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早期焦虑与沙盘游戏的象征.doc

儿童早期焦虑与沙盘游戏的象征 一、   问题的提出——儿童早期焦虑是潜意识的自体焦虑 在中国，儿童不仅是“祖国的花朵”，更是每一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寄托”。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承载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的所有投射（普通用语曰期望）。一般人认为，儿童的焦虑可想而知。殊不知，儿童的另一联结——妈妈，才是真正的焦虑者。从孕育的那一刻起，中国妈妈也同样承载着家庭乃至家族的所有压力。她们担心自己的一举一动不符合养育的真理，伤害到孩子。有一群妈妈，孩子在同一个幼儿园上学，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学历高，有些是双硕士，有些是博士后，且是留洋归来的高学历知识分子；不工作，全身心陪护孩子；爱学习，形成一个论坛，阅读各种各样的育儿类图书，参加各种各样的专家学习班。在和她们交流之后，我发现她们崇拜权威的背后是共同的焦虑与压力，那就是我上文所说的，担心自己的一言一行不符合育儿真理，害怕伤害到孩子。同时也担心外在环境不够好，伤害到孩子。这应该是中国年轻妈妈的缩影，也许每个人的条件和环境不一样，但妈妈的担心和焦虑却是相同的，以至于扩散成学校焦虑，教育焦虑，社会焦虑。 做儿童咨询，容易受这种焦虑的误导。我们都知道，母亲是孩子的第一客体，从好乳房坏乳房到理想性客体，都强调了母亲要成为“足够好的母亲”才能让孩子建立起健康完整的心理结构，用良好的自我去调节本我与超我的冲突。这就让咨询师把重点放在了解儿童的养育方式上，努力在其中找到症结所在，并对母亲进行分析，指导母亲该如何做“足够好的母亲”，认同母亲的焦虑，分析其焦虑。结果却往往是咨询关系的中断。这曾经让我困惑不已。我发现，面对儿童，最小到四岁，最大到十二岁，都可以迅速地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而面对母亲，每一次都认为交流很顺畅的时候，却在下一次预约之后中断了。之后，我开始摸索儿童咨询师与儿童母亲的关系建立，在督导师的讨论帮助下，我整理了我所做的十几个儿童案例，慢慢发现，咨询师应以儿童为主体，从儿童的身上寻找焦虑源，与母亲一起面对，共情母亲，才能真正帮助到来访者。有了这样的观点转变，咨访关系开始变得稳定而持久。 这里以一个案例说明。巧巧[1]咨询到第六次，咨访关系很稳定，情绪日益开朗，很愿意到咨询室来。第七次，为了进一步了解家庭模式，征得巧巧同意后，我邀请巧巧父母与巧巧一起做沙盘十五分钟。结果，整个沙盘过程非常凝滞，关系紧张。父母走后，巧巧丢弃了最先拿的医疗玩具，重新退回原始防御象征——恐龙排队往左行（潜意识方向）。结束时，巧巧不和我说再见，一声不吭地走了。第八次虽然来了，但据妈妈说，是不拒绝，而不像以往的迫不及待。显然，自恋暴怒，共情断裂。这是咨询师没有关注来放者内在的焦虑，而把关注点放在了关系上所导致的。事实上，家庭模式、养育方式虽然是导致儿童产生症状的重要因素，但归根结底，首先是儿童的原始焦虑，一种潜意识的自体焦虑，即弗洛伊德所说的：“焦虑来自原欲的直接转化。[2]”这个观点对于治疗有着重要的意义，表现在（1）有利于咨询师跟随儿童走向深层心理状态；（2）有利于咨询师与儿童母亲建立更好的共情关系。 儿童的早期焦虑是一种潜意识的自体焦虑，这是我的一种整合性观点。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潜意识焦虑，这是古典精神分析的观点，尤其是克莱因的观点。克莱因认为，“对于儿童来说，原欲的兴奋未被满足而转变为焦虑[3]”。二是自体焦虑。这里借用了科胡特的自体观点，想强调的是儿童自我形成时本身存在的焦虑，而不是由于克莱因所认为的“最早期的焦虑内容是婴儿害怕万一妈妈‘不在’，自己的需要将不能被满足的危机感”[4]。这样一种自体焦虑表现在婴儿与生俱来的本能——生本能与死本能。生本能决定了他需要爱，对爱的缺失的害怕；死本能决定了他的攻击，对被攻击的恐惧和攻击坏客体的罪疚感。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儿童的幻想过程并用象征的形式表达出来。