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docx

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 陆婷 [摘  要]抗战时期工业内迁和新中国三线建设都是以国防为中心开展的经济建设运动，两次内迁运动既有共同特点，也有差异性，本文拟从性质、目的、组织、影响等方面对两次内迁运动进行比拟研究，以期为当前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抗战内迁;三线建设;国防;比拟研究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4-0013-07 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发生了抗战时期工业内迁和新中国三线建设两次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两次内迁运动既有共同特点，也有差异性，这就构成了这二者进行比拟研究的可行性。当前三线建设在学术研究中日益白热化，本文运用历史的长镜头，将抗战时期工业内迁纳入到三线建设比拟研究的视野之中。 一、两次工业内迁的根本情况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全国的工厂符合当时工厂法登记标准〔即采用机器生产，雇佣工人达三十人以上〕共有3935家，其中沿海地区〔包括冀、鲁、苏、浙、闽、粤六省和天津、威海卫、青岛、上海四市〕有2998家，占全国工厂的76%，其中苏浙沪这三个省市就高达2336家，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与之相较，西南地区〔川康滇黔湘桂粤〕近代工业不到300家，西北地区甚至几近为零。[1]中国的沿海与内地工业开展状况判假设云泥，是中国历史上各种因素长期累积形成的，这种工业布局倘假设遇到对外战争，是非常危险的。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防止沿海地区的工业毁于战火或资敌，更为了在抗战中充实补给，国民政府决定开展以国防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运动，将沿海工业向内地迁移。1937年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工厂拆迁方案，成立了监督委员会。8月12日成立了上海联合迁移委员会，协助上海工厂迁移。上海迁出的民营厂共146家，机料1.46万余吨，技工2500余人。1938年6月随着战局进一步恶化，迁至武汉的工厂不得不再次拆迁。至1940年，内迁根本结束，共计内迁工厂448家，机料7.09万余吨，内迁技工人数1.2万余人。[2]这使得内地工业出现了短暂蓬勃开展的景象，为支撑正面战场的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是以美苏为首两大阵营的对峙顶峰期，全球形势异常紧张，中国的国家平安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被认为是中国平安环境“最困难、最险恶〞的时期。当时美国被认为是最大的战争威胁，1964年8月，美国蓄意制造“北部湾事件〞，与中国的冲突愈加剧烈，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郑重批示道“要打仗了〞[3]。北面，曾经的亲密盟友苏联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与中国关系破裂，政治分歧逐渐升级到严重的军事对峙和边境冲突。南面，印度在边境无端制造挑衅，中印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东面，台湾蒋介石当局因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企图发动“国光方案〞的反攻行动。正可谓四面楚歌、“山雨欲来风满楼〞。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要准备应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判断和国内的工厂都集中于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畸形工业布局的现实状况，在制定第三个五年方案时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1964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同意印发的一九六五年方案纲要〔草案〕，明确提出要采取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效劳的比拟完整的战略前方基地。“三线〞是指中国大陆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道线，兼有军事和经济地理的双重性质。一线地区包括位于沿海和边疆的省区;三线地区的范围是甘肃省乌鞘岭以东、陕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广阔地区。规模巨大的三线建设从1964年到1980年，横跨三个五年方案，先后掀起两次建设的高潮，累计投资2052亿元，参加建设的职工在顶峰时期高达400多万人。