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悲剧与崇高从“悲剧”到“崇高”.doc

悲剧与崇高悲剧与崇高 从从“悲剧悲剧”到到“崇高崇高”话剧寻找李大钊通过展现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革命精神的纯粹性，展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个体的悲剧性命运，投射出深刻的崇高感。悲剧和崇高是一对有区别却又紧密相连的美学范畴，二者常相生相伴，因为两者在情感的表达和心理接受上具有递进和嬗变的关系。悲剧着眼于表现个体命运、理想的陨灭，其情感源于个体的苦辣酸甜、悲欢离合，重在表现一己情感之“悲”；而崇高则重在表现以个体反观群体的命运与兴衰荣辱，其情感源于个体投射到族类总体的使命召唤，是对个体在履行使命中历尽磨难而产生的敬仰与升华的情感，重在展现群体情感之“壮”。本剧以“悲剧”和“崇高”的双核驱动，通过历史情境和当下的生活相照应，突出“寻找”的精神性反思与拷问。剧中，悲剧和崇高各有侧重，却又有深刻内在联系，通常个体命运的“悲剧性”总是牵连着对高尚使命的“崇高感”。先说悲剧，悲剧往往意味着生命在被置于人的意志与命运的不可捉摸之间，愈抗争就愈加速走向毁灭的吊诡境地，生命的最终陨落透露出的是惋惜甚至悲凉。剧中反映的中国共产主义萌芽时期，李大钊义无反顾投身到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中，几乎以一己之力托起革命的重担，却无暇顾及子妻老小（以致爱女身亡）。在表现人物的革命精神纯粹性的同时，也展现了作为个体的喘息、踌躇、挣扎，打破狭隘的不忠（反伪政府）、不孝（逆家族之言）、不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观念，为普罗大众着想，为民族国家的“大义”奔命，所谓铁肩担道义。正是个体生命的内在紧张才恰恰闪现着人性的光辉，才恰恰烘托出生命的悲剧性。微弱的星光难以抗拒夜幕的黑暗，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人以生命的陨落昭示着黎明行将不远。当个人的命运自然而然地过渡并转换为为民族国家兴亡而奋不顾身时，个体的情感就会扩展为群体的情感，“悲剧”转换为“崇高”就顺理成章、水乳交融。生命在绞刑架上的脆弱反而强烈衬托出其“崇高”，有限的生命正是融入到无限的族群的生命当中，才恰恰延长了生命的长度，展现了生命的厚度，彰显了生命的壮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群像，以崇高的理想、坚韧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所进行的尝试，给了那个历经磨难、信仰缺失、支离破碎的民族共产主义这一新的希冀和憧憬。他们的精神没有随着生命在绞刑架上的终结而烟消云散，而是融入到亿万华夏子孙的血液中，奔流至今，高耸的绞刑架反而衬托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浩然于天地间。寻找李大钊通过时空转换，情境的跳跃，在突出李大钊对民族命运的探索和执着“寻找”的同时，也显现出当代人对那个纯粹精神追求的“寻找”，同时也是对每个“自我”进行“寻找”的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本剧显现出“存在主义”的意蕴。萨特关于存在主义的“选择”观念和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观念，都突出个体对于自身生命意义的“践行”过程，都是主张“偶在个体”（萨特）、“终有一死者”（海德格尔）以一己之身反抗“虚无”的动态过程，每个人的践行过程都是时时刻刻 对“我”的存在的“寻找”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剧中众多人物受李大钊精神所感染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而非一蹴而就，因为以自然权利为宗旨的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中，自己身体的我属（my-self）使得理想和价值总是显得虚无飘渺、不合时宜，所以理解当时的时代精神中的理想和信念的纯粹性是需要过程的。剧中主演和群众演员不止一次对李大钊当年的革命理想的质疑、诘问，甚至是发难，这正是阿尔都塞所言不同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之间造成的“误认”（misrecognition）的直接体现。剧中通过李大钊和反贪局长的角色转换，群众演员和扮演角色的转换，女革命烈士和秘书的转换等情境来刻画心理变化，每个人一步步走进那个主义纷争、激情燃烧的岁月，个体不再只是我属，而是成为即将汇聚为革命怒涛的点点浪花，转变为有崇高理想和追求的个体，“此在”一步步在“选择”的动态生发过程中“存在着”（being）。最终，被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和崇高理想所感染，剧中人物仿佛都进行了一次生命的洗礼。选择慷慨赴死和从容就义的革命烈士，其信念背后是民族国家历史使命强烈召唤的结果，是崇高的人生理想追求和坚定的革命信念，舍生忘死才真正成为一种境界，读懂此在生命的悲剧性，才能读懂其崇高感，才能真正理解“寻找”的涵义。白璧微瑕，剧中对历史人物的程式化刻画有待商榷，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每个人不可避免地以现代的观念反观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随着信息和观念的变化，对像剧中出现的先贤们如列宁、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人物的思想研究不断丰富和深化，仅仅突出其中一点来放大，人物形象刻板且单薄，显得缺乏历史厚重感，比如列宁歇斯底里演讲的“暴力革命论”、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等，草草过场仅仅来为剧中某些论断服务，略显苍白。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实的准确把握和有效运用事关成败，尤其是重大历史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