或者是对童话故事和恐龙的既喜欢又害怕，或者是对类似于奥特曼形象的认同和对魔怪的恐惧，又或者是通过各种症状表达。“一切形式都是象征的表现”[5]，弗洛伊德用“阉割焦虑和阴茎羡嫉”来表达这种象征，克莱因用施虐受虐的语言表达这种象征，安娜·弗洛伊德用防御机制来表达这种象征。本文则意图用儿童的沙盘游戏来呈现这种象征。 我在儿童咨询中，使用的都是沙盘。最开始并不是我对沙盘的钟爱，而是儿童对沙盘的钟爱。在我的儿童咨询中，没有一个孩子进入沙盘室表现过阻抗的，都是迅速选择自己需要的沙具做起游戏来，小到四岁孩子，大到十二岁儿童，无一例外。而沙盘对儿童的治愈效果常常让我震憾，吸引我继续探寻沙盘的治疗意义。有个自闭症儿童，经过沙盘以后，现在已进入正常小学上学。虽然他不能算是重度自闭症，但到康健园的原因是因为不适应小学被退回，如今已重新回到小学上学。沙盘中，儿童以各种意象呈现其内在的潜意识焦虑，总结十几个儿童个案沙盘，可以看出，无论是何种症状的儿童，只有解决了内在的对死亡的恐惧焦虑，让潜意识流动起来，与意识层面相联结，才能真正治愈。这一点，与克莱因的结论不谋而合。她在其论文《精神分析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中提到，“在分析我最早的儿童病例时，我发现我的兴趣集中在其焦虑以及对这些焦虑的防御上，这带领我更深入地进入潜意识以及孩子的潜意识幻想生活中。”[6] 因此，在我的儿童咨询中，虽然我对克莱因对儿童进行精神分析式立即诠释还不敢尝试，也有些怀疑[7]，但我会带着克莱因的理论视角去理解儿童的沙盘过程，这有利于我对来访者的共感和共情。因此，本文虽然有一点原创性的观点，但更多的是从沙盘的视角去印证，距克莱因创设理论八十年后，远在中国的儿童来访者，有着同样的潜意识焦虑，由此更证明克莱因关于儿童早期焦虑的理论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二、   游戏与沙盘游戏的治疗意义与象征作用 早在1923年，克莱因（Melanie Klein）就发明了游戏技术，应用在儿童精神分析上。她的第一个儿童游戏个案只有两岁九个月大。起初，她是在来访者家里做精神分析，用的是来访者自己的玩具。后来，她发现不应该在孩子的家中做精神分析，不利于移情情境的建立，也容易激起母亲的矛盾态度，使治疗带有敌意。“（移情情境）只有在病人能感觉到治疗室或游戏室是与其日常家庭生活分开的，才能建立起来并且加以维持。”[8]同一年，克莱因给一名七岁的女孩做精神分析，这次是在克莱因自己家里。但开始几次的治疗没什么进展，让克莱因感到一筹莫展，甚至发现她开始退缩。有一次，克莱因到自己孩子的婴儿房拿了一些玩具、车子、小人物、几块积木、一辆玩具火车，把它们装在一个箱子里带到病人那里，那个孩子立刻对这些玩具产生兴趣，开始玩起来。克莱因通过观察她的玩耍来进行诠释，分析开始顺利进展，孩子在学校和家里的表现也变得好转。[9]克莱因认为，游戏活动可以表达无限多样的情绪出境，同时也可以在儿童的游戏中，发现日常生活的真实经验与细节的重复，经常与其潜意识幻想交织在一起。 沙盘游戏（Sandplay），由瑞士荣格分析心理学家多拉·卡尔夫（Dora Kalff）于1957年正式创立。她在沙盘游戏中注入了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无意识理论，突出原型与象征性的作用，从而使沙盘游戏具有了心理分析的治疗效果。而追根溯源，沙盘游戏可以追溯到1911年英国作家威尔斯（H.G.Wells）的著作《地板游戏》（FLOOR GAMES），书中描述了他和他的分别为十岁和八岁的两个儿子的游戏过程。他们在地板上用各种玩具形成不同的游戏内容，孩子们玩得开心而投入，显出令人兴奋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英国心理学家马格丽特·洛温菲尔德（Margaret Lowenfeld）受《地板游戏》的启发，创造了沙盘游戏的前身——“世界技术”（The World Technique），孩子们在她的诊所里把玩具和模型放到分别盛有沙和水的两个盘子里玩，成为洛温菲尔德与孩子们有效的沟通工具，就像一种“语言”，表现出孩子们的“问题”。多拉·卡尔夫是在学习了洛温菲尔德的世界技术以后，结合荣格心理学理论和中国文化，创造了沙盘游戏及其理论。[10] 申荷永教授认为：   沙盘游戏治疗是由多拉·卡尔夫发展创立的心理治疗方法，它是运用意象进行治疗的创造形式。“是一种对身心生命能量的集中提炼”（荣格）。其特点是在医患关系和沙盘的“自由与保护的空间”中，把沙子、水和沙具运用于意象的创建。