[4]据统计，1964年至1971年，全国共有380个工程从沿海迁至三线地区，[5]有力促进了内地资源的开发，改善了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增强了国家的国防实力。 二、同异之间：两次内迁运动的性质、目的、组织、影响的比拟 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与新中国三线建设究其性质都是以国防为中心开展的经济建设运动，但其中也有差异性，抗战时期工业内迁是被迫内迁，是战火已经烧到屁股上被逼上马的，是特殊的战时背景下的产物，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临时性。而三线建设是主动内迁，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战争形势预判之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具有预见性和全局性。 〔一〕两次工业内迁都是迫于战争威胁，以保存工业实力为目的，而三线建设不仅局限于此，还着重解決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旨在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综观抗战时期的档案资料，总结国民政府组织工业内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为了防止厂矿毁于战火，削弱国家经济实力，“战区及其附近之工厂，为数甚多，既不能继续工作，从事生产，且兵燹之余，惨遭破毁，势难防止〞;二是防止资敌，“亦不无资敌利用之虑〞[6];三是为了保障抗战补给，协助军需制造，增加前方生产能力，“我国仅依赖内地原有工厂生产之供应，实感缺乏之苦，影响抗战力量，实非浅鲜，自应将所有在战区内及其附近区域内各重要工厂之设备，尽量迁移内地，俾可继续生产，藉供战时需要〞[7]。 中国共产党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不仅仅应战备需要为鹄，还增加了调整工业布局和长远建设的双重考虑。毛泽东曾明确提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因此如果发生战争三线建设就可以诱敌深入歼灭，如果不发生战争，三线建设就是长远建设。关于第三个五年方案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指出：“从长远来说，把三线建设起来，就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建设上的战略布局，就既可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又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开展，创造更好的条件。〞[8]周恩来对此有过比拟全面和深刻的阐述：“我们现在一方面备战，一方面还要摸长期规划，要备战和长期结合。当然，这两个东西如果发生矛盾，要先照顾备战，但是长期总不能取消，要相互结合。你不打，我东西生产一点，总是有用。另一方面，长期还要继续进行。〞“搞小三线，要看长远规划，十五年要全国搞成一个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9]因此三线建设不仅有国防平安的直接目标，也有调整工业布局和国民经济开展的长期目标，是从全国整个战略布局综合考虑的。 〔二〕两次工业内迁的组织者都是政府当局，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强的组织性和使命感。工厂搬迁是一项涉及广泛，极其复杂的巨大工程，必须依赖于政府的科学规划、全面统筹和有效组织，来保证迁移的顺利和生产力的持续开展。令人惋惜的是国民政府在搬迁过程中的表现是不尽人意的，其过程是被动、仓促和紧张的，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一是反响缓慢。早在全面抗战之前，民间就有呼吁工厂内迁的声音，“战时人民生活资料、战地给养，不致感受缺乏，而固有的一点新式工业，不致完全破坏〞[10]。大鑫钢铁厂余名钰也曾方案将局部的设备迁到南京浦口之间，以防“沪厂被毁，尚留有京厂可资生产〞，但未预料战争的到来如此迅速，七七事变爆发后，余于7月14日致函国民政府：“呈请政府协助内迁〞[11]。随即中华国货联合会代表300余家工厂和10余万员工要求国民政府组织工厂搬迁。在社会各方的呼吁下，国民政府军委会终于1937年7月22日成立国家总发动设计委员会，开始研究内迁事宜，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正式作出内迁民营工厂的决议。具体搬迁事宜的部署工作尚未展开，8月13日日本就发动淞沪战争，15日大举轰炸，工厂拆迁的工作便是在这炮火中进行的，其损失严重伤亡惨烈不言而喻。未迁出的工厂被日本毁坏或变卖。 二是缺乏具有前瞻性周密的规划。刚开始国民政府规定“迁移目的地为武昌〞[12]，时任国民党行政院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林继庸也曾回忆说当时“尚以为武汉还是比拟平安的〞[13]。国民政府对局势的严峻性和抗战的长期性估计缺乏，既把希望寄托于英美的调停，又认不清日军的实力，认为武汉距离前线较远，故以为平安，错误地将武汉选择为战略前方。