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医患关系来看信任危机.doc

就医患关系来看社会信任 ——《信任论》读后感 信任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信任论》的作者郑也夫曾举了东西方两部重要文献来说明信任的重要性：《论语》中“信”字使用了38次，在与道德有关的字眼中，它的频次高于其他很多重要美德的字眼，它高于“善”、“义”、“敬”、“勇”、“耻”、“诚”。《圣经》中trust和confidence也出现不下过几十次。《信任论》是一部关于理解社会学研究的理 论专著，内容涉及人的本性、合作的进化、理性与习俗、信任对复杂的简化、秘密 社会、货币与信任、科举与学历、同行评议与科学等。读后颇有收获，对社会信任也有新的理解。 信任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主观愿望，表示愿意相信包围它的环境、周围的世界、和他合作的人和行为。但是随社会的日新月异，却渐渐产生信任了危机。信任危机，作为近几年来频繁出现的一个新词，是一个伦理学术语。表示社会人际关系产生了大量虚伪和不诚实,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严重危机的用语,指一定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被人们所遵守,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道德的联系和约束,彼此都无法相信对方的真诚和忠诚,因此不敢委以对方以重任的现象（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这里，我想就医患关系来看信任危机。 近年来医患矛盾持续升级。2011年8月16日下午在东莞市长安镇长安医院发生一起持刀行凶案件。凶手卢某先后将该医院医生刘某及伊某砍伤，其中刘某因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行凶男子被医院保安擒获。据悉，行凶男子年初曾找刘某看过病，但因病情无好转而怀恨报复。2011年9月15日，王宝洺来到北京同仁医院，持事先准备好的菜刀连续砍击耳鼻喉科部主任徐某头部等部位。在徐某倒地后，仍持菜刀继续砍击。徐某挣脱后，王宝洺仍持刀追砍，再次将徐某砍倒在地。王宝洺共砍击徐某18刀，徐某经鉴定为重伤。王宝洺曾因患喉癌在同仁医院就诊，并由该院医生徐某对其实施外科手术，后因其病患复发，即认为是徐某对其治疗存在过错所致，遂起意报复。2011年1月31日，上海新华医院胸外科6名医护人员受伤，其中1人被刺重伤住院。这个被媒体命名为“131事件”的医疗纠纷，记者采访当事人刘魁。据了解，本次事件的起因是由于1月28日刘魁父亲死亡之后，家人无法接受，院方也一直未能做出合理解释。于是次日刘魁家人开始在新华医院急诊大厅摆放花圈抗议，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却将花圈抢走，扔在医院外的马路上，刘家负责看花圈的亲戚也受到袭击，弟妹及姑姑被打，导致家属情绪失控而引发该事件。 种种血色案例都告诉我们医患关系已经变得不再那么简单。如何正确理解医患关系的概念和找到解决办法，将是医学界、法律界、伦理学界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到底什么是医患关系呢？医患关系是指“医”与“患”之间的关系。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来说，“医”主要是指医疗单位及其医务工作者。医疗单位不仅包括各级各类医院、乡镇卫生院、疗养院和门诊部，还包括各种诊所、卫生所、医务所等医务工作者包括各级各科医生、护士、医学教学人员、卫生管理人员、医技人员和医学科学人员等。“患”是指接受诊疗的人及与其相关的人或组织。如果诊疗护理过程没有导致病人死亡，就必须由病人本人提请医疗纠纷的处理。当然，按照法律的规定，病人可以委托家人、亲友、律师等人充当代理人，以病人的名义具体实施解决医疗纠纷的工作。如果在诊疗及护理过程中病人死亡，那么他的利害关系人就可以取代患者而成为医疗纠纷的主体。死者的配偶、子女、父母等都可以成为利害关系人。 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结合我们的案例来看医患关系实质上是，患者对医疗机构就其特定疾患的治疗提出要约，如案例中梅根患股骨颈骨折后前往医院看病，医疗机构对患者的要约给予承诺。医患关系是医疗机构与患者及其亲属之间因诊疗护理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即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对于目前的医患关系，公众普遍认为已到了比较紧张的程度，如不改善可能出现“医者不敢行医、患者不敢就医”的情形。