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中的儿童形象.doc

余华小说中的儿童形象 ] 摘 要：余华小说中普遍存在着一组具有独特特征而又被人容易忽略的群体——儿童形象，他们既是暴力死亡的承受者，又是苦命孤独的见证者，更是成人世界的映射者。这些大量的儿童形象，既表达了余华内心的童年印记，同时又借助儿童的目光和思维表达了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直观感受和真实体验。 关键词：余华；儿童形象；特征；童年记忆 余华，盛名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中国当代作家，从其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之后，就很受文艺评论界的关注，直到余华的近作《兄弟》面世之后，社会上又掀起了一轮新的研究热潮。对余华的研究已有24个年头，到目前为止，余华研究大体上从五个方面展开：1．在对余华创作观的探讨方面；2．在先锋精神与创作转型领域；3．在其作品的表现内容方面；4．在关于余华“怎么写”的文本形式研究中；5．在关于本土和外来影响层面。[1]本文所探讨的内容属于第三个层面。但是，在众多的关于余华小说表现内容的研究中，依然存在着一个被遮蔽的群体：儿童形象。在余华的小说世界里，儿童群体是“在场者”而非“缺席者”，因此，对这一群体形象的特征分析与作者创作这一群体形象的原因探究确实是很有必要的。 一、 暴力死亡的承受者 余华早期的小说以冷静的表现暴力和死亡著称，并由此形成了其小说创作一个极为明显的主题。儿童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正是他们被首先推到了暴力的舞台上，以承受者的角色游走在暴力的阴影中。 余华是描写暴力的天才，他冷酷客观而又出神入化的白描着针对儿童的暴行。《古典爱情》中屠夫为了保持人肉的新鲜，对作为菜人的幼女采取了凌迟般的宰杀：“店主的利斧猛劈下去，听得‘咔嚓’一声，骨头被砍断了，一股血溅得店主一脸都是。幼女在‘咔嚓’声里身子晃动了一下。然后她才扭回头看个究竟，看到自己的手臂躺在树桩上，一时目瞪口呆。半晌，才长嚎几声，身子便倒在了地上后哭喊不止，声音十分刺耳。”[2] 《现实一种》里四岁的皮皮因为好奇而失手摔死了自己的堂弟，在得知自己的儿子是由皮皮摔死的，山峰马上朝皮皮走去，残酷的暴力便开始了：“接着他看到山峰把皮皮的头按了下去，皮皮便趴在了地上……与此同时山峰飞起一脚踢进了皮皮的胯里。皮皮的身体腾空而起，随即脑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声音。” 《黄昏里的男孩》尽管没有把人物的命运定格为死亡，但我认为这是一篇将暴力承受者的形象刻画到了极致的作品。衣衫肮脏的男孩深受饥饿折磨，在孙福的水果摊前苦苦乞求，然而得到的只是孙福粗暴的拒绝和呵斥。男孩趁孙福不注意偷走了一个苹果，于是，一场由孙福主导的追捕和暴力惩罚就开始上演了：“追上来的孙福挥手打去，打掉了男孩手里的苹果，还打在了男孩的脸上，男孩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孙福一只手抓住他的衣领，另一只手去卡住他的脖子。……接着孙福两只手一使劲，‘咔’地一声扭断了男孩右手的中指。”孙福对男孩的摧残既有殴打、致残的肉体暴力，更有示众、自我羞辱的精神折磨。孙福对男孩实施残酷的惩罚，是在道德的名义下进行的，他一再振振有词的声称：“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小偷”，“我也是为他好”。 “这样，道德的维护者对男孩实施的不道德行为就既合情又合理了。更让人震惊的是，小说中的旁观者对这残酷的一幕竟然无动于衷，他们都不知不觉的站到了孙福的立场上，至此，不道德的惩罚被合法化了。”[3]而黄昏里的那个男孩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恶毒的孙福。 以为余华小说中儿童的死亡仅此而已是大错特错的，《河边的错误》中发现人头的男孩被疯子用柴刀砍死；《在细雨中呼喊》里的孙光明被淹死；《难逃劫数》中打电话的男孩被打死；《死亡叙述》中两个女孩被汽车轧死；《兄弟》中孙伟被红袖章用理发推子绞断颈部动脉而死……余华在作品中不厌其反的描写儿童的受暴和死亡，把儿童置于最直接、最赤裸裸、最野蛮的行径中。 二、 苦命孤独的见证者 余华小说中的苦命儿童形象也为数不少，在暴力阴影笼罩下生活的儿童是一类，还有一类则是命运对他们的不眷顾。 《蹦蹦跳跳的游戏》中，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到一家医院去治病，没写小男孩得了什么病，病了多长时间，病情如何，只写了他们在医院门外的三个镜头。第一个镜头，他们第一次送孩子来医院，医院没有空出来的床位，他们就回家了。第二个镜头，第二天他们第二次来医院，孩子终于住了进去。