可是国民政府也没有为工厂迁入武汉作出妥善的安排，很多工厂因各种原因根本无法在武汉立足复工。当时有识之士提出“武汉并非乐土〞，应该继续迁移，但“工厂迁移武汉系根据政府定案〞[14]，无法改变。军委会第四部也曾拟定过“迁移各类工厂厂址分配表〞，将“武汉区〞“株洲区〞“西安区〞“四川区〞暂时划分为工厂迁入的主要区域，但因“限于长江轮船运输之困难，所有各工厂不迁往四川区内〞[15]。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节节败退，很快南京失守，武汉局势日益紧张，前方转眼变成前线，工厂再次拆迁迫在眉睫，迁至武汉的工厂又继续拆迁转移。以上可以看到，国民政府没有一个具有前瞻性而又周密的规划，前方的迁移是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就造成了很多工厂的二次搬迁，甚至三次搬迁，劳民伤财，“大批的物资损失，数量之大，实无法估量〞[16]。 三是组织不力。内迁工作是国民政府在节节战败的紧急情况下临时作出的决定，既没有周密的规划，各方面的条件也并未准备充足，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问题，国民政府不得不频繁更换组织机关。先是1937年8月成立迁移监督委员会，很快又成立中央迁厂建设委员会。由于内迁工厂数量的激增，原有機关无法正常运转，国民政府只能在9月下旬又成立工矿调整委员会。11月14日，工矿调整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及第四部、军政部、财政部、实业部等机关各派代表联合组成隶属于工矿委员会的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开始全面负责内迁工作。1938年1月，工矿调整委员会改隶经济部。初期国民政府对于内迁工作没有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负责工厂内迁的部门众多，各部门职责不明确，相互掣肘，“工厂内迁一时呈无政府状态〞[17]，严重影响内迁的有效进行。监督委员会只负责提案内注明的一些工厂，对其他行业那么无法决定，而是由各负责的部门决定，如教育部负责文化印刷业的搬迁，交通部负责造船业的搬迁，被服组负责呢绒厂的搬迁，军需署负责食品业的搬迁。但这些具体负责的部门并未履行职责，如教育部拖延至9月份才着手准备搬迁事宜，林继庸在报告中也曾批评过教育部的搬迁工作“既无主意又不肯负责〞[18]。交通组对造船业迁厂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最后只迁出三北造船厂的一个机器制造部门。被服部对内迁工作更是毫无作为，最终导致上海呢绒厂无一家迁出。 由于国民政府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有效组织内迁工作，各部门各行其是相互扯皮拖延，冒着炮火的工厂搬迁始终带着悲剧色彩。上海共迁出146家工厂，只占当时上海5000多家工厂的极少数，毁于战火的高达2375家，被日侵占203家。除了上海与武汉迁出三百余家工厂外，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济南、郑州、许昌、太原等地各迁出了少数几家，青岛、河北、广州等地几乎连一家也未迁出。[19] 而对于三线建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实而有力的指导。 一是决策及时。二战初期，德国假装高举“德苏友好〞的牌子，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却不宣而战向苏联发动大规模的突袭，苏联在西部和南部遭受巨大的损失，只能紧急发动进行疏散和搬迁。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搬迁了1523个工业企业，虽然初期未建立稳固的前方遭受损失，但后来的积极搬迁最终为战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形势进行及时的判断，又善于吸取苏联工业在卫国战争初期未能及时搬家的教训，从国内的实际出发审时度势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敌人的突然袭击进行积极的备战工作，是非常具有预见性的。 二是科学规划。按照毛泽东关于“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的指示，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在规划安排三线建设的同时，有方案地从一线地区搬迁一局部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到三线地区，发动和组织一线地区大力支援三线建设。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搬迁工作会议，明确搬迁工作的原那么。军工厂和配套厂首先搬迁，短缺产品工厂优先搬迁，根底工业骨干和配套厂尽可能搬迁。按照三线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国家计委对1965年和“三五〞“四五〞和“五五〞期间的建设工程、规模和投资分别做了安排。有关产业部门经过调查研究和综合规划，提出了三线地区建