湾到欧洲求学。从“我〞的眼中看过去，“我〞的家庭是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男人都是不负责任，抛妻弃子的人。男性在小说中是被扼杀的：不是失踪就是客死他乡，或者是得了不治之症。小说中心如阿姨“父亲是不详〞的，对于“我〞来说，“有时我觉得我已把父亲杀死了〞。 所以，海神家族中家族的历史是一部女性的历史。根据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台湾的研究，台湾汉人家族社会是一个以父系为主的社会，[6]可是在这本小说中，展现的显然是一个非常态的家庭形态：女人是家庭的支柱。这样的家庭形态通常在“小婚〞[7]或者说入赘婚中才常见到，但小说中并没有这样的婚姻形态。小说中的几对婚姻：绫子和正男、秩男和秀文、静子和二马，包含着日本人和台湾人的婚姻、台湾本省人之间的婚姻、台湾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间的婚姻。可以说，台湾的几种不同人群之间的结合在这一个家庭中都得到了反映。正因为这些婚姻模式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小说所刻画出的包含这些模式在内的家族史在台湾的社会中就具有一定的普释性：这样的家庭都是不同的台湾历史开展时期（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国民党对台湾的接管、1949年后两岸的隔离到1986年两岸民间的互通往来）下的产物。 海神家族里女性的历史又折射出台湾社会的历史。例如，日据时期的“雾社事件〞，国民党时期的“二二八事件〞，1986年台湾解严，民众可往大陆探亲等等，而且每一个事件都影响着人物的命运：“雾社事件〞使三和绫子没有了未婚夫，但是却使她与林正男结为夫妻，定居台湾；“二二八事件〞使绫子失去了爱人和丈夫，静子失去了父亲，整个家庭失去了常规；台湾民众能去大陆探亲那么使“我〞失去了父亲。可以说，海神家族不仅仅是一部父亲缺席的小说，更是一部女性对历史的记忆。联系前面的分析，如果小说中的女性代表着台湾的话，那么女性的历史记忆亦可看成是台湾人的集体记忆。 总之，海神家族以女性的神祗为主线，从信仰认同的角度展示了台湾开拓和开展的历史，同时也从一个男性完全缺失的家族史来展示台湾与日本、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变化。不同的政治事件对台湾普通家庭影响深远，作为了解祖母和母亲辈的故事的“我〞，用自己的视野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台湾历史和认同，表达出那份对“家〞渴望与失望交织的情感，道出了“我〞最后要寻找的不仅是一个实体的“家〞，更是一个心灵的“家〞。 参考文献 [1] 陈玉惠.海神家族.台北县中和市：INK印刻2004年版，第1页 [2] 陈玉惠.海神家族.台北县中和市：INK印刻2004年版，第2页 [3] 宋光宇.试论四十年来台湾宗教的开展.台湾经验（二）——社会文化篇，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183页 [4] 陈玉惠.海神家族.台北县中和市：INK印刻2004年版，第8页 [5] 参见网页.tw/new/news/. [6] 大多数学者如王崧兴、庄英章、Pasternak持这种意见，不过陈奕麟那么认为他们的研究无视了台湾人自己的经验，是一种强行将台湾文化纳入中国文化体系的一种做法。参见王崧兴，论血缘与地缘，中国的民族、社会与文化，台北：食货出版社1981年，第21－31页；庄英章，台湾汉人宗族开展的假设干问题，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36期，第113－139页；Pasternak Burton. “The Role of the Frontier in Chinese Lineage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8 (3):551-561；陈奕麟，由“土著观点〞探讨汉人亲属关系和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81期，第1－18页。 [7] Authur Wolf and Chieh-shan Huang. 1980.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