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比较文学形象学.doc

比较文学形象学比较文学形象学 【德】狄泽林克 著 方维规 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7)03-0152-16【译者按】在西方比较文学界，形象学早已不是陌生概念；它的历史已经不短。十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界日益关注这一研究方向。孟华的不少译介文章及其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2001)一书，无疑为这一研究方向在中国的推广做出了贡献。然而，当前一些专著和教科书中对形象学的历史、方法、特点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介，似乎还有一些值得补充的地方。因此，笔者以为有必要继续介绍一些形象学文献。本文是狄泽林克(Hugo Dyserinck)1977 年版比较文学引论(Komparatistik.Eine Einfhrung)第二部分第一章第三节：“比较文学形象学”(“Komparatistische Imagologie”)。这是国际学界公认的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纲领性篇章之一。狄泽林克是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首屈一指的人物，也是 20 世纪 50 年代加雷和基亚倡导研究他国形象之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时，韦勒克及其追随者对法国研究方向的批判，将形象研究打入冷宫，是狄泽林克关于“形象”与“幻象”及其比较文学研究中对这个问题的探讨(1966)这篇短文，使得形象研究“起死回生”。比较文学形象学自 60 年代以来的重新定位或曰真正突破，无疑得感谢狄泽林克；Imagologie(形象学)这个学科分支的名称也是他首先引入比较文学的，他被不少人称为当代欧洲形象学之父。狄泽林克以文化研究为重点的形象研究，以及他领军的德国亚琛学派亦即亚琛比较文学纲领对形象学的重视，不管在理论阐述方面还是研究实例中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狄泽林克重新倡导形象学之后，谁也绕不开他，即使是新的发展和新的视野，也是一种或明或暗的反应。比较文学引论一版再版，在这期间，形象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并蔚然成风。本篇比较文学形象学毕竟初版于 1977 年，作者本人在 80 年代、90 年代的论述中也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一些修正，从而使形象学成为一个真正的体系。比较文学形象学产生于这个研究领域被奚落被冷落的时期，因此，狄泽林克在文章中为发展这一研究方向“摇旗呐喊”，有些陈述和论点因为新的发展已经过时，还有一些想法未必高明。尽管如此，本篇中的基本或主要观点以及狄泽林克后来的一些论述，依然是当今西方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和实践的主流。另外，本文中提出的某些设想，也已经成为现实。另有一些观点，至今还在显示其现实意义。为了更好地理解比较文学形象学一文及其在这个研究领域发展史的意义，笔者先对在狄氏此文及以后的论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形象学迄今的基本认识作一个大概勾勒：“比较文学形象学”主要研究文学作品、文学史及文学评论中有关民族亦即国家的“他形象”(hetero image)和“自我形象”(auto image)。形象学的研究重点并不是探讨“形象”(拉丁语：imago，法语和英语：image，德语：Bild，俄语：)的正确与否，而是研究“形象”的生成、发展和影响；或者说，重点在于研究文学或者非文学层面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的发展过程及其缘由。形象学的出发点是，每个“自我群体”(we-group)不仅知道自我认同的话语，亦了解认知“他者”(the other)的话语，并以自我区别于他者。各种“形象”话语是“群体象征系统”或曰“群体标记”。群体可以指一种文化，且常常指政治形态上的国家，或者一些较小的亚属文化群体。他者与自我“群体标记”是一种两极结构或曰正反结构：在形象的形成过程中，自我形象与他形象相互照应和相互作用。自我与他人的划分形成了自我形象与他形象的对照基础：“他者”是群体得以自我界定的必要的衬托体。相反，自我形象则首先是作为他形象的反面呈现出来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往往是程式化的。“形象体”(imagotype，image)是对错综复杂的现象的化约，是人云亦云、习以为常的固定认知形态，也就是体现于语言文字的“俗套”(法语和英语：clich，德语：Klischee，法语：strotype，英语：stereotype，德语：Stereotyp)。俗套“他形象”一般会预设我们对他者的期待，是对他者或褒或贬的先入之见。如果缺乏批判的目光，这些“成见”会妨碍真正的跨文化理解。形象学则试图揭示文学或文化交流中的“他形象”与“自我形象”的形成、发展和作用，并为批判固定观念形态做出贡献。在法国比较文学纲领中，当时受到韦勒克(Ren Wellek)最严厉拒绝和批判的，当数加雷(Jean-Marie Carr)和基亚(Marius-偏偏竭力推重的“对人们所看到的外国的研究”，且称之为“有前途的研究领域”。韦勒克或许是把这一研究方向视为对他所理解的文学研究的那个唯一任务的最极端的偏离。【译注 1】然而，加雷的倡导既非旨在变比较文学为社会学或人种心理学科目，亦非权宜之计，为了寻求新的研究可能性而拼凑和炮制出的不伦不类的研究模式。新的倡导首先是一个经过周密思考、目的明确的尝试：通过把重点转向深入的接受研究，来解决过多的影响研究却没有令人满意的成果之问题。比较文学发展到加雷那个时代，对影响和渊源的探索已经将比较文学引入悲凉的境地。也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人们重新认识到一个事实，这也是当时的首要认识，即没有一种影响研究可以抛开与之对应的接受研究来进行；对文学的作用和成就的所有探讨，终究会导致对“传播者”的可能或潜在的受众之反应形式和接受方式的探讨。加雷对影响研究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展起来的。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能理解，为什么它能直接导致“形象学”(Imagologie)。加雷不再考虑超国界影响研究中还有什么值得挽救的东西并为此费力，而是宁可另辟蹊径：抛开影响研究，径直转向最广义的接受研究。何况这里所说的实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作为一种可能的比较文学专门研究，它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已见之于本学科的发展设想。路易保尔贝兹(Louis-Paul Betz)在他 1896 年的论文关于比较文学史的性质、任务与意义的批评研究中，已经把不同国家和人民的相互评价纳入比较文学的主要任务，并强调了歌德的观点。(注：参见贝兹1，尤其是第 151 页的论述：“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样相互观察的：赞赏或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或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巴尔登斯贝格(Fernand Baldensperger)也在 1913 年的文学专著中，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指出了这类研究的必要性。(注：参见巴尔登斯贝格2，尤其是第 4 卷第 3 章：“国家的综合性意义”(Les synthtismes nationaux)。)在这同时，阿扎尔(Paul Hazard)提出了一些有分量的见解，支持巴尔登斯贝格的观点。(注：参见阿扎尔比较文学3。另见阿扎尔的论文比较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4。同样值得重视的是阿扎尔于 1906 年 7 月在圣康坦文科高中期末庆典“庄严的颁奖仪式”上所作的讲演外国人如何评价法国5。)因此，二次大战后不久便得以突破、并且从此在所谓更宽广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向形象学的“正式”转向，从根本上说，是对一种研究可能性的早就应该进行的反思。虽然比较文学最重要的前辈代表人物早有劝导在先，这一研究可能性却一直没能被真正把握。6：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