从认识的角度看，医患关系紧张主要现象的主要原因有：患者一方多认为医生看病常多开药，开贵药，收红包，而不管病人的治疗效果；而医务人员一方则认为，患者就诊把钱看得比命还重，总想着少花钱，看好病，甚至看完病后再从医院捞一笔。基于这样的认识，医患关系的紧张是必然得。有一份在全国五省市30所医院的随机调查显示，患者对医院整体服务质量表示满意的51.3%，对治疗后效果表示满意的56.9%，对医务人员服务态度表示满意的为44.7%。 由此可见，有一半左右的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有不满意的情绪。这一数据表示医患之间存在问题，但医患关系紧张不应成为医务人员不良行为，社会公众与患者不良好就医行为的理由。 目前，医患双方在行为方式上基本采取的是以怨报怨，这种伦理行为方式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关系模式。如医患之间采取防御保守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双方处理医患关系的态度和方式，受损害的不仅又是患者，医务人员也不能免受其难。 要改善这种矛盾关系，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简化的信任机制和信任结构。郑也夫指出所谓信任结构是指，这种信任和那种信任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构成的，换句话说，就是你因什么而相信它。吉更斯概括了三种信任，一种是人格信任，另外一种是非人格信任或系统信任，系统信任又可以分为两种，货币信任和专家信任。下面分别说一下三种信任的结构，人格信任是因为熟人，直接或间接的知道他的情况。首先，和熟人打交道是重复博弈，使得人们不会轻易的背叛，因为欺骗别人的结果就是等待报复和惩罚。其次，熟人你知道他的历史，由他的过去推断他的今天。人格信任，人类的合作就是从人格信任开始的，然后逐渐扩大的。货币信任这里就不多说。在陌生的地方，除了靠货币，还要靠专家信任。这第三种信任结构也是现在日常生活中流行的。比如说得了病，就要找专家来看病。专家系统是三位一体的，第一，这个系统是科学的系统，相信专家系统的前提是相信科学。第二，这些科学系统的专家们，跨过了一个门槛，有入场证，至少大学毕业，之后还有同行之间的评议，专家系统和货币和政治上的民主不一样，后两者都是大众参与，但是专家系统不一样。我们要知道，科学和民主是很不一样的。民主是大众说了算，科学相信精英，是排斥大众的。第三，专家评议。比如说，协和医院有主治医生，教授医生，这是专家评定的，为什么要专家评定呢？是因为这个系统的特殊性。普通人和专家们信息不对称，我们没有能力去评议，只能相信专家们的评议结果。但是社会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评价系统。再比如，刚进校的学生没有能力评议教授。为了使病人和学生少走弯路，需要这样的专家评议。靠这个东西来建立这样一种信任机构。所以，医患双方及社会公众都需要对医学专家保留一定程度的信任。 再者，运用法律手段建立信任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国内，药品回扣从就没间断过。回扣腐败现象蔓延不止，造成药价虚高，严重影响医务人员形象。医药界业内人士提到更多的则是“以药养医”的体制。“只要这种体制不变，收取回扣就没法从根源上消失。”一位在浙江从事医疗工作十余年、深谙行业状况的医生告诉记者。加强医风医德教育、督促医务人员自律固然重要，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应该从社会实情入手，出台相关惩治规范法律，解决体制弊病。同时，财政对公共医疗的投入需要大幅度增加，提高医生的收入，打破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局面等，重新建立患者消费者对从医人员的信任。 书中写到了信任产生的原因和信任对于社会秩序的重要性等一系列有关信任的问题。对于当今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社会信任不应该是公共品，而是一种秩序。作为市场体系运行的道德基础，没有社会信任或者说一个良序（well-functioned）的社会信用体系，别说现代金融、期货、证券、电子商务等现代市场交易不能发生，就连任何长程和跨期的货物贸易也不可能持存和发展。再细想一下，没有起码的信任和道德禀赋，就不会有任何货币能得以流通，甚至不会有任何市场贸易发生。 这本书一方面让我对信任的定义及结构体制有了初步了解。更让我明白信任是一个社会的问题。要继续人类文明史，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必不可少。 5127149029 郑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