沙盘中所表现的系列沙盘意象，营造出沙盘游戏者心灵深处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持续性对话，以及由此而激发的治愈过程和人格发展。   对比克莱因的游戏技术与卡尔夫的沙盘游戏，我们可以看出， 它们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两点： （1）    空间的自由与限制不同 克莱因的游戏技术几乎没有空间上的限制。洗手台也是儿童活动的场所，儿童可以自己带东西到游戏中来。沙盘游戏则有明确的空间，主要是两个具有固定尺寸、装有沙子的沙箱，当然，儿童有时候的游戏会超出沙箱，但至少只允许在沙盘室里而不能跑到咨询室以外。沙具也是咨询师准备的，强调的是一种界限。 （2）使用的理论基础与技术不同      克莱因以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为理论基础，强调咨询师跟随儿童，参与他的游戏过程，建立移情情境，游戏的工作重点是移情分析与诠释。沙盘游戏则强调创建一个“自由与保护的空间”，咨询师接纳与包容儿童的“移情与反移情”，让儿童在沙盘中创建各种意象，连接意识与潜意识来达到转化，从而获得治愈的效果和人格的发展。 但本文更想强调的是它们的共同之处，即都是因儿童本身的游戏天性而创造出的技术，都是把游戏作为与儿童沟通的有效工具。而且，克莱因认为，要用多样的小的玩具，玩具必须是非机械性的。这一点和沙具的要求几乎一致。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无论是威尔士的地板游戏，还是克莱因的游戏技术，还是洛温菲尔德的世界技术、卡尔夫的沙盘游戏，体现出来的都是孩子的自发天性——玩耍。心理咨询的第一要义，是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让孩子玩，和孩子玩，陪孩子玩，便是儿童咨询中建立好的咨访关系的最有效方式。儿童来访者，一般不愿意叫咨询师“老师”，或者当你想和他（上学的儿童）交谈时，他首先会问：“你可不可以不像老师那样和我说话？”游戏具有治疗的意义，它能解除来访者的阻抗，让儿童进入潜意识，通过流动而非静止的游戏，建立一种情境故事，达到自愈的功能。 沙盘游戏，申荷永强调“得之于心，应之于手”，是以心为本的心灵治愈过程。所谓心，包含潜意识的内在，让身体（手）与外在世界连接（沙子与沙具），治其所不安，安其所安。我从儿童的角度赋予沙盘游戏另一种象征意义，我认为沙盘游戏，是孩子的子宫。儿童在沙盘室，就像回到安全的子宫里，咨询师在这里营造一种“自由与保护的空间”，抱持与守候。自由，表达的是孩子在沙盘室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他不一定需要咨询师的参与，但需要咨询师的接纳与保持（hold on）。有了这一点，儿童很快就能进入潜意识世界，甚至是集体潜意识世界，在流动的沙子、流动的游戏中，达到意识与潜意识的连接，从而达到自愈[11]与发展。保护，表达的是咨询师就像一个巨大的沙具，这个沙具象征着保护与安全。可以是儿童各种潜意识的幻想投射，咨询师要能感受到。有时候，儿童用刀子把我的手切下来，煮着吃；有时候，儿童要我扮演他的病人；有时候，他在我面前尿裤子或者大便。无论是正性的还是负性的投射，儿童都是在安全的子宫里，在他的安全空间里进行，都是允许的。于是，儿童几乎没有阻抗就让潜意识浮现，内在的能量开始聚集，就像荣格所说的炼金术，在沙盘空间里达到平衡，从而获得更强大的自我去应对外在的世界。这就是沙盘游戏的治疗意义。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主席茹思·安曼（Ruth Ammann）认为，沙盘游戏能够提供身体和心灵、物质和精神的相互作用。[12]这句话正可表达我的关于沙盘游戏是儿童重回子宫获得自愈，达到炼金术般的平衡象征。 荣格认为，人类用以表达思想的口头及书面语言充满着象征。“我们所称的象征……除了一般的、显而易见的含义之外，还必须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某种模糊的、不为人知的、隐藏的含义。”这种象征具有一种从未精确规定过的、从未透彻解释过的、更加广阔的“无意识”特征。[13]《道德经》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