第三个镜头，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这对夫妇走出医院，孩子死了，他们安静的走了。 这个孩子无名无姓，在病魔的手中他没有一丝的反抗，只能顺从，幼小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他可能还没有体会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没有体会到童年的快乐，他的父母或者就是他短暂生命的慰藉，蹦蹦跳跳的游戏亦或是他最开心的事情。如此巨大的痛苦悲伤，却写得这般不动声色；不写痛苦悲伤，却能够感受到痛苦悲伤的声音，这只有写过《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余华才能写得出来。 《活着》中的有庆也没有幸免于苦命的玩弄。他每天一大早起来，给他心爱的羊割草,喂食,然后跑步去上学。中午再回来,给羊喂食,再跑步上学。为了不把鞋子跑坏,他习惯了把鞋子拿着跑,到了目的地再穿上，甚至在下大雪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很喜爱他的羊,在公社把羊充公以后,仍然每天去看他它们,他只是想抱抱它们。这样可爱的孩子,最后也死了.他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时常挨饿受冻。肚子饿了，就去喝凉水。这个孩子的血型和县长夫人的一样，不幸就这样发生了，县长夫人活了,可有庆却被抽血抽死了。他躺在医院那个小房间冰冷的床上,他在等着他的父亲把他带走,接他回家.这样一个孩子,他只想他的羊吃得饱饱的,然后跑步去上学,有时候会有一分钱一颗的糖吃。可惜,他就这样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凤霞——有庆的姐姐,在很小的时候她还是会说话的，但在富贵被拉去当兵之后她生了场大病，就不能再说话了，成了一个哑巴，从此她的人生轨迹就彻底发生了转变。渴望爱情和婚姻的凤霞只经历了短暂的幸福，后因生孩子难产死在医院里。凤霞的孩子苦根，从名字上就已经定位了他的身世和往后的命运。自打苦根一出生就失去了自己的母亲，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孤儿，谁料想最后的结果更残忍，苦根竟然被撑死了。《活着》中把苦命儿童的人生推向了极端。 《兄弟》里的宋钢，怎么看都像一个苦命受难的形象。在母亲去上海治病、父亲被批斗关押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弟弟李光头相依为命。父亲被造反派毒打致死安葬乡下老家后，母亲把他留下来照顾风烛残年的老地主爷爷，一呆就是十年。在那个视地主为阶级敌人并时时刻刻对其进行专政的年代，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要去照顾一个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且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老人，谈何容易？这十年他和爷爷是怎么过来的，其中的苦难辛酸，局外人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儿童形象不仅是苦命的，同时也是孤独的。《在细雨中呼喊》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小说中，胆小怯弱、敏感丰富的“我”整个从六岁到十八岁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无尽的孤独，“我”经常来到池塘边独自派遣孤独，在村人眼中，“我也越来越像一个怪物”。[4]这种对孤独的深刻感受真切地写出了一个孩子的内在体验。“我”的哥哥孙光平在爱情失败后，在被城里孩子出卖和抛弃后，感受到的孤独更是接近绝望。而鲁鲁、苏宇他们也处在无尽的孤独中。孤独意识深深困扰着这些年幼的孩子。 三、 成人世界的映射者 儿童本应该是天真无邪的，他们正处于人生的萌芽期，生命的花朵刚刚开始绽放，儿童的双眼本未经世事的熏染，稚嫩、纯真、美好是他们的代名词，但在余华的作品中却出乎人们的预料。 如果说成人对儿童的残害依然属于成人世界的罪恶，那么孩子对孩子的和成人的伤害则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余华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不仅是暴力和罪恶的承受者，还是制造者和执行者。 《现实一种》中的皮皮抽打和卡扼自己的堂弟，并最终将堂弟摔死：“这哭声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悦，他朝堂弟惊喜地看了一会，随后对准堂弟的脸打去一个耳光。……他就这样不断的去卡堂弟的喉管又不断的松开，他一次次地享受着那爆破似的哭声。……”他在堂弟的痛苦和那流淌的鲜血中获得的是无比的快感。皮皮或许长大后就是另外一个山岗或山峰。 《死亡叙述》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那个十来岁的男孩从里面窜出来，他手里高举着一把亮闪闪地镰刀。他扑过来时镰刀也挥了下来，镰刀砍进了我的腹部。……”正是这个十来岁的男孩“在我被别人推了一下后，又用镰刀给了我致命的一击，他狂热的加入了对我袭击的队伍中，用他的镰刀伴随着那个女人的锄头和大汉的铁器共同完成了对我的‘惩罚’”。 《细雨中呼喊》中，相对于孙光林略带压抑的性萌发和成长过程，苏杭则以一种大胆激进的方式来完成这一成长过程，他毫无顾忌地谈论异性，追求女生，传看女性生理图片，甚至于非礼老妇人。相比之下，苏宇的成长过程则充满了更多的现实悲剧，他既没有像孙光林那样将忍耐、压制和温和的探索进行到底，吔没有像苏杭那样自始就走上自我放纵的道路，他在科学探索而不得的时候，以一种严重违反社会道德、法律法规的方式爆发。余华将不同类型的被性意识笼罩下的儿童的生理和心理都做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他们或者无法抵御“性”的诱惑，或者无法抗拒青春期“性”的猛醒和泛滥。为了情欲，他们或者背叛自己的家庭、基本的伦理规范，或者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兄弟》里的李光头，他的人性质量在七八岁时便初见端倪，到十四岁那年的“偷窥事件”发生时基本定型。八岁时，李光头性欲勃发，偷看了父母交欢后在长板凳上磨擦下身，后来还在木头电线杆上磨擦，并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磨擦，他觉得很舒服，磨擦得红光满面。后来别人告诉他这是“性欲”。再后来他每逢磨擦，就呼喊着“我的性欲来了”。后来他到了十四岁，便胆大地将眼睛瞄准了白的胖的瘦的小的大的不大不小不胖不瘦的女人屁股。小说中通过一个儿童在欲望的驱使下发生的偷窥行为，诱发了刘镇男人们集体性的变相偷窥，以一种荒诞的充满幽默的叙述，写出了那个禁欲与反人性的时代人们的性压抑，以及用人性扭曲的形式有限度地宣泄被压抑的欲望。 余华在此一反在他的其它小说中将儿童置于成人暴力和罪恶的牺牲品之下的书写形式，将儿童推置暴力者和实践者这一惊心动魄的角色之上，而孩子的暴力行为和性意识不能不让人将其根源归因于人的本性。余华一方面借助孩子的眼睛完成了对成人世界的独特发现和结构，另一方面又将探索的笔伸向孩子本身，将人们通常意识中的纯洁无比的孩子形象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余华正是借用儿童的视角来表现他的令人震撼的现实却不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儿童眼中的世界给人以无法抗拒的真实感。正是在儿童视角之下，余华鲜明地展现出现实世界的混乱、罪恶与龌龊不堪，余华自己的情感表达和价值判断也自然得以凸显。 余华为何这么偏爱儿童形象？ 这一切皆出自作者童年的记忆。童年记忆对作家的创作有重要作用。童年，是一个人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的初始阶段，对于一个作家而言，童年记忆会在他的创作中留下深刻的印迹。正如余华自己所说：“一个作家的童年其实就是决定了他今后写作的方向，我小时候的感受就是这样。”[5] “我的写作全部是为了过去。确切来说，写作是过去生活的一种记忆和体验。世界在我的心目中形成最初的图像，这个图像是在童年的时候形成的，到成年以后不断重新地去组合，如同软件升级一样，这个图像不断变得丰富，更加直接可以使用。”[6] 那么，余华童年时期的感受是什么呢？余华父母都是医生，这一特殊的身份使他们忙于自己的工作，常常忙的连饭都吃不上，更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对孩子的管束少之又少，但是生性胆怯的余华在童年时期并没有过得自在和狂野，更多的时候是父母将他们兄弟俩关在上锁的阁楼里，很少得到父母的关爱。在余华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们家搬到了医院里住，并且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所以余华说：“应该说我小时候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的恐惧。”“我喜欢酒精和福尔马林的气味，我对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经历导致了他童年时期温情的缺失，而多了对孤独、恐惧的体验，同时也造就了余华在写作中特有的沉着与冷静。从而可以看出余华为什么总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